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协同恐怖攻击行动震撼了全世界，血腥的牺牲打破了“911”以后欧美中心城市防止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较成功记录。各主要国家领导人均迅速表达对暴行的谴责，全球绝大多数分属不同文化圈的人民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对遇难者的哀悼，对花都巴黎的同情，以及对国际反恐事业的支持。
人们不约而同而又很恰当地将本次袭击的烈度和影响与“911”相提并论，直觉到本次袭击对欧洲的未来，乃至全球政治将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奥朗德总统已经下令在全法国实行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法国的反恐斗争是“一场战争”，而巴黎和法国各地的人民则以比10个月前《查理周刊》袭击发生后更大的勇气展示，表达了保卫自己生活和价值的不妥协决心。对此，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911”后美国在安全和国际政策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些政策变化对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带来的主客观两方面影响。
当然，法国不是美国，作为惨剧凶手的IS也不是当初的基地。作为日益活跃的欧洲大国，以及近年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受害国，法国在采取行动时可能面临怎样的目标和困难，已经为此可能实行怎样的安全与政治对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际反恐事业有怎样的影响，可能造成怎样的地区与全球政治冲击效应，这些无疑都是今天应予严肃前瞻的重要问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升级
欧美各国“911”后遏制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思维尚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交网络时代的威胁提升，及由于美国结束战争和茉莉花之后中东、北非等热点地区内部局势客观变化带来的威胁升级态势，因而在安全环境评估方面出现了偏差和不足。
“911”之后，伴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政策，欧美社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向非对称的非传统威胁倾斜的状态。欧美为此重整和加强了反恐情报体系，展开了新的反恐力量建设和针对性的战术训练，采取新的国际合作体制，并重建了反恐的国家指挥和控制体系，完成了新的配套立法。这一系列作为的前提即为认定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这一不同于历史上国家角色的新安全威胁会采取后续的重大行动，国际合作的和各国分别进行的反恐斗争在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顺序上已上升到最优先的位置。
2005年7月7日，4名受基地组织命令的英国本土恐怖分子在3辆地铁和1辆巴士上几乎同时引爆炸弹，造成52名乘客死亡和约700人受伤；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马德里发生311列车爆炸案，放置于各处的10枚炸弹几乎同时爆炸，导致190丧生和约1500人受伤，此外，历年报道中还有一系列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已遂和未遂袭击，以及其他因安全原因未予公布的案件，连同同一时期在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发生的其他袭击，清楚地表示，以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伊斯兰组织为代表的21世纪国际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局部性和次要的威胁，而是不同于20世纪一般政治恐怖主义行动的新型战略威胁。
从已知的袭击案例中，一些不同于“911”的共通性特征于焉表现出来。极端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人员招募，跨国的计划和行动准备网络，以欧美生活中心场景的大都市和平民为目标，针对国家政策的打击等。对英国的袭击是因为其作为美国主要战争伙伴的角色，而对西班牙的攻击则是针对其作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参与国的政策，攻击后西国果然撤出了相关军队，而本次巴黎袭击的动机自2014年法国人质斩首事件以后IS即不断披露，即针对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制后参与联合打击伊叙境内目标的行动。因为打击的重心在政策目标，所以不择手段，务求手段残忍血腥，以便造成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的心理震撼，而且也使得传统的预警手段和谈判资源无所应对，也给防范的情报保障和反击战术带来空前挑战。从巴黎最新的惨剧看，可以说，各大国尚不能说已经具备有效遏制这种攻击的手段。这就造成了新时期各大国安全环境方面严重的危机。
从这一视角，可以说，巴黎袭击是对“911”后欧美各国反恐政策的一个检验，而检验的不幸结论是，法国这样拥有强大国防力量与多样化安全资源的大国，即使在后“911”的反恐体制保障下，仍难以有效应对和遏制IS所代表的升级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这绝不是仅只对法国有效的血腥教训，因为相比法国的反恐实践的经验，国际合作的支持力度，以及专业反恐情报与战术分队的专业素养和效率，应该说，像中俄这样的大国尚有所欠缺。
