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练习、考题趋势，每当进入任何公开评核或考试前期，学生们的生活就会跌入无止境的补习、功课操练和模拟考试的训练中。
近年，就连只有七、八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都因为要应付香港小学系统的“全港性系统评估（TSA）”，也被迫加入课后补习班，活在TSA考题操练的日子里。
只注重考试评级的教育制度，在学校之外造就出一个庞大的影子教育产业——补习业（台：补教业），在其中每个学生都要参与“操练”，每天训练做题技巧，像准备一场马拉松一样备战一场考试。
“影子教育”养活年薪千万补习天皇
范浩扬是香港第一代英文科补习教师。他英文名叫K.Oten，在很多人眼中，他打扮入时、说话低俗，还经常迟到，与中国人传统社会观念中为人师表的特质恰恰相反。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在九龙湾的分校教英文中which和that在句式中的用法。听来沉闷，低头抄笔记的初中生也似乎难以集中注意力，这时K.Oten在投影器上播出一名16岁女孩的黑白照，问学生是否知道这女孩是谁、是否漂亮。课室气氛立即热闹起来，一名男学生大声回应：“J 得过。”—— 那是香港年轻人的粗俗用语，意思是“可以成为自渎对象”，满课室立即哄堂大笑。
作为老师，K.Oten没有责骂这名学生，反倒跟学生一同笑闹。这位补习教师随后以这名女孩作为主角，以which和that造了不同句式，学生低头抄笔记。
因为这种“低俗”的教学方式，K.Oten长期被外界批评，但他一直没有改变。香港不少补习社老师都会用类似方法教学生，他们的教学模式常与正统教育的学校老师相反——就像是倒影一样。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讲座教授贝磊（Mark Bray），以“影子教育”来比喻广泛存在的校外补教业。
补习俨如一个校外系统，亦犹如学校影子，随着正规学校的教学课程和考试制度改变。
贝磊是全球研究补习的权威，曾为联合国撰写有关补习文化的研究报导，他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解释说：“补习俨如一个校外系统，亦犹如学校影子，随着正规学校的教学课程和考试制度改变。”
K.Oten曾在多间香港大型补习社工作，现时自己开办补习社。2006年他首度与其合作的补习社对簿公堂，翻开当时文件，当年他的年薪高达3000万港元，被香港舆论称为“补习天王”。
正因为这宗官司，补习老师的超高薪酬首度进入公众视线。另一名补习教师赵善轩，在2006年加入香港其中一间大型补习社“现代教育”。他忆述在2000年之后的10年，是香港补习界最风光的年代：“很多补习教师的年薪都以千万元计，第二批年赚数百万元的，也有十多人。”他自己当时的年薪也以百万港元计。
11月13日，赵善轩在香港新市镇将军澳区一个名牌屋苑的会所接受端传媒访问，豪言道：“我在这一区也有数个物业，身家都是补习赚回来的。”这个屋苑最新实用面积呎价，达到13000港元，实用面积700呎的单位，叫价已超过一千万港元。
作为行内人，赵善轩形容补习社是一个“点石成金”的世界，补习社常常投放大量资源去捧红一名新人上位，就有如演艺界造星一样。“为了增加老师的受欢迎程度，补习社与老师会一同出资，买很多赠品送给学生，甚至渗进传销手法，例如旧生带新生享半价，介绍一定数目同学就获赠IPAD等。”赵善轩举例说。
最奏效的推广招数，莫过于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在公开考试或评核上帮学生拿到最多的A级（最高等成绩），又或5＊＊级。2012年香港教育制度改革，考试成绩改成以1至5＊＊级分级，无论原来的A还是后来的5＊＊，都代表着考试制度的胜利者。
有些学生只不过上了旗下补习老师一两堂课，但那学生考到A级了，就花3000元的偿金叫他们来拍个照，学生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弄出最厉害的成绩单，补习社争相靠近那些胜利者。赵善轩透露，只要认真翻查这些成绩单，就会发现当中的取巧之处：“举例来说，考评局公布当届有300个学生取得A级，但几间补习社的着名老师加起来，竟然有800个学生拍宣传照，推介说跟了某一位老师补习就拿到A级。补习社其实很取巧，有些学生只不过上了旗下补习老师一两堂课，但那学生考到A级了，就花3000元的偿金叫他们来拍个照，学生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学生可能为不同补习社，拍了三、四次照。”
