三月四日中午，十多名抗议者聚集在台北重庆南路司法院门口，有人身着律师袍、有人穿着传统原住民服饰。他们举着“狩猎除罪化”、“野(生)动(物保育)法违宪”等标语，抗议原住民屡屡因为打猎遭到判刑。抗议者同时递出了释宪声请书，主张《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和《原住民基本法》相抵触，前者应该失效。
激起这一波抗议和声请释宪行动最重要的引子，是去年布农族族人Tama Talum(汉名王光禄) 因为狩猎遭重判，却在预订入监当天因为社运团体高分贝声援，致使全案峰回路转的一段曲折故事：
2015年12月14日，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上的法务部前升起了阵阵狼烟，一群抗议者高喊着“Talum无罪”的口号。身穿族服的布农族族人Talum表情凝重站在抗议群众里。隔天是Talum预订入监服刑的日子。给他带来这场牢狱之灾的，是一把猎枪、两头猎物，山羌和长鬃山羊。
Talum因为违反了《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和《野生动物保育法》而被定罪。原住民的“打猎文化”和植基于“现代文明”的国家法律，直接在这里碰撞。
打猎 布农族人的生活所需
Talum的家乡在台东县海端乡，Takimi（龙泉）部落以农耕为主。从部落看出去，白云像飘带一样环绕着苍翠的山峦，雨后清新的空气中，带着泥土地芳香。这里是典型的东海岸田园风光，山脉之间是连片的水田，各个部落就散落其间。
在Talum的工寮，他的侄子Talum（两人同名）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制的猎枪。这些猎枪已经使用了很久，多是父传子，枪管和枪栓已经有些生锈，原本该有棱角的部分也被磨出弧度。枪托的木制部分已经被使用的非常光滑，颜色很深。侄子打开猎枪，将火药装填好，上膛。“砰”的一声闷响，火药并没有被点燃。侄子笑了，摇了摇头，重新装填了火药，再次举枪射击。这次成功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后，回音回荡在山谷中。
在布农族的传统里“猎人”并不是一个职业，而是每个男人的基本生活技能。布农族人看待山林之如同家里的冰箱，是他们储藏和拿取食物的地方。勇敢的猎人会因捕获凶猛的猎物而成为勇士，获得族人们的尊敬，也有机会在类似“射耳祭”等重大祭典当中参与“报战功”，大声念出母亲家族的名字，为家族赢得荣耀，并有机会获得成为部落首领（lavian）的资格。
布农族的传统猎场深入中央山脉里，年轻的猎人们都向部落里的长辈学习打猎的技巧和制枪技术。这些一对一的教学都是低调进行的，部落里并不会公开宣称谁有这样的技术，感兴趣的孩子，自然会找到学习的对象。年轻的猎人们通常两、三个人一组进入山林，他们最早能够承担的工作离猎枪很远，比如背东西和采集；等有了几年的经验之后，才会被允许使用刀具。当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之后，他们才有机会使用父辈们传下来的枪枝。
8岁开始就被父亲带上山林打飞鼠的Talum经验丰富，他已经习惯独自一人完成这项工作，唯一的“工作伙伴”是家里的猎狗。
打猎都在晚上进行，一方面白天工作繁忙；另一方面，黑夜中容易发现猎物。猎人们戴着头灯，穿梭在山林之间，山羌等夜行动物在黑暗中被灯光照到时，眼睛会发亮。发现目标的猎人，迅速举枪射击，“砰”、“砰”几声枪响之后，猎物便倒在树丛之间，猎狗便去寻找猎物的位置。
打猎是布农族人的生活所需，但代表“文明”的现代法律，只允许布农族的猎人们在一年一度“射耳祭”的那七天打猎。 在“射耳祭”之前，部落的族人们必须提前向政府提出打猎的书面申请，并在规定的区域之内“合法”打猎，其余时间打猎都是非法。但是布农族历来的打猎传统，并不仅限于重大祭祀，还有各家的家祭和家庭需用。
让Talum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被抓，判刑达到3年6个月。3年6个月是多重？一个参考数字是近年唯一被台湾政府捕获的共谍镇小江，一审刑度是4年，而镇小江间谍网中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人刑度超过3年。
2013年8月25日凌晨2点，打猎结束的Talum将两只猎物，一只山羌和一只长鬃山羊装进背包，准备跟着大狗一道下山回家。这些猎物是他为自己94岁高龄，吃不惯饲养生产的肉类的母亲所准备的。在接近部落时，Talum突然被一个人拦了下来，对方是名警察，来自隔壁部落的布农族人。警察查看了他的枪枝和背后背的猎物，要求他去一趟警局，Talum并没有多想，便跟着去了，而这竟是噩梦的开始。
这并不是Talum第一次因为打猎被抓，2006年，他曾和侄儿一起去山上打猎，捕到两只山羌，遭警方移送，被判刑1年，缓刑1年。
Talum同时也不是第一个因为打猎而被抓的猎人。在此之前的案例有：