据已有报道，本次袭击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与基地组织相比，IS由于已据有自身的统治实体，因为具备了很多方面超过基地组织的军事效能和实力基础，而由于法国等欧洲国家族群人口分布等社会环境特点，长期和成熟的多元文化与族群共处的政策，以及欧洲在难民等事务上的突出人道主义立场，IS已能熟练利用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安全疏漏。更突出的是，IS由于熟练使用社交网络所带来的全球化信息流动与传播方式，通过洗脑和网络联系，其已不仅具备网络招募和扩张的能力，也使其恐怖行动的心理震撼效应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简言之，欧美各国“911”后遏制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思维尚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交网络时代的威胁提升，及由于美国结束战争和茉莉花之后中东、北非等热点地区内部局势客观变化带来的威胁升级态势，因而在安全环境评估方面出现了偏差和不足。如果说基地组织是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背景的行动导向型威胁，则IS就是一种绝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融合社会、族群、文化和极端政治组织形态的升级型威胁，其力量的重心与其说在其行动，不如说更在其极端的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验。基地令人畏惧，而IS则给当代社会的各种极端思潮与个体提供了百川归流的认同感。
如何有效遏制这一具备新力量源泉特征的升级威胁，则首先意味着各国安全战略思维的升级，已经由此提升相应的政策作为，这绝不是对暴力的道德谴责及对遇难者的真诚泪水所能完成。
欧洲安全非传统困境
欧洲可以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较轻度介入的姿态，但在牵涉自身基本安全的问题上却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决定性问题。
法国政府以及安全执法力量在处置巴黎袭击后的缉捕凶嫌与国家维安事务中显示了高度的专业性与效率，但毋庸讳言，在惨痛的牺牲面前，尤其考虑到悲剧两周前西奈上空同样被IS炸毁的俄罗斯民航客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炸机行动也是针对俄罗斯对叙利亚内战卷入政策的报复），巴黎袭击在当代国际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意义是，它显示，虽然欧洲仍然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但包括法国在内，传统大国无力单独应对升级后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这一威胁虽然相比传统的国家战争牺牲并不算大，但其在社交网络时代所造成的全社会和全球性心理震撼后果却丝毫不亚于传统威胁。
换言之，在一战和二战后的长期和平之后，在冷战胜利和核毁灭阴影逐步消退的21世纪，欧洲仍然面临极大的安全困境，如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和克服困境，则欧洲必将面临难以预言的不详未来。
具体就本次巴黎袭击而言，10个月前的《查理周刊》惨案应还在艰难的调查与善后过程中，按照日程，法国最近将举行系列重大国际外交活动，此前不久还发生过其他未遂的恐怖袭击行动，因此，可以想象，袭击发生之际，法国正处于相当高级别的反恐预警状态。然而，正是在这种反恐力量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下，如此复杂和精心计划的协同袭击得以发生，法国反恐情报体制对此几乎完全没有有效反应。不无难堪的事实是，巴黎袭击显示IS有能力在后“911”的欧美反恐体制下对其选择的目标成功计划和实施重大攻击行动，而法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力量却具有致命局限。何以至此？
解释法国反恐体制对巴黎袭击的无效最关键因素必须看到法国，乃至欧洲安全力量的当代特点。战后欧洲70年的安全与繁荣主要是建筑在美国支撑和主导的北约这一跨大西洋同盟的地基之上。而在此时期内，成功实现了战后经济和社会重建的新欧洲则在消费主义的潮流下重新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并且，在奥斯维辛的沉痛历史反思中，新欧洲的政治与社会政策体现了强大的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基于尊重生命和自由的文化-种族多元和谐成为核心社会价值。这一新历史情境赋予欧洲令人向往的魅力，而其代价则是欧洲在安全事务与全球重大政治行动中的逐渐边缘化。
从冷战时期起，美国人就经常抱怨欧洲缺乏保卫自己的决心，这一很大程度上有根据的抱怨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跨大西洋安全同盟的保障下，在反思历史上战争惊人牺牲的真诚中，欧洲人对安全危机的感知是有限的。冷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推高了欧洲人的安全感。“911”长期较有效的反恐遏制态势也使得欧洲安全的基本感受更加巩固。即使最近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的危机，欧洲，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坚决参与制裁与其说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直接危险感知，倒不如说更是出自对基本战后核心价值观的坚持。
战后欧洲在安全感知方面的自我满足感带来直接的政策后果就是，安全问题的国家投资成为各种部门为争取自身更大财政份额的唐僧肉。在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都可以看到对安全预算的强大抑制和削减。这种安全预算削减所带来的困难又为两项事务所加强：其一，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推动，奥巴马第二任期步伐加快的北约转型，这一进程的主要内涵首先为美国要求欧洲伙伴在北约框架内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过去十多年来，则主要是美国在阿富汗与中东的军事行动；其二，2008年以来，近年发展迅猛的经济危机。同时，信息化和网络中心的传统军事力量升级也占用了相当的资源。这些综合作用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的安全行动资源陷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而安全资源的不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本次悲剧的内部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巴黎袭击背景下凸显的欧洲安全困境，及其背后欧洲国际行为能力的削弱，都并不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巴黎袭击则凸显了这种安全困境的现实危险和急迫性。欧洲可以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较轻度介入的姿态，但在牵涉自身基本安全的问题上却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决定性问题。安全保障任务多样化和复杂化，安全环境恶化，而安全威胁升级，安全资源长期不足，这就是欧洲当代安全问题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必然意味着安全政策重心和目标的调整，也意味着安全政策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袭击也可谓赋予法国及欧洲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安全危险感受，并推动欧洲采取新的行动以展现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归根结蒂，人们对安全问题采取重大行动，只能在当他们实际经验和感知到危险存在的条件下，此外，任何外部的敦促和推动，作用都是有限的。巴黎的喋血之后，相信欧洲人不可能再对新时期的自身安全问题有任何粉色的幻想了。
