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警员”叶继元所引发“跨性别认同”议题的讨论，很快就隐没在“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喧嚣里。“性别少数”的议题尽管并不经常为主流媒体关注，但它并不会消失。例如2016年1月15日，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经过与美国“双性人”人权团体InterACT沟通之后，认定“歧视某人身为双性人”即为性别歧视，违反纽约市人权法。
双性人并非极端少数
“阴阳人”一词从古代的笔记小说里就已出现，属于长期以来的俗称，把不论是外部性别气质或内部生理上所有“不男不女”的人归类于此。在18至19世纪时，医学多使用“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一词，而“双性人”此词则是近代因性别运动的倡议，以“男女有别”的概念上所建构，目的是认为“阴阳人”一词带有贬义，愿能以“双性人”代称。但以上说法仍是粗略概论，因华语地区广阔，看法及社会敏感度因地而异，例如在近期中国大陆则舍上述两者，采用新译“间性人”来指称英语Intersex这个新词。阴阳人（Intersex）有着独立于跨性别（Transgender）的性别认同过程，暂依当前男女二元的架构下，他们会依着自己的性别认同，判定自身属于异性恋或同性恋。
双性人
虽然说是“性少数”，但根据联合国专业机构的测算：全世界0.05%至1.7%的人口为双性人。这意味着2000人里头就有至少1个、至多34个双性人。这和全世界有红头发的人数比例几乎是一样的。
根据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处理双性人案例儿科医生的纪录显示：“1年当中会约有12个双性宝宝出生。”也就是几乎1个月就会有1个。即使除此之外，东方国家地区至今仍找不到太多可信的统计数据，但仍然显示出双性人并不尽然是极端少数。
“双性人”到底代表的是社会里什么样的人？于此，甚至在现今的性少数倡议运动里头也仍少有讨论，角色仍模糊不清。又当今“双性人”在媒体上出现的几乎皆是浓浓的“猎奇”色彩，使他们长期被迫披上了“畸形”或是满有“遐想”的大众印象。
“即使‘阴阳人’这种称呼在有些人眼里是一种‘污名’，但我自己的态度是‘拥抱污名’。”“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创办人丘爱芝是台湾人，他是台湾唯一公开身份的双性人。
丘爱芝的身份证记载是“女性”，但包括喉结、胡须等外观看起来都像男性。他出生时便拥有模糊的性器官，在6岁时进行性别指定手术，割除大如阴茎的阴蒂，医师与家人“决定”了他的性别，也把他作女孩教养，但他身里仍存留着大量的男性贺尔蒙，青春期来时也没有月经。
丘爱芝不视“阴阳人”这个词为贬意，反而认为从汉学“阴阳动态”的角度来看其实反而非常适切，彰显出了“性别流动”的本质。
如果诉诸感官直觉，有一部分“双性人”可以从外表看出比较偏向男性或女性；但有一部分，例如在2015年于台北举行的国际LGBTI联合会的双性人工作坊上，的确能感受到阴性及阳性的气质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且比例几乎相同甚至融为一体的表现。又例如丘爱芝个人在公众场合常会问听众：“觉得我是女生或是男生？”都会有几乎相同比例的人举手。
于自身的性别概念，其实不太觉得自己是男人或是女人，是这个社会迫使我建构是男或是女，甚至又或是双性人，这都不是我给自己的身份定义。
来自香港的“细细老师”，是华人世界里另一个公开身份的双性人权利倡议者。他是一位中医师，但诊间里除了一般养生保健的书册外，还有一块写着“欣赏差异，拥抱自在”，此为丘爱芝当时在台北同志游行中使用，之后送给细细老师的标语，另有一本小册子《藩离之外──认识和关爱双性人》。
细细老师的性倾向为女性，所以随着身份证性别栏的改变，他也从异性恋成为同性恋，但已对自身非男也非女的身份认同而言，不论用当今任何从性别二元所建构的社会下，似乎都已显得不够精确了。
细细老师说：“对于自身的性别概念，其实不太觉得自己是男人或是女人，是这个社会迫使我建构是男或是女，甚至又或是双性人，这都不是我给自己的身份定义。”
细细老师一出生的时候，医生并不能判断他的性别：他的下体出现一条细小的阴茎（据他自身的诠释，这其实只是一条肉），但中间却没有尿道。尿道口则长在会阴，即是在下体与肛门之间的位置。在约半岁的时候，他长出了两颗“类似睾丸”的东西，医生因而断定细细老师是一位男性，并在出生证明里写上“男性”。
细细老师自8岁那年开始，医生为他进行各式各样多达20多次的手术，以图重整他“不全的性器官”。那是至今40年前，医疗技术并未像今日发达之时，撇开长期因手术而受的痛楚不说，到最后他的“阴茎”上破了4个洞，上厕所时如撒花一般，且仍无法达到医生期望的能传宗接代“正常男人”的结果。
从以上例子不难发现，这当中所显示的巨大差异，使得外显特征定义困难，所以就算要统计也很难做出精确的数据。这也随着医学看待双性人的态度，从过去只看外生殖器，到现在可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后，都不断地在变动。性别到底该依身体来决定？还是心理？性别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否可以流动？或者应该从一而终？
“性别区分”或许难有一套确定的方法，但性别撰择的权利却应该是确定的。
婴儿时期应尽快“诊治”？
当今双性人常需要面对的“性别指定手术”与跨性别者的“性别重置手术”的过程及原因非常不同，跨性别者基本上都是自愿接受手术，要求的是“身体的自主权”，但双性人要求的“身体的完整权”，他们通常都是在很小、甚至还未有记忆知觉的时候，就被医生及家人决定做“性别指定手术”。
一部加拿大小说《他身体里的孤独女孩》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而我觉得这是最善意的做法，我们要决定这孩子的真实性别。”
“真实性别，不是假的。”
“我们用这个阳尺规来决定。”他从推车上拿出一根细小的银色棒子，上面有绯色的数字。
