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資深駐華記者，在亞洲生活和工作長達十餘年，曾經在亞洲數十國做過環境問題報導。《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一書，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時間調查的成果，透過深入報導和詳實的數據，揭示出中國崛起如何迅猛地改變着物質世界的面貌。全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中國的基線」主要談長江的水質污染和三峽大壩工程對環境的遺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講述生物的滅絕危機；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則談「變暖的大氣層」。
端傳媒獲得「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授權刊載此書，將會從書中挑選和節錄出數篇精彩篇章，逢週日連載，以饗讀者。
《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譯者： 任瑞潔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第四章 變暖的大氣層
（節選）
溫室氣體排放，誰的責任更大？
中國的飛速發展對客觀世界的塑造力如果能用一件事情來定義，那麼當屬「氣候變化」。但1996年我首次來到中國時，還不能明顯地感到這一點。那時，全球變暖才剛剛獲得廣泛重視，中國雖人口眾多，在國際談判中卻並不顯眼。
就在1992年，154個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UNFCCC），公約旨在「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能夠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威脅的水平上。」最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當時的排放量僅有現在的一半不到，抵達那裏的時候，你無法想像不出10年它就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首大排放國。
……有兩件事使大局發生了劇烈變化：一是中國用事實證明了世界頂尖的能源分析家實在太過保守，二是雖然中國較為貧困，但西方國家仍開始視其為一大能源競爭者，認為也應該令其作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承諾，由此開啟了一個頗具政治爭議的時代，引出迄今無法回答的幾個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目前只接受UNFCCC的跟蹤監測，何時它們才會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世界如果對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定額分配，該遵循怎樣的方法？
第一場變化引起廣泛注是在2007年。當時，荷蘭政府的顧問機構荷蘭環境評估署發佈一篇報告，直觀地題為《如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美國位居第二》。這番評估基於多方面因素，比如中國出產了世界大約一半的水泥，其生產過程就會釋放二氧化碳。該機構表示，中國的排放量在2006年上昇了約9%，超越了美國，後者當年的排放量實現了少許降低。
第二場變革起步較早，卻已成為氣候變化談判所面臨之最大難題。1997年7月，就在談判各國齊聚日本京都，制定《京都議定書》（旨在為《框架公約》締約國設立特定目標）的五個月前，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伯瑞德-海格爾決議》。
在參議員Robert Byrd（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和Charles Hagel（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的支持下，決議聲明美國將不接受任何對本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並赦免發展中國家的全球變暖條約，稱其有可能給美國廠商帶來麻煩。他們觀念裏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我們能看到，中國終將取代美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中的位置。」海格爾在晚些時候表示。
然而，中國方面所採取的考量角度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領導人認為，一則公平的條約應該把歷史排放量考慮進去，據此計算，中國未來享有的排放配額將大大增加。（1850年至2000年，美國和歐洲各佔據全球碳排放總量的近30%，中國僅佔7%，印度等較貧困國家所佔份額則更少。）中國還提出用人均數字來衡量排放量，在這一標準下，其數值也很小，約為美國人均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在最近美國排放量縮減之前）。
總而言之，中方談判代表認為，中國本應該排放的溫室氣體，比它實際排放出的要多得多。「說到中國對週邊國家的影響，我是第一個承認這個問題的人，」中國環境保護部前副部長潘岳在2004年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說：
「但是，讓我們在國際公平的背景下看待它。我們所效仿的是誰的發展模式？是誰把重度污染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又是誰，明明在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背負著比中國更大的國際責任，卻沒有承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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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不下來的發展
……真正讓我了解到中國之崛起，是如何抬高氣候變化之威脅的，是環境經濟學家王韜。他任職於英國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世界頂級的全球變暖研究機構。他曾寫過一篇報告，其現實口吻令我深受震撼：鑒於中國的發展速度，報告相信世界將無法把溫度增幅控制在2攝氏度內。
