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梁振英宣读任内最后一份涵盖全年的《施政报告》后，“一带一路”已俨如套在香港市民头上的紧箍咒，听了就头痛。不少香港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一带一路”，更多的指责香港施政“一路向北”。
事实上，自梁振英上任、2013年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以来，已把香港的大型经济及发展政策跟中国的经济建设口号划定为一。“一路向北”也早在他之前已开始。
中港融合1.0：经济互惠互利
香港经济一向跟中国发展密不可分。战后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跟中国当时大量难民带著技术、资金、知识以及廉价劳动力，以及中国尚未开放有关。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港商北上大展拳脚，这类故事早已人所共知。
1996年的中国推出“九．五规划”以约四十字的篇幅，提到包括香港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意义。回归后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于97年发表首份施政报告，亦花了一段提到“加强与邻近省市的 经济合作关系，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与广东省政府成立“较高层次组织”研究和协调两地交流。翌年的施政报告，他如此总结与内地合作的目的：“特区政府会.......创造有利内地和香港合作的环境，使香港工商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市民有更多就业机会，整个香港更兴旺繁荣。”
这种合作的前提是商业发展上，香港有明确的“有利可图”。不过踏入新世纪，香港与中国经济融合的本质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中港融合2.0：香港成为配合国家发展的棋子
虽然北望神州早已是大势所趋，但将香港正式白纸黑字写入国家发展蓝图却是近年的事。首次出现这情形是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国家表明“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 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香港政府在《十一五与经济发展高峰会》发表的讨论文件回应，“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更表明对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2011年更在“十二．五规划”中更独立成章。
2009年香港施政报告中就出现了这么一句：“《规划纲要》已将粤港全面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里的规划纲要指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对不了解中国官式中文的香港人来说，“国家战略层面”指甚么也许并不好懂。为此长年研究中港经济融合的地理学者陈剑青提醒说，这份纲要于2008年12月出台，当时全球金融海啸开始席卷全球，广东省本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发展工业之地，但同时并代表其生产成本亦升得最快，广东省制造业不再受惠于低成本而面对瓶颈；同时欧美国家订单锐减，一时大量厂房倒闭，工人运动势头上升。中国政府的管治合法性一直跟经济表现成正比；《规划纲要》提出广东省要提升经济产业、将广东省改造成金融服务业中心，发展高增值产业、服务业和创新科技，来个“腾笼换鸟”，取代制造业。
2009年香港施政报告也这样写到：“国家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关键在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亦为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定位指出了清晰方向。”香港的强项正是金融和服务业技术和人才。于是下一段说：“政府亦希望能通过参与深圳前海的发展.......对内地发展服务业作出贡献…….我们会继续.......与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如何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结合两地的力量，一起推进前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可行性。”
陈剑青认为，这种中港融合的目标是为了将香港的服务业和金融业人才和资金带到广东省，实现“人才资金双转移”，而为了令人才流动，建大型基建、交通和入境口岸至为重要。
翌年的施政报告提到重点发展六大产业：金融、航运、物流、旅游、专业服务、资讯：“为确保香港在国家‘十二五’时期能进一步发挥其独有的优势和功能，我们致力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及物流中心地位，发展六项优势产业。”。至于六大产业从哪儿来？我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的港澳篇找到源头。
开发新市镇不为人口增加，更为策略需要
显然，香港经济政策配合中国大陆的规划并非新鲜事；更进一步推说，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根本目的早有为了“贡献国家”的意图，这并不是梁振英所发明。
发展传统新市镇是主要是为了应付人口增长和房屋需要。2013年梁振英上场的首份施政报告，除了重复“十二五”等旧方向外，亦表明香港的新市镇和开发将会以配合中港融合为主。该份报告第80页这样写：“ 由于珠江三角洲西岸、前海、南沙、横琴等地区高速发展，加上港珠澳大桥及其他基建，香港的西北方将是发展重点。大屿山特别是东涌占地利优势，有利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更有利居民当区就业。我们现正进行《东涌新市镇扩展研究》，探讨将东涌扩展为一个更具规模、更全面的新市镇的潜力。”
201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大屿山发展都以港珠澳大桥的落成带出发展该区“桥头经济”为主要任务，而非为了容纳更多人口和土地需求。例如，2014年施政报告其中两段提及大屿山发展：“珠江三角洲近年经济发展迅速，珠三角西部的珠海、中山、佛山、南沙、顺德等地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港珠澳大桥……将大屿山与港岛、九龙、新界和珠三角西部连成一体，地理上成为粤港澳三地的交汇点。大屿山的功能和发展潜力将要改写。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人工岛占地约130公顷，同时邻近赤腊角机场，是香港和珠三角西部之间的门户，有极高的‘桥头经济’价值。”本月初前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递交的工作报告，探讨在大屿山办消闲旅游和兴建核心商业区，便是来自这个配合港珠澳大桥落成的发展经略。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博士提出，大屿山规划定位为“珠三角企业在港的营运中心、与横琴及澳门合作形成华南的旅游和会展集群和香港的特色零售区”，以配合珠三角经济以“出口加工”为主，变成对外投资“走出去”。
中港融合3.0：与港无关的一带一路
上周公布施政报告时，不少香港人才首次认真提出“甚么是一带一路”的疑问。翻看以上历史，纵使由曾荫权第一份施政报告开始，以有配合中国规划经济发展的章节，但都是总体经济政策以下的一小部分，通常不过三数段。但今年梁振英花了三十分钟宣读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在施政报告出现超过40次，整份施政报告共261章，一带一路占了29章，更独立成篇，跟经济、房屋土地及交通运输、教育及青少年发展等并列，而非只是经济政策下的其中一环。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长达8200多字，当中只有半段提到香港：“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每次中央政府公布一项全国性的经济发展策略，各省亦会跟随发表自己省份对接国家战略的报告。至于香港在一带一路可以担任甚么角色？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平去年十月这样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教育水平领先于亚洲各国，文化创意产业亦对世界有影响力，香港将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城市。”梁振英提出香港可担当“超级联系人”，但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则认为并不可行。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国家经商手法与内地相似，而香港则沿袭英美传统；他反建议香港应与内地各省组成伙伴，发展创新科技，不应单独行事。
旅发局主席林建岳去年12月曾公开表示，中国是一块肥肉，偏偏港人喜欢食斋。邻近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本来正带来无限商机，连英国首相还也礼待习近平访英捎来的投资大礼。如果中港两地经济皆能从中互惠互利，岂不是好事？毕竟加强通商正是世界大势，谁要锁国？
陈剑青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虽然早已“走资”，但经济方面仍有很多社会主义的特点，一个个“五年规划”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特色；而香港虽亦有一些经济干预措施，但大致以自由经济体自居，自由经济信奉的正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香港经济大方向愈来愈配合中国国家策略，不只香港的经济被规划，连基建（高铁、港珠澳大桥）、土地发展（大屿山、莲塘口岸创新科技园)，被赋予国家战略任务，逐步丧失自主，高铁疯狂超支也坚持要埋尾便不奇怪了。
正所谓“全国一盘棋”，主张中港融合的人可能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但“一国两制”的“两种经济制度”还是否五十年不变，或者是否已不合时宜，则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