2015年10月居住在花莲铜门的太鲁阁族族人举办感恩祭活动，上山打猎。因来不及重新向政府报备，在返程途中遭警方拦检，并依违反触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野生动物保育法》送办。
2014年12月30日，台东市宝桑巴布麓部落举行大猎祭，5名族人因自制猎枪不符法规遭移送法办，后获不起诉处分。
2013年12月，排湾族猎人蔡忠诚因改良猎枪，二审被判刑2年8个月，并科罚金10万元（新台币，下同），后经最高法院审理改判蔡无罪。
以上这些案件只是近3年来较为受到瞩目的指标性事件，而更多的案件并没有被看到，在原住民因打猎而遭到逮捕的案例中，被法院判决的每个月至少就有一件。
让Talum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被抓，判刑达到3年6个月。3年6个月是多重？一个参考数字是近年唯一被台湾政府捕获的共谍镇小江，一审刑度是4年，而镇小江间谍网中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人刑度超过3年。
Talum和身边的人得知台东地方法院一审宣判结果时，都感到非常惊讶，部落里的族人甚至跟他开玩笑说：一定是法官搞错了。但到了三审定谳之后，没有人有心情开玩笑了。
Talum被判刑 寒蝉效应席卷部落
使Talum遭到重判的是他使用的那杆捡到的猎枪。
根据现行《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20条第1项规定，法院将Talum所持有的猎枪认定为非其所制造，亦非属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许之方式制造。Talum也无法举出取得枪枝之“来源”，与其原住民文化有何相关，故认定他持有该枪违法。
这一规定中定义了原住民不得使用火力较大的制式猎枪，只能土法炼钢以“传统”的方式制作猎枪。这意味着虽然时代进步了，但是原住民族手中的猎枪并没有进步，甚至还不如祖先的枪来的先进。在日治时期，殖民政府收走了布农族人手中的改造的法国枪栓式单发装填猎枪，统一发放村田式步枪给他们，方便管理，提高安全性。可是到了民国政府时期，这些制式猎枪被政府收走，取而代之的是回到了土制猎枪的时代。
对于猎人们来说，土制猎枪并不安全，没有标准化的生产和品质管控，这些枪枝不但火力较弱，甚至常发生走火等意外状况。在Talum的案件当中，他所持有的枪枝被判定为“制式枪枝”的理由是，这杆枪可以装填制式子弹。而这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所不允许的。
对此，Takimi部落的领袖Umas（汉名“王秀德”）告诉端传媒，汉人社会对于枪枝带有恐惧，比如说会担心这些猎枪会不会被拿来抢银行。但是原住民持有枪枝的目的仅仅是用来打猎，并没有带枪去都市地区。“而且我们又不是罪犯”。
被这个判决惊吓到的并不只有Talum，他所在的龙泉部落在得知Talum被判3年6个月之后，再也没有响起过枪声，没有人敢去打猎了。原本在部落当中学习制作枪械和学习打猎的年轻人们，也不敢再公开向前辈们学习了。寒蝉效应席卷整个部落。
汉人和原住民看待大自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以汉人的角度来看，人是主体，大自然是客体，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然而在原住民的观念当中，正好与汉人相反，土地和大自然才是主体，是自然孕育了人，为人们提供了食物。
心灰意冷的Talum有了开始准备坐牢的念头，他将自己养的鸭子全部送给别人，将远在桃园工作的女儿叫回了家里，他希望在自己坐牢之后，女儿可以替他照顾年迈母亲。Talum甚至曾经在法庭上问法官，可不可以带着母亲一起坐牢？
就在他绝望之际，一位部落的族人在得知他的状况之后，带他前往“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台东分会”，陈采邑律师接下了这个案子。
2010年，原本在台北分会工作的陈采邑来到了台东。在此之前，她所处理的和原住民有关的案子多为“都市原住民”的职业灾害案件。花东地区，陈采邑遇到了很多因为打猎而遭移送法办的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她走进原住民朋友们的部落，走进他们的文化传统，也开始觉察社会结构带给原住民族的压迫。
原住民狩猎，一方面是传统生活方式；另方面也遵照着一定的道德约束，例如不杀母、幼，适量猎捕。这维护了山林中的生态平衡，防止食草类动物数量大增，破坏植被和树木。但是由于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与现行法规有部分冲突，汉人社会对于原住民族文化了解有限，所以在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狩猎被污名化，被贴上“盗猎”、“残忍”等负面的标签，导致很多部落族人不敢提到枪和狩猎。