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這種信念近乎異端。在哥本哈根和坎昆召開的UNFCCC大會上，「2攝氏度」的目標被寫入協議中；並且已有數百名科學家探索出了緩和中國增長，使其符合地球預算的方案，例如，若建模人員預期中國經濟增速將要放緩，就可大幅削減其排放總量。
還有研究人員提出讓中國走「速成」之路，在短時間內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們發表的一篇報告展望說，中國的大半電力有望於2050年由核能供應。
另一些研究者要求中國的發電廠把它們排出的大部份碳收集起來，埋入地下，這便是尚未經檢驗的工程解決方案「碳收集及儲存」，可能含有重大的健康隱患。
以上報告均顯示（在中國及其他國家）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它們忽視了政治實際：上面每種解決方案都需要中國經濟付出沉重代價，考慮到中國對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這些方案都顯得太過樂觀。
……鑒於中國的發展態勢和政治現實，王韜斷定將氣溫增幅控制在2攝氏度是不切實際的，無法用來構建「合理的全球通路」。於是，他和同事們決定找出方法，把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450ppm ── 這一水平已經大約三四百萬年沒有出現了。
但這並不是理想的解決方案。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由聯合國召集的數千名科學家，致力於全球變暖問題——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為450ppm時，仍很有可能導致溫度上昇至比工業化前高3攝氏度的水平。
在十一月寒冷的北京之夜，上昇3度（5.4華氏度）聽起來似乎不錯，卻會帶來大範圍浩劫：比之前更加嚴重的洪澇、乾旱和颶風；海平面平均將抬升2～6英尺，足以把邁阿密、倫敦和上海沉入水下。
在中國長大的王韜深知，中國人不甘放棄開上車、住上大房子、去海外旅遊的夢想，因此他認為實際地看待問題十分重要。中國有著豐富的煤炭與天然氣資源——卻罕有電站水壩——而且用起來很省錢。
除非發達國家資助幾十億美元用於發展清潔能源，否則中國很可能停留在使用手頭已有的東西上。「實行全球低預算面臨著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難以發展出一條適用於全球排放的合理通路，」他在文末寫道：「這並不是說我們同意接受氣溫上昇的更大風險，而是要闡明我們面臨的使命多麼富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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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大會上的中美對抗
……2009年12月18日夜間，奧巴馬總統出發去會見溫家寶總理。這是被譽為「希望之本」大會的最後一天，大會在丹麥首都召開，旨在「為深受全球變暖困擾的世界帶來希望」。《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將於三年後到期，就在幾週前，各國政府似乎很有可能將條約延期，並增強其約束力。
奧巴馬在白宮第一次講話上就宣稱，「美國不再被」氣候變暖「所挾持」，「美國政府拖後腿的時代結束了。」中國政府，作為一切解決方案的關鍵，也公佈了第一份國家氣候變化計劃，宣佈將在未來10年裏減少本國40%的「碳強度」——也就是單位GDP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活動家一直拒絕在他國使用碳強度目標，因為即便總排放量上昇，碳強度也可能下降。但考慮到中國不承擔《京都議定書》下的任何減排義務，許多專家認為這一承諾是其預備有所作為的信號。
然而，到了12月18日，大會的最後一天，希望已經十分渺茫。曾許下重諾的奧巴馬沒能讓美國同意減排目標。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瓦克斯曼-馬凱氣候變化議案》，對碳排放實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機制；但這一議案在參議院遭到了否決。
（在參議院獲得通過需要至少60%的贊成票，眾議院按照每個州的人口多寡分配票數，而參議院不同，各州均擁有兩票，這就給了較為保守、依賴煤炭的州更大的話語權。）
大會最後幾天，113名國家領導人蒞臨。上午，奧巴馬在這113位與會者面前發表演講，但他所作出的承諾卻與此前不同，受到諸多限制：「各大經濟體基本上都推行了合理的、重大的、滿腔抱負的目標，我有信心，美國能履行我們作出的承諾，在2020年之前把排放量削減17%，在2050年降至80%，具體數字以最終立法結果為準。」
中國也沒能有所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便是在其背景下誕生的，全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的所有締約國都承諾達到使氣候「免受危險的人為干涉」之目標——這一說法意在把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在某種有待商定的水平。
但公約也意識到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也即「附件一」所列國家）擔負著比發展中國家更大的責任。「附件一」諸國政府已許諾「打算」把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平，其他國家則只是同意「緩和」氣候變化，這種說法措辭含糊，允許它們或多或少地保持原有的行事方式。框架公約將這種差異濃縮成「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框架公約締結於1992年，在那之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增長至原先的六倍，碳排放也翻了一番；若各締約方當初預感到中國的崛起之速，必定會制定出一個不同的條約，或許會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實現一定量發展之後，開始承擔起減少排放的責任。
可是按照公約中寫定的條款，中國只有在未來已經造成較大破壞的某日，才會面臨減排量約束；此外，它還獲得了接受富裕國家技術及金融援助的權利。
中國變化如此之大，許多專家希望其領導人在哥本哈根大會中做出更大讓步。但到了最後一天，事實已經十分清楚，中國不會讓步分毫。就在奧巴馬發表演說之前幾分鐘，中國總理溫家寶走上講台。
他看著難得濟濟一堂的各國領導，提醒大家中國整體還處於貧困之中：本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剛過3,000美元」，仍有1.5億人民在每日1美元的貧困線下掙扎。他說中國政府「一直將處理氣候變化問題視作重要的戰略任務」，並提醒與會各國中國已經作出的進步，例如最近公佈的碳強度目標。