2011年，赵善轩就职的现代教育成功上市。根据补习社公布的上市年报，现代教育当年的纯利达到8000万港元。“但我估计之前数年，现代教育肯定赚过亿元。”赵善轩说。
学制改变，补习社生意受损，影子教育变形
补习社不论以A级或5**级学生当作推销技略，都透露了整个教育制度，对分数和成绩的所标榜和推崇。每年考试放榜的日子，香港名牌中学都会邀请状元学生，就是全部科目拿到最高等级的学生，站在校徽前接受传媒访问。这种“分数至上”的氛围，令孩子们前仆后继“被参加”补习班，造就补习天皇高薪及补习社上市的神话。
不过香港中学学制的改变，令曾经的风光场景产生戏剧性变化。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分别在2010年及2012年，举办最后一届中五会考及中七高考。2012年起，中学生只需在完成中六后，参与一次公开试，也就是中学文凭试（DSE）。
两次公开考试减为一次，变相令考生人数大减。根据考评局资料，2010年最后一届会考共有127162人，之前五年维持在约10万至12万人的水平。而最后一届高考，则在2012年举行，考生有41572人，之前五年考生人数维持38200至42000人。
“以往高考也有三至四万人，另外会考还有十多万人，但现时DSE，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七万多个考生。”考生减少，补习社生意首当其冲，K.Oten估计，现时各间补习社盈利，大概只剩高峰时的四分一左右。
10月8日，香港一间补习社，开出年薪8500万港元的条件在报章刊登广告招聘一名中文科补习天王，年薪媲美汇丰控股行政总裁，震撼全港。K.Oten却概叹那只是宣传策略：“举例来说，以往补习社一年可以赚四百万元，现时只剩一百万元，整个市场不断萎缩，今日大家都知道有一位8500万天皇，但其实只有他（获得高薪），其他老师都『饭都无得开』。”
现代教育是香港唯一一间上市的补习社，其年报显示，报读常规补习课程的学生人数，由2012年的366000，跌至2014年的275000，跌幅达到25%。补习社盈利也由2011/12年度的3亿1865万元，跌至2亿3580万元，下跌26%。年报指出，收入下跌的其中一个主因，正是中学补习收入大幅减少。
补习社盈利下跌，但影子教育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开始扭曲变型。
现代教育上市后即进军内地开设香港式补习社，近年K.Oten开办的、只有十间分店的中型规模补习社也尝试开拓内地市场。现在，K.Oten每星期都会有两至三天，到深圳福田和罗湖等地教授英文，但他表示现时内地市场只在开发阶段，未有透露规模和收入等。
我用市场这个字来形容教育可能很冷酷，但正规学校这样迫小孩，的确制造了一个迫于无奈的影子市场，补习社转营，首先就可以转为教初中和小学生了。
K.Oten认为，补习社的下一个市场，是本地初中及小学市场。换句话说，影子教育正向年纪更小的学生蔓延。这与中国式父母“赢在起跑线的心态”有关，K.Oten笑言就在访问前数天，才收到一名家长投诉，指读小学低年级的女儿在补习社做功课，被学校老师发现写了错字，被罚留堂三天，家长于是质疑补习社教得不够好。K.Oten说：“我用市场这个字来形容教育可能很冷酷，但正规学校这样迫小孩，的确制造了一个迫于无奈的影子市场，补习社转营，首先就可以转为教初中和小学生了。”
补习如卤肉饭 港台都需要？
被影子教育操控的不只是香港学生，在台湾，学生的经历也所差无几。
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阳街是全台北补习社最密集的街道，又被称为“补习街”，其中一间文教补习班名叫“得胜者”。
晚上6时30分，刚刚从各个学校下课的高中生和重考生，在狼吞虎咽一顿晚餐后，鱼贯走上得胜者的教室，准备上 Gary 飞扬老师的英文课。正在为考大学冲刺的师大附中三年级学生蒋莉，从7月开始来到得胜者补习，花了新台币7万多元（约合1.66万港元）补“全科班”，也就是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每年1月底或2月初考试）的5科考试科目：国文、英文、数学、社会与自然。
