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特别是国企，养懒人”
攀枝花钢铁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下称“攀成钢”）关停的第六个月，钢铁工人宋其刚和前钢铁工人周剑坐在三江茶铺里喝茶。装生啤的大玻璃杯，一把茶叶，注入滚水，一杯四元钱。
2015年10月19日晚上九点，茶铺旁边的小广场上大妈们舞得正欢。宋其刚喝一大口，又把冲进嘴的茶叶吐回杯子里。“说穿了，不想走，走了还要重新找单位。都40多岁的人了，出去能干啥子？”
六个月前，有五十余年钢材生产历史的“攀成钢”宣布停产关厂。“攀成钢”是总部位于六百公里外的攀枝花市的攀枝花钢铁集团的子公司，是中国大陆典型的由国务院直接管辖的中央企业。
从2009年至今，这家钢厂已累计亏损超过70亿元。它曾是成都首家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工业企业，如今却成为1949年以来停业规模最大的国有钢厂，近万名钢铁工人面临失业。
这也许启动了中国钢铁行业艰难转型的前奏，像是一只体重超过90吨的阿根廷龙，需要调动全身肌肉才能缓慢地转身，而“攀成钢”，则是它最先甩动的尾巴。
据中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大中型钢企亏损216.8亿元，亏损企业43户，接近被统计企业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钢铁价格降至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在5月份举办的全联冶金商会二届二次会员大会上，原国家冶金局局长赵喜子说：“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
“攀成钢”就是这些准备“去死”的钢铁厂中的一个。
厂里给工人指出两条路：愿意走（“被下岗”）的拿一笔补偿金，留下的竞争上岗。41岁的宋其刚选择留下，他从原来的岗位被调到扩管车间，每天的工作是把钢管烧热了，再扩大到一定规格。对新工作，宋其刚只用一个字形容：“烫”。他上个月的工资是1997元。这是一家四口10月份的全部收入。
宋其刚的工友周剑则在六个月前做了一个相反的决定──离开钢厂。决定前，这位42岁的冶炼工人向所有朋友征求意见，八成的人支持他离开。周剑的朋友大多都不在国企工作，“他们就是例子，他们在外边也混得好”。周剑算了一笔账，即使他以后每个月赚的钱只相当于身边朋友们的薪水的最低标准，“还是比在厂里好过”。他一咬牙，从工作了25年的厂里出来了。
15万元补偿金到手后，周剑用近十万元钱买下一辆“大众”公司的捷达轿车，他人生中的第一辆。偶尔，他用叫车软件「滴滴」拉几个活，一天也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其余的时间呢？“该喝茶喝茶，耍噻。”
在“攀成钢”所在的成都市青白江区，生活以一种懒散而冷漠的方式向前行驶。近万名失业工人像盛夏阳光里落在土地上的水滴，被瞬间吞没了踪迹。
当地人说，工人们都走了，谁愿意留在鸟不拉屎的青白江？还有人说，去看那些茶馆，天天坐得满满当当，都是“攀成钢”的人呐。
工人们并未显露出对命运的不满或对前路的担忧，突然拿到十几万补偿金的他们过起不用上班的悠闲生活。他们三三五五地坐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天）、打麻将。茶馆像是成都人的第二个家。一位喝茶的“攀成钢”工人调侃道：“我一个月有28天在喝茶。”
短短几个月内，有人甚至已经把补偿金挥霍殆尽。周剑听说有些工友“十几二十万一个月赌光”。
“成都人心态好。有饭吃，有点闲钱用，再打点小麻将，够了。”周剑说。这座城市所在的四川省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在2014年向外输送了将近2500万的农村劳动力，却以“贪图享乐”闻名整个中国。
“一个月有28天在喝茶”的工人说：“四川人不是懒，是环境造成的。也想挣钱，但没得挣。”
这种矛盾的想法缠绕在宋其刚、周剑和不少“攀成钢”工人的身上。他们想要改变现状，却又无力挣脱几十年来在国企工作的惯性。周剑说：“中国，特别是国企，养懒人。”
2. “关了好，以前我都没见过蓝天”
冯世康从14岁开始修车，已经修了35年。一开始修自行车，再后来修摩托车，做的都是攀成钢工人的生意。
他的修车铺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团结中路上，对面四百米处是“攀成钢”的大门。六个月前，大门口的道路两边还停满了前来钢厂办事的小轿车，“从厂门口一直停到路口，马路牙子上都是。”冯世康说。
如今路面光溜溜的，时值黄昏，只剩下路边的野草兀自茂盛，一个穿桃红色小礼服的女人钻进草丛拍照，摄影师要她笑得再自然一点。
