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袭并不是在考验法国安全部门的工作能力，而是在挑战当代法国和欧盟的构建基础。“历史终结”以后的“老欧洲”建立在共识政治的基础上。共识政治本身就是针对性极强的演化适应结果，目标在于堵死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入侵文明心脏的阿克琉斯脚踵。一战、二战和冷战所暴露的挑战，随着共识政治的完善而自行萎缩凋零。
巴黎恐袭撕开“共识政治”掩盖的黑洞
共识政治本质上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补漏升级版，保护旧欧洲度过了一战以后的惊涛骇浪。共识政治没有消灭挑战者，而是制造了一个饿死原有挑战者的新生态环境。
欧洲人对共识政治的崇拜和依赖，源于这三场生死斗争的痛苦记忆，在政治生态意义上的价值，相当于几乎饿死的难民在床头柜里储存面包。东方人没有同样的体验性记忆，仅仅书面和抽象的了解不足以造成同样强度的印刻，盲目感动和盲目嘲笑都是有失公正的。任何具体的政策、习俗或制度，只要脱离了所在的脉络和环境，都会显得诡异的崇高或荒谬的愚蠢，而且崇高和愚蠢两者只在修辞意义上有差别。
我们如果运用生态演化的思维方式，就会明白共识政治在传染病学三原则当中的地位。这三条原则是：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消除易感人群。
第一项原则对应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第二项原则对应麦卡锡主义。第三项原则对应共识政治。
福利国家并不企图打击共产国际，而是企图消除共产国际的假定感染对象。多元文化并不企图打击纳粹党人，而是企图消除种族主义的潜在温床。共识政治本质上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补漏升级版，保护旧欧洲度过了一战以后的惊涛骇浪。共识政治没有消灭挑战者，而是制造了一个饿死原有挑战者的新生态环境。这种做法自然不可能没有成本，《查理周刊》事件只是代价的开端。
巴黎恐袭撕开了“政治正确”掩盖的黑洞，但黑洞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的。
现有国家体系无法应对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是达尔文系统为共识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固有弱点量身定制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在于旧自由主义和维也纳体系的生态演化场。
防弊之术产生新的弊端，补漏之术产生新的漏洞。人类的资源和知识永远都是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则更加有限。“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别人的厄运，而是人类共享的永恒处境。如果残酷的达尔文系统还能允许人类相互保存某种真实的悲悯，共同的源头无疑来自永恒的无奈与残缺。
如果某些政治家显得比较明智，某些制度显得比较高明，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恰好处在旧病初愈而新病未生的短暂窗口。共识政治防范种族主义的社会性卫生措施，有效地破坏了共同体吸纳异质文化的能力。共识政治保障社会福利的措施，有效地破坏了共同体成员自我保护和发展的能力。原先的挑战者虽然失败，但确实已经实现迦太基式的身后报复。胜利者为过去的挑战者修好了东墙，结果不得不为将来的挑战者拆毁了西墙。
生态位的空缺自然会促使达尔文系统产生新的挑战者，挑战者的性质取决于空缺的性质。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是达尔文系统为共识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固有弱点量身定制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在于旧自由主义和维也纳体系的生态演化场。
巴黎的恐袭暴露了奥朗德所在体系的outdate性质，比枪手的任何行径更加明显地预示了未来的洪水。法兰西共和国怎么可能战胜伊斯兰国？你能用高射炮消灭黄热病吗？
旧欧洲过度压抑了亚国家组织
这些（民兵）团体占据了伊斯兰国的类似生态位，只有生态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种才能构成有效竞争。法兰西共和国不适应这样的生态场，塑造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尤其适应不了。
一个布满了芬兰白卫军和西班牙长枪党的欧洲，连《查理周刊》的血案都不会听到，类似伊斯兰国的组织在这样的社会生态当中，根本没有长大到足以构成新闻标题的机会，然而这样的社会虽然不是必然产生一个希特勒（这事需要某些地缘和历史的偶然因素配合），却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右区”、顿巴斯民兵、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解放军。
后面这些团体占据了伊斯兰国的类似生态位，只有生态位相同或接近的物种才能构成有效竞争。梁启超的保皇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构成同生态位竞争，因为供养他们的华侨社区资源有限。他们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跟表面上的敌人大清的关系反倒并非如此。伊斯兰国的崛起，证明旧欧洲过度地压制了内部的亚国家组织。
大自然厌恶真空，任何层次的组织低气压都会自动邀请外部的组织阑入。类似的生态场会造成类似的塑造压力，迫使来源、结构、宗旨相去甚远的组织表现出极其类似的行为模式，就像鲸鱼会产生类似鲨鱼的流线型身体，却不能顾及它和四足动物的近亲关系。“右区”和顿巴斯民兵、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解放军、库尔德决死队和伊斯兰国互为仇敌，但他们适应同样的生态场。