目前以市价计算，一名台湾高中二年级学生如果花1年时间补习“全科班”，费用合共约新台币10万元（约合2.37万港元）左右。
所费不菲，补习班也竞相争取更多学生，一些补习社的官网卖弄温情：“我们在乎的是你：是否能录取到理想（大学）校系，并完成梦想？”这些看来人性的广告，捕捉的是每一个学生在考试战场上“拿高分”的痛点。
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全国总会总会长、台湾知识库董事长丘昌其告诉端传媒，2013年10月他接任总会长时，台湾约有两万家补教业者，2015年下降至约1万8千家，换言之，台湾补教界正在以每年减少900家的速度逐渐萎缩：“这是少子化（指生育率下降）必然的趋势。”不过，丘昌其分析，当减至1万5千家时，补习教育业可望暂时稳定平衡。
除了是少子化带来的冲击以外，台湾政府一直改变教育政策，也连带影响补习业的发展与生存。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传统行业』，跟卤肉饭很类似，算是民生必需品，你说市场浮动，我们家附近房屋仲业者倒了，我觉得那个还比较明显。
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全国总会副总会长、台中佳华文教机构执行长杨佳叡表示，补习班正在经历一场“教育翻转”。过去补习班纯粹是靠名师，但最近这几年，业界借助电子化教学，不但能够远距教学，例如是电子白板授课，更使现场上课既活泼又丰富。
英文补习教师Gary，最初因为玩乐团，需要一份日夜颠倒的工作，才开始做补习老师，没想到自此踏入补教业12年。站在第一线教学，从学生仅有五、六个，到现在一班两三百人，Gary对补习业有这体会：“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传统行业』，跟卤肉饭很类似，算是民生必需品，你说市场浮动，我们家附近房屋仲业者倒了，我觉得那个还比较明显。”
不过Gary也留意到，因少子化问题，台湾补教界近来也发生一些改变，他的观察是把名师请回地方、加强“区域化”：“过去我们会听到外县市学生到台北来补习，现在这个比例还是有，但已经没有这么多了，区域化的补习班，是把名师请回地方上，这是最新趋势。”
塑造每一个学生的“影子教育”
表面上看，香港和台湾的补习市场正在萎缩，但影子教育却永远跟着正统，如影随形。
在香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显示，中六学生的补习比率高达72%。港大学者贝磊表示，这证明很多学生，仍然认为补习是必须的：“没有接受补习的28%，就会担心自己会否落后，即使补习未必一定有用，但似乎都值得一试。 ”
贝磊留意到，补习风气已经蔓延全球，近十年来渗入一直崇尚自由教学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港大进行的研究显示 ，现时英国伦敦有四成家庭的子女曾经参加补习。
贝磊出生于英国，他记得自己上学时几乎没有同学去补习，即使有也会隐瞒，“因为那会被标签为能力较低、愚蠢等，现在补习则变得正常了。 ”贝磊认为，补习的普遍化是全球一体化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原因是亚洲人移居外地，例如多伦多和温哥华，到处都是香港人和其他亚洲人，白种加拿大人发觉，亚洲人获得全部奖项了，这种突然的冲击，令人更感到竞争激烈，部分人也因此觉得有需要补习。”但他强调，补习并非“neutral（中立）”的存在，而是会直接塑造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整个社会必须认真直视。
“传统补习市场里，补习内容是学校的影子，但目前一些补习社会在学校课程之前提前教授内容，到了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时，已是第二次听课，那到底哪一方是另一方的影子呢？有时候，学校反而成为了影子。”贝磊最后说。
（实习生林颖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