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的主力在于年轻人，而需要小区福利、关切基层服务则通常是老年人，这也是不利于泛民与伞兵之处。台湾有户籍制度，投票选区直接是由选举人的户籍所在地决定，而不需要选民登记。在香港，尽管在区议会选前，有些大学出现号召学生从事选民登记的活动，但是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此外，单独举行的基层选举通常不会引发热烈的投票意愿，毕竟投票需要花费个别选民的时间与其他成本。台湾去年底的村里长选举投票率高达68%，那是因为在“九合一选举”的风潮下，选民还可以一并投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县市长的选票，提升了参与意愿。相较之下，台湾最后一次单独举办行村里长选举是在2010年6月，结果那次只有55%的投票率，远低于动辄七八成的全国大选参与程度。
因此，“伞落小区”虽然是高举的理想，但是要完整评估雨伞效应，却不能只用伞兵的当选与否作为单一指标。香港的雨伞运动明明是一场吸引全世界关注的抗争，但是在高度扭曲的选举制度下，这场运动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却被迫是在一场只有几百或几十票就决定胜败的选举进行，等于要求世界杯足球队员来较量刺绣针织，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尽管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选举结果显示，北京并没有成功地在这次区议会选举有所斩获。根据立场新闻的整理，建制派席少了11席，成为298席，而民主阵营（含泛民政党与伞兵）则是成长了25席，获得125席。在没有政党与资金的奥援下，8位伞兵顺利突围，甚至有些当选者更是击败了资深的建制派议员，更是这次选举中的亮点。
大部分伞兵是如预期落选，但是仔细检视他们的得票，也比选前预期还高，这显示雨伞运动并不是所谓的票房毒草。
在以往，冷清的选情如果出现了高投票率，通常意味着建制派的成功动员，因为他们的选票是来自于基层组织；然而，这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却达47%，创下历年来的新高，这显示有不少香港人不再政治冷漠，愿意关切公共事务。理所当然，这样难能可贵的成果是来自于雨伞运动所扬起的政治效应。
有证据显示，台湾的太阳花效应激发出更多的政治动能。就如同香港的伞后组织，立法院占领活动结束之后，出现了许多青年人主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例如补正公投法（岛国前进）、罢免立委（割阑尾）、国会监督（沃草）、降低投票年龄限制（十八岁公民权推动联盟）。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中，光在县市议员层级，运动型政党（包括绿党、树党、激进侧翼等）就提名了37名参选人，其中当选了3位。尽管放在全国907位县市议员的规模来看，这个比例仍是很低，然而这样的参选风潮与当选席次却是创下了解严之后的高潮。此外，国民党在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选举大败，使得在野的民进党大幅扩张地方执政版图，也是明显到受太阳花效应的冲击。
为何太阳花效应释放出比雨伞效应更强大而明显的政治作用？选举制度的设计与政党政治的现况当然是重要的原因。
在香港，建制派的第一大党民建联严格来说并不是执政党，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决定特首的人选；立法会的职权高度受限，地方层级的区议会也只是咨询性的机构，就算泛民政党取得中央与地方的多数席次，他们仍无法取得权力。在这种情况，投票给泛民至多是强化政治制衡，而不太可能带来实际的政治变迁，因为政党轮替是不可能在香港发生。
此外，反对党与新兴的社会运动与素人参政之关系，在两地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反政府运动爆发之前，两地的反对党表现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反服贸人士认为民进党为了摆脱“逢中必反”的标签，不愿意公然反对这项疑点重重的自由贸易协议；同样地，香港学生认为某些泛民政治人物根本不坚持真普选，而宁愿用“袋住先”的理由与北京妥协。占领运动需要政党的各种资源与支持，然而台港的反对党却采取了不同态度。台湾学生一旦成功地进占了立法院，民进党立即转向支持“退回服贸”的诉求，并且低调地供应了许多必要的物资，而不求张扬。
民进党没有介入运动的决策过程，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参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坐实了国民党的政治指控。相对于此，香港的泛民直接参与了雨伞运动的内部决策。随着占领行动陷入胶着，政党之间的相异立场与其选票考虑，更深化了他们与学生之间的歧见。在事后，泛民认为自己的付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三子请客、双学点菜，泛民埋单”的讲法即反应了这样的怨愤。
台湾拥有一个组织坚实而统一的反对势力，较能吸纳太阳花运动所开创造出来的新能量。在占领立法院行动落幕之后，许多运动干部被招募进入民进党，他们任职于中央党部、蔡英文的想想基金会与竞选总部。在即将到来的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也主动在若干选区上“礼让”新浮现的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而不提名自己的参选人。换言之，民进党有本钱化解其与社会运动的潜在冲突与竞争，而将其关系于导向共生与互利的方向。
相较于此，香港泛民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每个政党的党员数目与组织实力都十分脆弱，这使得反对党无法从突如其来的雨伞运动吸收新血，反而有时甚至与参选区议会选举的伞兵出现了“撞区”的现象。举例而言，推出九位候选人的青年新政，就有三位是与泛民的选区重迭，结果让建制派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伞兵在这次区议会选举的崛起，到底是意味着香港民主阵营的版图扩大，亦或是其加深了其零碎化的趋势，是有待观察的。
总之，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算是雨伞运动的政治成果之初步盘点，尽管有层层的不利因素，选举结果仍是扩大了民主阵营的基盘，粉碎了建制派进一步掌控基层小区的企图。在台湾，民进党在2014年九合一大选举中的巨大胜利，以及接下来非常有可能的第三次政党轮替，则是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归诸于太阳花效应。但是无论如何，两场青年世代所主导的大规模运动不会只有选举政治的后果，等到雨伞世代与太阳花世代逐渐成长，成为社会中坚份子，甚至开始掌握实权，可以确定的两地社会一定会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