“是的，看得见吗？”他指着阳尺规的四分之三的长度处上一点标记。“如果他的阴茎跟这一样或是比这长，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真实的阴茎，如果没有达到计量标准，我们就把它认定为阴蒂。”
哈辛坦转头好看清楚那细小的标记：“一点五公分？”
“正是。”
“如果比这个短会怎样？”
“如果阴茎比一点五公分短，正负误差百分之七公分。”
“百分之七？”
“是，当比这个数字小，我们把男性性征移除，在往后的青春期里我们打造他女性的面向。”
“如果刚好呢？不偏不倚的正巧在那个数字上呢？一点五公分，没有正负百分之的误差？”
“那我们得靠所学来猜测，做内分泌测试，不过说真的，新生儿的内分泌测试我们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推测，断定性别最重要的根据，还是出生时阴茎的尺寸。”
“那就帮他量吧。”
小说里的描述虽不尽全然是当今每家医院的共同作法，但的确显示出了一种医学在这其中的尴尬。
香港中文大学新传学院曾经拍摄一部以细细老师为主角的短片《双性迷思》，片中访问了香港一位小儿外科医师梁伟业，他主张以外科手术为双性人婴儿决定性别“愈早愈好”。因为即使具备女性染色体，但如果这个“病人”因为性器官发育，而产生“不正常”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影响脑部发展，而使他长大后的自我认知都认为自己是男性。因此需要在婴儿出生之后，尽快“诊治”。
麦棨诺医生是香港少数对这个议题有所研究的精神科医师，他形容“性少数族群”在医学界里似乎仍是一块“被遗忘的拼图”，任何与之相关的医学领域几乎很少多做讨论，且甚至与一般精神疾病相较下，性少数的标签化甚至更加严重。
麦棨诺表示现在的医学药物，其实已经可以轻松地协助各种状况的双性人度过青春期强烈的贺尔蒙反应，所以站在医学的角度上，并没有必要早在婴儿时期就以侵入性手术来“指定性别”。
在2015年11月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会议中，“双性人”第一次被列为议题。这意味着在双性人权利倡议者眼中，未成年人的“性别指定手术”等同酷刑。
相较于跨性别者要求的是“身体的自主权”，双性人运动以“保持身体的完整性”为倡议要点。推动医疗不要做性别指定手术，如果因有生理需求上一定得进行，则必须以功能性上“点到为止”即可（例如帮助排尿等），然后再做后续追踪。目标是希望能达成让双性人到18至21岁之间再决定是否做手术。
然而由于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规，仍必须在出生后短期内在出生证明上填上性别，当今只有澳洲，英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填X（non specify）。如要为保护双性人的自主身体权的话，则必得推动政策上的改变。
双性人都是人，都应该享有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的性器官与一般人不同，而忽视、甚至阻挡他们的权利，我要的就是这么简单。
除了医学层面，社会的接受度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丘爱芝现身后，发现其实台湾的社会反应与其他华语世界相较下，并没有太强烈的阻力，公众现身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太过负面的反应。
但在香港的细细老师就遭遇家族亲人不小的压力，在他选择女性之后，父亲至今无法接受，母亲虽然可以接纳，但也希望他在亲属聚会的场合，以男性或者中性装束出现。
在细细老师成立“藩离之外”前，丘爱芝的“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其实是华人世界唯一的双性人组织，他因而接到不少大陆双性人的求助信息。中国大陆地广人多，除媒体上极为猎奇的偏颇报导外，可说是还没有任何双性人倡议的运动空间。
华人世界当今现身的阴阳人运动倡议份子，只有台湾的丘爱芝及香港的细细老师，所以，增加与国际阴阳人之间的连结比起其他性少数的社群显得更有急迫性；藉由更多了解阴阳人在亚洲的真实情况，亚洲区的政策推动才能更有方向。
廖豪章是台湾第一个同志教会“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的长老，也是婚姻与家族治疗师。他说自己在2007年第一次在教会里接触到双性人会友，那是一位外表看约五、六十岁的中年男性，他表明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喜欢的是女生，所以他认为自己的性倾向在此架构下是女同志。
尽管不清楚对方在自我性别认知及外表形象上是否已趋于整合，但由于他参加的是教会中的女生小组，如此“不一致”的画面大大冲击着即便是同志友善的同光教会；与他同组的部分组员仍会怀疑，他是否其实是异性恋男性来同志教会吃女生豆腐，即使组员清楚知道他是是双性人。但这样的状况确实让当时的教会辅导难以处理。
其实不只同光教会，这在一般大众也是常见的现象，多半不是有刻意的歧视，而是社会上很少有机会可以让更多人讨论这其中的不一致。当不同的群体都各自怀抱着自身的恐惧，就没有机会讨论，更遑论解决。
廖豪章表示要全面性地改变体制，本就很需要时间，因为在当今以效率至上的社会中，要体制为了这些少数中的少数而修改的确很困难。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如果能有更多双性人愿意站出来，在现身时多布下一颗多元的种子，让社会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并了解他们，才会开始有更多人去注重，并愿意为双性人发声。最后这个环境才有机会更真实地变得更友善。
“双性人都是人，都应该享有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的性器官与一般人不同，而忽视、甚至阻挡他们的权利，我要的就是这么简单。”细细老师在《双性迷思》的结尾，用这句话总结她奋斗的目标。
而丘爱芝有着更宽阔的胸怀：“彰显这个世界的‘多样性（Diversity）’，正是我认为双性人可以带给人类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