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一个角度讲，ISIS（伊斯兰国）都是新的。
虽然我们可以跟从他们自己的宣传，说他们力求在当代实现一个中世纪的宗教社会──可中世纪的伊斯兰宗教社会却是完全的另一个样子。
人们也愿意去追问，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兰的”（Islamic），这对于目前争论的两方都是焦点之一：批评伊斯兰的人，愿意去将暴力归结于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条和历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兰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将ISIS看作是对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兰之名行非和平之实──“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又怎么会屠戮无辜平民呢？”
更进一步，又会有人将巴黎的恐怖袭击与同时期发生在贝鲁特、巴格达和尼日利亚的恐怖袭击并置，通过国际（尤其是西方）媒体完全不对等的曝光和报导来说明，生命的权利乃至于什么构成“值得被怜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决于你是生活在法国还是伊拉克，取决于你的肤色是白色、棕色还是黑色（这三个肤色，以及更多的“肤色”其实根本不存在）。问题于是再一次变成了对于什么是“常态（normal）”的讨论，变成了“巴格达本来就是一个混乱的战场，而巴黎则是一个日常的世界”这一类的论断。
然而，ISIS以及它脱胎于其中的世界，首先改变了什么是战争。
ISIS的出现，让日常生活战争化
“恐怖主义”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战争化，是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是暴力和社会生活的一种重新结合和相互渗透，是一种新的历史的产生。
这场战争不再具备明确的始终，这场战争没有宣战也不会有投降。换句话说，ISIS指向的，是一种新的战争形式，这个形式不会随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实际上，这种战争形式在21世纪的这十几年内已经实现了快速的扩张。
任何参与战争的力量，即便在实质上是对立的，但在形式上却是共通的。就像是两种化学试剂在烧杯中发生猛烈的化学反应，生成的物质反过来彻底重组了原来的两者。所以“恐怖主义”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条、不是狂热信仰、不是20世纪西方势力在中东地区种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极度绝望和膨胀的幻想。
“恐怖主义”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战争化，是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是暴力和社会生活的一种重新结合和相互渗透，是一种新的历史的产生。
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把这种战争放到历史里面去：如果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纪初可以说“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纪乃至20世纪种族主义的复杂历史让一些知识分子觉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战争（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盖括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或许处在另一个历史的结点。
或许对我们而言，日常社会生活──而不是惯常的“（国家）政治”──开始成为战争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战争，似乎日常生活成为战争唯一的场所，成为战争最钟爱的场所。战争不再“无意”闯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新鲜的血液（你可以当成比喻来读，也可以按照字面来读），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它自身。
战争去领土化，国境线不再保护欧洲
国境线的封锁很可能是枉然，因为ISIS可以就在你的国境线内产生。
这不再是20世纪的冷战，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
就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所说，一种新语言的初学者总会将新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只有当她完全吸收了新语言的精髓，才会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余。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革命要依靠古罗马的语言，正如我们为了理解新的战争形式却只能依靠20世纪乃至更早的范式。
当旧语言、旧词汇和旧理论尘嚣直上让我们觉得似乎时代错乱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到来了──虽然这个世界不但不会更好，很可能只会更糟。
这种新的战争形式需要我们找到新的语言，找到新的比喻──这不仅是文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彻底的政治问题。新的战争形式的一个标志就是“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谓的“难民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不同。
所谓的“难民危机”和“欧洲边境危机”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并不相同的东西。就后者而言，欧洲的边境要远远超出领土的界线。在核心的西欧之外，意大利和希腊是边境的外缘，而更远的地方，包括东欧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亚，则是欧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内涌的最前线。也就是说，以西欧为核心，有至少三层保护圈，层层设卡。
这种关卡甚至以与各地的独裁者合作为条件：“我们给你钱，支持你经济，帮你组建军队，维持你的政权，但是你要保证让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让他们来欧洲”。而各地的独裁者也愿意利用这样的交易，并且在自己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以此来威胁他们在西欧的合作伙伴。但无论怎样，欧洲的“边境危机”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是一个以领土和可见边界为核心的问题。
这个传统的框架同样成为当下法国应对恐怖袭击的最初反应──紧急状态、关闭边境。人们仍旧觉得，只要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只要我们可以守卫好我们的边境，只要空间是可以相互区隔开的──民族国家的机构设置仍旧是有效的，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仍旧是可能的。
但历史却不会因为你不具备理解它的语言就停止它的脚步。ISIS不是中世纪的，它告诉我们未来的历史大约会是什么样子。它是21世纪的产物。不可否认它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根本上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还用西方与非西方、殖民与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脑子里还是两个或者多个实体之前的对垒，如果我们还在“文明冲突”或者“文明对话”之间摆动，如果我们觉得在极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间做出选择还是可能的话，那就是用20世纪的思维来处理21世纪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过封锁国境线来严查ISIS人员的流入，这就是个误判。因为ISIS是一种全新的影子组织──它当然有实际的存在，有领土、军队、武器和财政，它颁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但除了这些20世纪的特征，它的灵魂、组织精髓和技术都是21世纪的。
国境线的封锁很可能是枉然，因为ISIS可以就在你的国境线内产生。或许应该把它想像成一种辐射，照到任何有机体上都会让这个有机体内的一部分细胞发生癌变。癌变的可能内在于每一个健康细胞内，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思考，ISIS从反面实现了？
ISIS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识分子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但却是以一种面目全非──实际是严格相反──的形式呈现在后者面前。
21世纪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受到“去领土化”的启发，开始思考新世纪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个观念便是“共振”或“共鸣”（resonation）。这是一种以声音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说，当社会革命在一处发生的时候，它的传播会采取声波的样式──不同的点不需要发生任何实际的联系，它们会随着声波一同振动。
振动的频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万别，但它们却相互之间都了解，却不会形成任何实际的连结和统一的组织。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形式的全球反抗将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重组（这里的意识形态与“洗脑”完全不同），在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间建立起概念上的“对等关系（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个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产生。而要完成这个概念工作最后一步的，应该是左派的知识分子──这听起来和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时，自觉绝对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终的实现具备惊人的相似点。历史的终结存在于概念中，而最后的人永远是知识分子。
这与ISIS有什么关系？历史永远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让你惊讶的方式却也不是毫无章法。当知识分子觉得“去领土化”和意识形态工作将通向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历史不但没有回避这个预测──历史齐齐整整地把这个理想实现了。
ISIS没有任何迟疑、没有任何犹豫地成为了那个乌托邦的声波，世界各地的行动都宣称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后者更欣然接纳并且将其他并不一定如此明确宣称的行动也划归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历史的尽头向世人宣告：“我们才是最后的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最终审判日前的战士，他们觉得将有最后一战，然后世界就会终结。
他们对末世的想像是当代的《精神现象学》，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识分子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但却是以一种面目全非──实际是严格相反──的形式呈现在后者面前。我们的理想，在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历史就已经将它实现──在形式上严格对应，但在价值和后果上却完全相反，以至于我们根本辨别不出来，原来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身处的世界和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们站在一面哈哈镜前，根本认不出来镜子里面的自己。ISIS是一个反乌托邦（dystopia），并迫使我们去想，乌托邦是否还是可能的。历史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它想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