钢厂关停后，团结中路沿街的店舖差不多都关了，剩下做羊汤的、卖锅盔的和做皮肉生意的美发店，门脸都是灰扑扑的，透着衰败。冯世康的修车铺原来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元，如今赚的钱却“只够吃饭”。但他说：“关了好，以前我都没见过蓝天。”
在冯世康的记忆中，六个月前的钢厂“又吵又脏，（炼钢用的）大电炉24小时轰轰轰轰地转。”他指着路边的电线杆说：“从这儿看过去，只能看到第四根电线杆。硫熏得眼睛疼，鼻孔里全是黑的。”
钢厂关停六个月后的周日下午，冯世康坐在修车铺门口，一腿横搭在另一条腿上，将一节烟屁股送到嘴边，咂摸一口：“健康比赚钱重要。”温吞的阳光穿过落满灰尘的梧桐树叶覆在冯世康脸上。天空戴了一个灰色滤镜，蓝得不太用力。路上车流稀少，行人更少。
青白江区距离成都市中心约40公里远，开车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它是建国后西南地区第一个工业区，驻扎了化工、冶金、建材等多家国有企业。工业生产在这片区域留下了密集的铁轨、公路和烟囱，却未能带来繁荣和现代化。
在这里，行政区域范围是用工厂来划分的。比如，“攀成钢”所在的区域包含了厂区、食堂、职工宿舍、工人俱乐部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这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标准基础设施规划模式，一座小城或一片区域的生活链条围绕着一家企业的轨道运转，它唯一的服务对象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
冯世康和其他做小生意的人则无法进入那条轨道。尽管他生于斯养于斯，日夜听着大电炉转动的声响，呼吸着钢厂烟囱排出的充满颗粒感的雾气，却成为这片土地的边缘人。
“攀成钢”的工人们会把穿不过来的工作服拿出来卖，60元一套，冯世康是老顾客。他喜欢穿钢厂工人的工作服──宽大柔软的牛仔布，深蓝色。干活时不怕脏，胳膊腿儿在里面活动也宽余。
这身衣服曾是稳定、富足的标志。
3. “嫁人就嫁钢管厂的”
1993年，19岁的宋其刚加入成都无缝钢管厂。就在两年前，这个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成都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嫁人就嫁钢管厂的”。
中国人的强国梦最早由钢铁搭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鞍钢、包钢、武钢、攀钢等大中型钢厂陆续建成。毛泽东曾在1958年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也是在那一年，成都无缝钢管厂创建，厂址在成都市东风南路。
经历数次政治运动浩劫，至1976年，中国的钢铁产能仅有4000万吨左右。此后中国开始“下猛劲儿”推动钢铁产业。到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产钢国，钢产量首次突破一亿吨。
周剑记得，九十年代钢铁工人的收入比一般银行职员、公务员高得多。1990年，成都市的平均工资是184元，而刚刚加入成都无缝钢管厂的周剑一个月能拿200多。除了工资和奖金，厂里还会不定期发米、面、油、水果和罐头。
“效益好到什么情况？你每个月基本不用买什么东西，什么都发。”周剑说，他那时过得比在铁道部上班的父母还滋润。九十年代初期，周剑用着两百多元的Zippo打火机，买过五六百元一套的西装，更曾在一个月内连买三辆“凤凰牌”自行车，每辆都要三百多元。
“我们的工资三五天就要把它花完，因为厂里随时会发钱。三十、五十、一百，都有。”直到现在，周剑也不知道那些发下来的钱是什么名目。“问都不要问，签字拿钱就好了。”
九十年代，在周剑的记忆中“很舒服”。也是在同一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中小企业遭遇“破产潮”。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共有2137万人失业。钢铁产业却在这个背景下高飞猛进，通过兼并重组，几家钢铁巨头的身形也愈加庞大。
2000年，成都无缝钢管厂被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兼并，2002年，又与成都钢铁厂重组，成立了“攀成钢”。2006年，“攀成钢”从成都市二环内搬迁至青白江区。原本生活在成都市区的宋其刚和周剑将过去的三十年连根拔起，拖家带口搬到青白江。“都不想来，还是来了。你想是啥子感觉？”宋其刚说。
他们曾以为可以稳稳妥妥地干到退休。青白江区虽然处处比不上成都市区，但房价便宜。宋其刚和周剑用积蓄付了房子的首付，厂子的效益却越来越疲弱。从2007年到2014年，成都市的人均工资从1828元涨到4403元，宋其刚的工资却始终在2000元徘徊。“攀成钢”是当地人心里“最差的地方”的代名词。宋其刚在网上看到一个黑色笑话，一个爸爸教育儿子说：“你不乖我把你弄到‘攀成钢’去。”