法兰西共和国不适应这样的生态场，塑造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尤其适应不了。他们不愿意承认代价总得付出，仅有的选择在于拆东墙还是拆西墙。他们的理想世界太像万里长城或柏林墙保护的养老院，难造而易破的特征过于明显，很难想象伊斯兰国是唯一竞争挑战者角色的演员。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宪法如果看上去比较健全，原因很可能不在于宪法本身的明智，而在于它还年轻。也就是说，宪法和产生宪法的环境仍然高度契合。契合源于共同演化的历史路径，路径参差的可能性随着时间而放大。
孤立的因素如果脱离了它所在的生态位，就无所谓好坏。组织和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度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的善，但总是意味着比较顽强的生命力。组织和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度低，并不一定意味着本质的邪恶，但肯定意味着冲突和动荡。
不存在“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现存的共同体，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适应了不久前的环境，应对了不久前的挑战，幸存者都以为这一轮的斗争就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诸如此类的期望毫无例外地失败了。
组织和规则的演化永无止境，生态学家引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提出“红色皇后竞赛”的说法。爱丽丝对红色皇后说：在我们那里，如果你努力跑了一阵，通常会跑到其他地方。红色皇后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你们那儿太没劲了。在我们这里，你努力跑了一阵，仅仅足够留在原来的地方。你要跑到其他地方去，就要双倍努力地跑。历史世界不是爱丽丝的家园，而是红色皇后的家园。
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现存的共同体，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适应了不久前的环境，应对了不久前的挑战，通过了世界法庭的隐秘甄别。每一轮甄别结束时，幸存者都会心存侥幸，以为这一轮的斗争就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历史将会随着先辈的胜利而终结，为子孙后代奠定永久的和平与安宁。迄今为止，诸如此类的期望毫无例外地失败了。
最辉煌的时刻总是消逝得最快，没有什么比永久和平更违背达尔文体系的本性。生态位不会长期空缺，新的挑战者将会迅速占据旧挑战者和失败者的位置。新旧挑战者的更替通常会导致地方性规则的改变，使原先的胜利者变成不适者。
挑战者和被挑战者表面上敌对，骨子里却时同一生态环境及其地方性规则的产物。挑战者的失败在浅层次上意味着被挑战者的胜利，在深层次上却意味着挑战者和被挑战者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游戏规则正在灭亡。
在旧欧洲，国家公正与保护会越来越昂贵
旧欧洲的国家公正和保护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可靠。伊斯兰国类似历史上的流民团体，产生并反映了所在社会的溃败，又通过流窜将溃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无需承担建构复杂组织的成本。
人类出于固有的弱点，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很难改变习惯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一度成功、贡献甚大的模式。旧欧洲官僚国家模式的僵化程度，在当今世界上已经仅次于共产主义国家，适应和调整的门槛过高，区区巴黎血案大概还达不到必要的刺激阈值。一场利比亚式战争可能足以欺骗自己，将长城倒塌的日子推向更远的未来。
在这段缓冲时间内，旧欧洲将会越来越像魏玛共和国。国家的公正和保护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可靠；信赖法律和共识，超过信赖自我保护的良民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惨。自我保护的刁民将会形成各种亚国家组织，对传统规范的敬畏将会越来越少。最初的挑战者通常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我们所在的世界真有什么“最后”的话。
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基本没有可能，甚至根本不想打赢国家层面的常规战争。即使组织的瓦解和领袖的死亡都不会导致运动的结束，只会产生更多的分裂派小团体，向更远的地方扩散。伊斯兰国类似历史上的流民团体，产生并反映了所在社会的溃败，又通过流窜将溃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自身无需承担建构复杂组织的成本。
健全的社会一开始就不会产生流寇团体，流寇团体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世界提供并非免费的甄别，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今天的伊斯兰国都是大自然的秃鹰。他们消灭能够产生自己的病态社会，破坏无法阻止自己的脆弱社会，选出能够抵抗自己的合格毕业生。
他们是大自然的秃鹰，信徒会把他们称为上帝之鞭。没有食尸者的世界会很快充满烂肉和瘟疫，给生态系统造成的灾难更甚于残暴的屠杀。叙利亚的革命根据地行将瓦解，很快就会释放出无数高度传染性的孢子，飘向高加索、中亚、东南亚和全世界，让世界明白谁是真正的选民。
凯末尔屹立在蒋介石倒下的地方，吴庭艳沉没在朴正熙停靠的港湾前。红色皇后给予胜利者的唯一奖品，就是允许你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