欧洲安全危机的再起
大胆一些预测，也可以说，在二战胜利70年和冷战胜利20年后，美欧实质性重建联盟的真正前景正在浮现。美国和欧盟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安全关系的紧密化和联盟升级，自然也会为经济的更紧密合作开辟基础。
自人类有史以来，安全与繁荣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两大关键目标，而安全问题尤其构成前提性目标。无论我们谈到战后70年跨大西洋同盟保护伞之下的欧洲繁荣和复兴，还是冷战后弥漫欧美的历史终结乐观情绪，一个基本的前提都是21世纪欧美主要大国的安全不再面临历史上列强争霸或冷战时两级核对垒环境的毁灭性威胁。然而，从“911”到巴黎袭击，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兴起给冷战后较长时期的全球安全格局划下了新的警戒线，也为20多年来的大国安全第一问题“未来敌人在哪里”提供了可靠的部分答案。
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以“亚太再平衡”（Aisa-Pacific rebalance）为名新美国全球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囊括美国面向21世纪复杂的新战略理念，在此不必细说，但这一新战略与本论题有关的一个环境认知方面的前提性理念却不得不说，那就是，美国战略重心地缘上向亚太的单重心转移，任务预期方面由非传统战争向传统大国对抗方面的转移，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评估，即欧洲的安全不在成为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主要任务。然而，这一判断在现实发展面前已被证明为站不住，直接说，美国及其主要欧洲伙伴的安全环境感知，无论在传统安全，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有致命误判。
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打破了两德统一后欧洲的平静，继之而来的乌克兰东南部危机至今未有了局。瞬间欧洲冷战后安全问题被摆上了北约任务清单的第一页，美国率领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国家展开了以“大西洋决心”（Atlantic Resolution）为总名称的系列行动，包括加强和更新与北约新盟国的军事同盟，部署反导系统和进行针对性的系列演练，这些行动旨在向俄罗斯展示美国与北约遏制普京对前苏联势力范围地区施加军事压力的企图。但正如冷战时期一样，这些以行动还是局限在欧洲人熟视无睹的传统安全范围内，其影响所及主要还是在欧洲决策精英层面。本次巴黎袭击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图景，在巴黎这样的世界之都和奥朗德总统眼前展开的协同攻击，才第一次真正向21世纪的欧洲人展示了实在和迫切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感受造成的普遍民意势必推动国家安全决策采取重大主动。
欧洲的安全资源有限，考虑到反恐及遏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外环境复杂性，在巴黎袭击之后，欧洲的国家政策中，安全问题决策优先会浮现，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新欧洲安全问题决策思维朝将具有自身新世纪的特点。首先，总体安全战略方面，有限资源会朝向非传统资源倾斜，这是可以预期的。与之配套，相应的立法、情报体制重建、力量部署调整与社会管理措施会更新。这都会从社会意识和政策两方面带来生活的变化。奥朗德总统已宣布反恐斗争为战争的行为，但这种不同于历史上传统的战争要求新的理念与工具，也会改变欧洲人习惯的日常生活，包括其内部的族群和文化对话与互动政策。
其次，欧洲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力量局限也会很自然带来美欧的更紧密合作，斯诺顿裂痕将被迅速弥平，因为，在反恐斗争的情报，力量与国际合作方面，美国的支持是决定性的。而因安全问题更紧密的美欧关系无疑也会进一步使双方在国际政治等全球问题上合作更顺畅，尤其是考虑到欧洲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这都将进一步给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带来持续变化的动力，也会带来全球发展方面的一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大胆一些预测，也可以说，在二战胜利70年和冷战胜利20年后，美欧实质性重建联盟的真正前景正在浮现。美国和欧盟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安全关系的紧密化和联盟升级，自然也会为经济的更紧密合作开辟基础。美国在大力推动亚太地区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TPP）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结构（TT-IP），而欧美如果在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加速政策融合和力量整合，则21世纪的全球图景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不是出自数十年来各种理论家的书斋推演论述，而是由于实际的力量互动与交换。
所以也可以说，欧洲安全问题的复兴不仅事关欧洲的安全，也不仅是牵动跨大西洋结构的事务，而是改写全球安全，政治和经济版图的一个起点。对此，需要予以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