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今年台湾大选最有意思的现象，不在于中华民国可能出现第一位女总统，也不在于国民党有可能分崩离析，更不在于民进党有可能完全执政，而在于，出现了两个与宗教团体有牵连的新政党：民国党，以及信心希望联盟，并且，它们俩都蛮活跃的。
不少报导指出，民国党的成立乃是依托于妙天禅师本身的信仰组织。除了党主席与多位重要干部是妙天的信徒之外，新竹县市作为民国党的重要基地，也透露了它跟妙天信仰网络之间的地缘关系；盖多年以来，新竹科学园区以及清华交大的许多高科技新贵或是理工师生，投入妙天门下，在研究尖端科技之余，修习妙天特色的禅法。
信心希望联盟（简称信望盟）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政党，吸纳了包括信义会、浸信会、循理会、灵粮堂等等不同的新教系统。跟民国党类似的是，这些新教信徒，多的是年轻都市白领、科技人、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政党的成立，跟太阳花运动之后出现的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等等，一样都是后婴儿潮世代之政治意识与政治路线的高度展现。
“后婴儿潮世代”这个概念，或需另一篇文章来讨论分析之；而在此之前，我认为，对华人社会的民主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该如何认识宗教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论者或谓，无论民国党或是信望盟都充满保守性格；民国党的命名由来取自中华民国国歌当中“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它们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誓言继往开来“承担历史未完成的一统中华大业，迈向世界和平。”这样的话语，恐怕对于许多自认民主先锋的年轻人来说，是早已经被扔进垃圾桶的、国民党风格的老八股了。而信望盟则是始终背负着反对同性恋的标签，而“反同”对自诩多元进步与世界接轨的青年人来说，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不正确。
民主关键是如何共处一室？
然而，对我来说，在这个台湾民主或将从1.0转化为2.0的阶段，保守或进步、多元或单一，洵非关键重点；毕竟，一个民主社会里，激进者有之、保守者有之，不能够轻易以管窥豹。重要的是，当这个民主社会遭逢根本差异的裂变冲突时，该如何共处一室？这个“如何共处一室”，就是台湾从民主1.0到2.0，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以及作为华人社会最早民主化的台湾，其民主1.0的形成，基本上是照抄西方政治教科书上的SOP：从宪法、三权分立（被孙中山改成五权分立）、选举与被选举、票票等值、普遍公民权等等，各种民主制度的表面要素一应俱全，然而骨子里则是充满各种世俗主义的丛林游戏规则、冲突协商与翻江倒海；讲究的是选前选票精算、选后利益分配，闽南语谓之“乔”。民进党籍的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说：“民主就是自作自受”，而如果用德国政治哲学家韦伯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工具理性；在这种工具理性底下，台湾社会的选民们以四年一度大选的节奏，一起过一把国家主人与民主生活的瘾。但是，有了民主1.0之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到底要追求什么？想追求什么？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摸着了石头，还要不要过河？河对岸风景该当如何？该如何达成共识？这样的根本问题，始终不被认真考虑；于是，到今天，在民主的外衣底下，各种谩骂、仇视、奚落凌驾于公共讨论之上；反正，选赢一条龙、选输一条虫。
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
台湾在1.0阶段的共处一室，就是大家接受这“选赢一条龙、选输一条虫”的游戏规则。这其中，让彼此放下武器暂停厮杀的因素，并非真的达到什么共识，而是一方强力压过另一方，或是双方两败俱伤；说难听一点，这其实依然是成王败寇的演义小说思维，或者是传统漳泉分类械斗或帮派火拼的现代版，只不过，民主的外衣让彼此的对抗与仇视看起来不那么血腥罢了。
如果民主失去了寻求共识（在此并非指停火共识）的功能，如果民主仅仅只是为了调停双方冲突，只是为了“乔”事情、“乔”利益，那么历次选举之间所埋下的不满与敌意，非但不会因下一次的选举而解决，反而只会是为未来可能爆发的内乱甚或内战，累积火药能量。
20世纪以来，当代社会日趋复杂，异议与冲突在所难免；而我们都还生活在17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架构底下，如何在疆界之内、差异之间寻求共识，求同存异，其实是吾辈不能不正视的关键问题。而这个关键问题，恐怕是华人社会面临民主转型与升级，最困难的挑战。
盖华人社会擅长以己度人，以自我亲族以及本乡本土为中心来衡量世界，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用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话来说，就是同心圆史观。虽然在西方社会也不例外，所谓欧洲中心世界观是也；然而，欧洲历经两次大战、帝国解体，遂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发展出去殖民、去中心化的思维与实践。反观以汉人为主体的华人社会，至今还未能从自身与他者遭遇碰撞的经验中，提炼出更为平等的对应思路；以华夏中心自居的中国，依然沉溺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创伤症候群当中，特别是如此。