陈采邑表示，汉人和原住民看待大自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以汉人的角度来看，人是主体，大自然是客体，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然而在原住民的观念当中，正好与汉人相反，土地和大自然才是主体，是自然孕育了人，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她引述一位原住民朋友的话“是森林在保护我们，不是我们在保护森林”。因此在处理原住民族猎人被起诉的案件时，陈采邑加入了“文化抗辩”，将原住民的传统与社会观念引入法庭。
守护文化 猎人无罪
接到Talum的案子时，距离他要入监服刑只剩两个多礼拜了。陈采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案子“死了”。如何让一个死了的案子重新翻案？只有非常上诉一条路可以尝试。而要促成非常上诉，只有采用“非常方式”了。
12月2日，陈采邑在自己的脸书（Facebook）上写下短短的一段文字：
“救援……台东布农族人为了高龄94岁的母亲想吃山产，拿捡到的土造长枪上山猎到一只山羌、一只山羊，被依违反枪炮条例及野保法判刑3年6个月并科7万元罚金确定，族人即将在12月15日入狱服刑，到现在没人敢告诉年迈的老人家……”
这则百字左右的短文在网路上迅速引发回响，超过300人分享，事件很快引起了公民团体关注，媒体将此事定为“孝子”为了孝敬母亲而遭法办，使得事件很快传播开来，Talum也受到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8日，数十个公民团体前往法务部抗议，声援即将入监服刑的Talum。12日，在他的家乡——海端布农文物馆前的广场上，布农族人和前来声援的人们点起了狼烟，鸣枪宣示：守护文化，猎人无罪！
预订发监当天上午，Talum面对媒体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也应该无罪，除非检方到家里来抓人，否则他自己不会主动去监狱报到。同日下午，最高检察署表示，检察总长颜大和为Talum提起了非常上诉，台东地检署也暂缓了他的入监。得知消息的Talum兴奋的抱住了母亲。
“当然，每一个民族对于自治的想像都是不一样的，修法还有很漫长的时间，但是，至少要让我们能够参与讨论，让我们能够反应自己民族的的意见。”
回顾让这个“死案”起死回生的过程，陈采邑表示，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支持，没有上升到社会运动的层次，没有媒体的关注，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促成这次非常上诉，不可能在最后关头挽救了Talum。
而这起事件不单单仅关乎Talum个人的人身自由，也象征着打猎作为布农族的生活方式之一所受到的来自大环境的挑战。在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之后，部落里的猎人们才敢开始低调的打猎。
目前Talum的非常上诉正等待最高法院的回应，Talum和他的非常上诉律师团以及关注原住民权益的组织希望最高法院“破例”开庭，让族人有机会亲自表达意见。
海端乡前乡长Lowng（汉名“黄春宝”）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他期待新政府可以有所突破，可以让原住民逐步实现自治。记者追问“是怎样的自治？” Lowng回应：“当然，每一个民族对于自治的想像都是不一样的，修法还有很漫长的时间，但是，至少要让我们能够参与讨论，让我们能够反应自己民族的的意见。”
随着Talum的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原住民团体日前召开了“狩猎是原权非原罪”的记者会，准备就Talum的案件和其他原住民因打猎遭判刑的案件声请释宪，原住民团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释宪宣告《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部分条文违宪，使得原住民的狩猎权受到保障，不要再让猎人成为罪人。
非常上诉之后，Talum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也重新开始了司机的工作，他开着箱型车驶过乡间的道路。冬末的花东纵谷上已经开始了农忙，连片的水田中已播下了绿意萌萌的秧苗，天光云影就倒映在田间地头。他的孙子小Talum在他身边睡着了，Talum习惯带着他在身边，经过2年半的官司缠身，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以这样静静的陪伴着布农族的下一代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