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生了太多事，心知肚明，百感交集，任食任做，走马观花。“城市放题”是个全盒，是个百子柜，包罗了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种种。本栏邀请不同的城市观察者，对城市生活与文化指指点点，或情深叙事，或精辟分析。这期谈在欧美及土耳其引起关注的“占屋运动”，是否能鼓励我们对于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可能性的想象。──放题者语
有人拍得政府人员于夜半行人隧道内用高压水枪清洁，旁边十多个无家者床褥尽湿，只能用被盖头装睡，不敢作声。报导被疯传，冷锋袭港期间，看得人份外冒火，大骂政府毫无人性。到底有什么原因可以使人变得这样残忍？恻忍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我们都有一种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的天性。但如果盲目将上级命令、法律条文、管理思维高举，凌驾一切，把别人痛苦不幸置之不理，良知便慢慢遭到蚕食，人性也终究消耗怠尽。
那么如果我们高举物业私有化的权利，纵容房屋楼宇囤积空置，漠视有屋无人住、有人无屋住的状态，是否也犯上同样错误，有违人道？
恻忍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我们都有一种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的天性。
数年前研究欧美占屋运动（Squatting）时，找到一本已经更新到第十三版的《完全占屋手册》（The Squatter’s Handbook），内容以英国和威尔斯法例为基础介绍正确的占屋程序。只要选择至少空置一年的单位，和占屋后不破坏屋内物品，政府便只能从民事诉讼处理占屋者。
《完全占屋手册》作者是一班来自英国占屋者顾问服务中心（Advisory Service for Squatters，简称ASS）的成员，专门为露宿者与其他有意占屋人士提供免费法律意见。这班（BAD）ASS大多数是圣阿尼斯广场（St. Agnes Place）最早期的占屋行动者，他们于1969年开始占用第一间政府准备拆卸的旧屋，自行维修后开始居住留守。直至到1977年政府清拆行动升级，大量年轻人加入占领其余空屋作出声援；由于有行动者跑到屋顶对抗大型清拆机器，加上律师成功申请禁止清拆令，事件跃升全国焦点。部份占屋者反攻市政厅，冲入内部抗议政府不合法清拆，最终令当时的保育议会（Conservative Council）瓦解，会长 Stimpson 辞职。占领者尝试申请逆权侵占，可惜于2003年被驳回；一直拉锯到2005年尾，警方出动约200名防暴警察清场，大部份占屋者始离去。最后一户占屋者终于在2007年被赶走，所有人最终无罪释放。
谈论占屋运动时我们常引用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的丰富经验和背景脉络，但真正受到占领运动启发的“占屋新贵”，必定有土耳其的份儿。
网上查看，《完全占屋手册》快将更新至第十四版。除了因为法例改动过后2012年英国与威尔斯收紧了占用空置住宅条例，内容必须作出调整，笔者怀疑，另外一个改版原因好可能与全球占领运动有关。占领的直接行动意识，或多或少刺激到参与者，甚至观察者产生到不同的空间权力想像。谈论占屋运动时我们常引用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的丰富经验和背景脉络，但真正受到占领运动启发的“占屋新贵”，必定有土耳其的份儿。社会学家 Helga Rittersberger-Tılıç 在 《21世纪社运动流》（Waves of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s in Twenty-First Century）里面，提供一篇以土耳其占屋运动作背景的重要文章。过去三十年，土耳其依赖地产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支柱，大幅度的都市化项目为社会弱势带来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倾斜经济状态下爆发2013年加济公园（Gezi Park）的大型占领行动，后来因遭受暴力清场借机转化成全国性抗争运动。空置房屋成为占领的新场域──行动者主动翻新单位，并开放给与大众或有需要人士，主动开拓暂时性的公共空间。引用学者 Hardt 与 Negri 的讲法，就是“公有化”（Commoning）的过程。
虽然占屋运动通常只能作短暂的调整，但重点在于展示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的可能性，令生活价值充斥着矛盾的都市人，情感与心理上得到转移的机会。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形容我们必须按公共目的不断调整城市内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财产，透过重建“共享都市” 才能彰显空间正义。虽然占屋运动通常只能作短暂的调整，但重点在于展示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的可能性，令生活价值充斥着矛盾的都市人，情感与心理上得到转移的机会。
本土研究社去年尝试统计香港的空置大厦、公营机构宿舍及服务式住宅等项目，发现私楼空置率竟然高达9.7%。加上多年杀校后增加的空置校舍等等空间，如果香港真的有土地供应问题，那么占屋运动更加合情合理。大型占领运动过后，我们对空间、人权、公民抗命等等的想像作了进一步加深。或许，现在是时候挑战私有产权至上的统识，向实现“无屋住的人”，可暂用“无人住的屋”，迈出一步。
（题目为编者所拟，原题为《重读<完全占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