这种平等的对应思路，可称之为水平面上的同理心，其实是在寻求共识时，不可或缺的基础。这方面的匮乏，或许还可以透过知识锻炼、交流学习，乃至商场与外交场合的交手，来逐渐弥补；近年来，台湾其实在这方面的知识有不少的引进与累积，谓之多元化，允为华人社会中较有成效的。但是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另一个垂直面上的想像力，其匮乏或不足，却可能是普遍华人社会进行民主转型或升级时的硬伤。此一垂直面，即天人关系。
超越性想像空间的匮乏
华人社会自绝地天通以来，专注于发展人世间内在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主导一切的文化体。除了现世此在的伦理次序与利益链条之外，华人社会对于现实之外的来世或乌托邦、对于超越此在的超验精神世界，乃至宇宙本体的道理，并无进一步探求的意愿与想像力。即便有了，也多半为了现世此在的利益，而非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来世或精神追求；周文王把易经从宇宙论降格为算命工具，就是如此；从具备本体论精神的道家转化为诵经炼丹求长生的道教，也是如此；有妈祖、关帝、无极老母等等族繁不及备载的民俗信仰来求福祉、保平安，却无相应的神学提炼来加以升华，更是如此。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超越性想像空间的匮乏。
反观西方，基督教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超越性想像空间，占据了西方文化心灵的关键位置。即便基督教在后来因为新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乃至相应的宪政民主革命，而失去了原本统制天上地上万事万物的地位，但是它所打造出来的超越性想像空间，并未随之消逝，而是让位给了科学、宪法、乌托邦，乃至共产主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这超越性想像空间的持续存在也持续作用，所谓普世价值，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等等，方有其着床之处；亦即，那些普世价值，其实是在天上，而非人间。
于是，面对差异如何寻求共识？如何不是仅仅停留在现实层面的丛林法则？西方人将问题输送到超越性想像空间去处理。在早期，宗教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裁判，后来多了几种可能：诉诸宪法、诉诸科学、诉诸乌托邦理念等等。而不是像台湾那样，仅仅诉诸总统府或立法院密室中的“乔”国老们。
以宗教、科学、宪法、乌托邦保存超越性想像空间
也就是说，未曾绝地天通的西方人，他们先后以宗教、科学、宪法、乌托邦来保存其超越性想像空间，进而可以置放寻求共识的各种工具与基本原则，而不是任由人世间的竞争谩骂厮杀泛滥成灾。所谓民主机制，也是从那超越性想像空间衍生而来的，而不是从政治学教科书上抄下来的。
而我以为，台湾若真想要从民主1.0升级到2.0，那么，下一步绝非照搬政治学新版教科书，而是要面对自身文化本体在绝地天通之后，超越性想像空间被现世主义极度压缩甚且斩绝的后果，进而探求如何重新面对天人之际、面对前世来生、如何续地天通；如此，方有可能创造一个华人自己的超越性想像空间来置放各种终极问题，绕开各种现实角力所形成的死结，以及所催生的恨意，继而打开产生真正共识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民国党与信心希望联盟，虽然离那个空间的出现还很远，但却至少至少是提醒了吾辈，宗教作为一种超越性想像空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其实远比论者所担心的顽固或保守，还要有其深远意义。
辩论神学/佛学基础、底线依据、终极关怀
至少，当宗教乃至神学佛学明摆着作为政党党内政治讨论的终极关怀之一，就可以让敬天、畏天的那个“天”，不再只是模模糊糊的说法，从而对于人世间各种争斗、各种德行的底线，有了明晰的辩证依据。而党内外的各方论者，进一步可以针对那个神学或佛学基础、那个底线依据、那个终极关怀进行争辩，从而展开对彼岸想像的讨论；有了这样的讨论，那个得以让各种异议共处一室、产生共识的超越性想像空间才有可能被打开，继而宪政、科学、乌托邦、普世价值等等原本是拿来主义的横的移植，才有可能在本土的精神心灵当中找到真正着床的所在，而不是被现世主义的“乔”国老们当作密室协商的玩物工具。
政治必须关乎天人之际，这是华人民主2.0的真谛所在。这要比千百年来，宗教在华人社会中，每每作为避世或遁世的修辞，或是做为政治幕后的大型桩脚、藏镜人、金主，而降格为现实主义的打手或玩家，来得更能提升当前吾辈对于政治参与，乃至对于民主宪政的觉悟。舍此，吾辈就会老是停留在1.0阶段，摸着石头不知过河，还沾沾自喜为民主先锋但其实是糊里糊涂地和稀泥。
所以，我期盼诸君，能够因着此次大选的因缘，得以仔细观察这两个政党的内部运作，甚至参与到其中终极关怀与天人界线的公共讨论当中。一言以蔽之，台湾要能够从民主1.0演化到民主2.0，那么就要寻找到续地天通的法门，重构天人之际的关系；当前这两个从本土产生的宗教背景政党，或许是冥冥之中，正走在这条寻找与重构的必经道路之上。
（张钊维，台湾纪录片导演、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