盲目发展的钢铁行业载着300多万从业人员在产能过剩的道路上狂奔。到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达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通常情况下，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可称为产能过剩，2014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0.69％。
“钢铁业的困境，是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缩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对媒体表示。2015年11月8日，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博士论坛表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中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
现在想来，宋其刚曾经是有机会跳下这列车的。
4. “国营企业是棵大树”
1997年，成都无缝钢管厂改制，宋其刚被迫下岗。那一年他23岁，“有个憧憬，想拼一下”，便离开成都去外省打工。他做过“串串儿”（四川方言，即从事倒买倒卖的人）、当过服务员、还给人打过金银首饰。三年过去了，宋其刚“拼了那么久还是啥都没有”。父亲说：“回来吧。”
宋其刚的父亲原本是成都新城区一个村庄的村民，八十年代钢厂人手紧缺，国家倡议人们去工厂上班，宋其刚的父亲因此加入成都无缝，年幼丧母的宋其刚和哥哥也跟着搬到了成都市。后来父亲在工作中伤了腿，工厂把他调到厂办小学做门卫。
“国营企业是棵大树。”宋其刚曾经以为，“企业是国家的，一辈子垮不了。”
成年后，宋其刚和哥哥都加入了成都无缝钢管厂。父亲在九几年因肺癌和淋巴癌去世。“也不能说是厂里的原因。”他不愿把父亲的病同在钢厂工作建立联系，“人这一生你肯定啥子都遇得到，说不清。”
闯荡三年无果后，宋其刚死心了，想过“安逸日子”。他回到成都无缝钢管厂做运货保安，负责押运厂里的废钢。他穿一身迷彩服，头戴钢盔，站在从青白江开往新都的火车上，觉得自己“特别威风”。那是宋其刚生命中难得的舒展时刻，这份工作虽然只能拿到一千多，却风风光光。
在当金警的时候，宋其刚认识了周剑。彼时周剑是个单亲爸爸，一个人抚养两岁的女儿。回想起当运货保安的日子，周剑用了“轻松”两个字。除了偶尔跑一趟押运，剩下的时间大家就在一起喝茶打麻将。这种闲散的生活带走了周剑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十个年头，当女儿逐渐长大，家庭开支上涨时，周剑不得不回去做冶炼工人。
宋其刚也回到工人岗位。他40岁了，渐渐感到体力上的不从心。“累，基本上晚上回家后都不下楼。”他不再像23岁时那样渴望财富，“将来吃稀饭就够了，没有那种挣几百万的想法”。
和在论坛上咒骂领导的匿名网友一样，宋其刚和周剑都认为国家政策很好，败就败在厂领导腐败无能，好好的一个厂子就这样垮了。宋其刚总是怀念兼并前的成都无缝钢管厂，不久前，他的一个同事去上海出差，遇到一个外国人。“连外国人都知道我们厂哩！”
工人们都说“攀成钢”会很快全面关停，搬迁至更偏远的四川省西昌市。以后要怎么办？宋其刚说：“找工作呗！”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这或许出于惰性，或许源自不知所措。
周剑则相信，“攀成钢”可以倒，攀钢集团不能倒。「几个（大）钢厂倒了，国家就倒了。」
5. 尾声
2015年11月19日傍晚，“攀成钢”关停的第六个月，团结中路上的羊汤店稀稀落落坐了几桌食客，开修车铺的冯世康则早早收了摊，迫不及待地回家陪孙儿。下个月他和老伴儿要带孙子一起去海南度假。几年前，他用修车攒下的钱在海南三亚买了一套小房子，“那边空气好，天也蓝”。
周剑决定到一个私人开的小工厂上班，一个月薪水3000多元。虽然开滴滴更自由清闲，但周剑觉得这种工作太不稳定，“心都虚嘞，精神绷得紧”。他更适应按部就班的工作，“只干活，不想其他的，大不了累一点”。
周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他的生活感兴趣。坐在那辆仍然簇新的捷达汽车里，他不停地问：“我们的生活有啥意思？不就是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么？”
（应受访者要求，周剑、宋其钢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