接下來，溫家寶擺出了中國政府慣用的談判姿態：國際社會要謹遵框架公約要求（「保持成果的一致性」），考慮到歷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堅持規則的公平性」），把重點放在短期減排目標上（言下之意，不要給中國設定長期目標和固定限額），並確保發達國家兌現公約規定之減排承諾。（除了在蘇聯解體後遭受經濟重創的前任成員國，罕有國家表現出能夠實現目標的態勢。）
……我繼續跟蹤報道哥本哈根大會，越來越多地聽到同一種言論：重大的全球變暖公約若出現，必定是誕生於中美政府的仔細磋商中。西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家Jerry Fletcher同時也是中國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的項目負責人，這一組織是中美雙邊合作探索可再生能源的最顯著（但仍然資金匱乏）之成果。
Fletcher告訴我，如果中美兩國能締結行之有效的協議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其他國家也將向它們看齊。「中國和美國影響力如此之大，一旦有所作為，其他國家都會緊隨其後。」他說。
北京大學全球變暖問題專家徐晉濤說，哥本哈根大會的失敗給我們的啟示是，世界應該集中全部力量促使中國和美國做出表率。「我們思考減排問題時……世界其他國家其實並無多大作用，」他說：「中國不拿出更積極的態度，我們也什麼都不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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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議題演出的鬧劇
……第二天，我總算擠進了會議中心，在那裏看到了另一番亂象：接連不斷的指控、威脅、炫耀、反駁以及文件泄露，昭示著國際氣候變化磋商幕後的政治鬥爭，一場原本悲情的戲碼，卻屢次演成了鬧劇。
在大會上的頭幾天，我看到各國代表團面對明顯的僵局，彼此出語中傷，似乎意在推卸責任而非解決問題。美國代表說除非中國接受國際社會對其排放量的監督，否則美國無法作出更大的承諾；中國代表團則表示不會接受國際監督，這是「原則問題」。
政客名流都借媒體雲集之機推銷自己的目的。阿爾·戈爾呼籲奧巴馬和參議院在即將到來的地球日那天為氣候問題立法。世界各大貧困國家的代表走出會場，抗議富裕國家的無所作為。
一批共和黨議員召開記者招待會，攻擊氣候變化理論：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國會議員Joe Barton說，他不相信「人為造成氣候變化的理論得到過證實」。
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John Sullivan表示，「如今科學界虛假數據無數，腐敗成風，這一理論真實與否，我認為沒人能得出結論。」晚間，我們很多人——包括政客、談判代表、科學家、抗議者、記者——退到一家貴得離譜的餐館休息，吃醃鯡魚，喝熱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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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還是新救星？
……最近幾年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中國被描述為世界的破壞者：它的發展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僅其一國就能令阻止氣候變化的努力化為烏有；中國政府的發展決心如此之強，其領導人不願就任何可能減慢經濟增速的條約進行商談。
而第二件事，是中國扮演起了綠色科技救星的角色。雖是世界頭號溫室氣體源，中國卻也成為了可再生能源技術的較大生產國與消費國。2009年，它超越美國，成為清潔能源金融與投資的世界領先者。
最近，它成了世界風力渦輪機的最大市場，以及太陽能電池的最大生產國出口國。（2007年，世界排名前十的太陽能電池模板生產商中，只有兩個屬於中國；2011年底，中國已佔據七席。）
此外，中國的製造業力量也不容忽視，加上政府資助以及便捷的低息貸款，使風能和太陽能的成本都有所降低：2011年底，風力渦輪機的價格降到了四年前的三分之一；太陽能電池板僅一年內就降價40%。據《金融時報》報道，在世界部分地區，太陽能發電已經能與火力和燃氣發電相抗衡。
中國還很有可能進一步降低清潔能源的成本。出於對能源安全以及運輸瓶頸（中國運輸化石燃料所需的公路和鐵路已經過載）的擔憂，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中央在2005年下令，在2020年前將清潔能源佔總體能源需求的比重提升至15%。
如此，該國需要新建多個大型風能及太陽能發電廠，並將核電能力增至五倍。國際能源署預測，未來25年，中國新增的風能與太陽能將相當於2011年的全球總裝機量。皮尤慈善基金會2010年發佈的報告《誰是清潔能源比賽贏家》寫到，中國「正崛起為世界清潔能源強國。」
由於我們共享著唯一的大氣層，若某個國家的碳排放增長，其他國家所減少的排放量就會被抵消。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拉鋸效應發生的可能性變大：當一國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比如像美國，對碳燃料課以重稅——此舉便會使供需關係重置，從而拉低全球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價格，刺激其他國家的能源消費。
這種困境剛好與冷戰時的「相互保證毀滅」機制（若一個國家實施核武器打擊，所有國家將共同毀滅）相反：若某一國（起碼像中美這樣規模的國家）拒絕參與減排計劃，整個條約就會完蛋。
因為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中，各國只有共同努力才能降低成本。製造業產品的售價差上幾美分，就有可能決定成敗，而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負擔得起更昂貴的能源了。
若沒有突破性的技術產生，使清潔能源比化石燃料更便宜，走出的第一步就會是收效甚少而風險甚大的。隨著了解的深入，我意識到要處理好氣候變化問題，中美兩國必須通力合作：我們要麼攜手並進，要麼寸步難行。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國國務院外交官，書稿完成於接受政府職務之前。書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或國務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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