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另一次座谈（这次是在一个讲演厅，开放给香港的大学生），我们三个各自讲“青春的伤疤”。我讲的是我高中时（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全国高中生都穿着日据时期留下的那种军训卡其服），我和一群互不认识的那学校的坏分子，每天傍晚会聚挤在一处黑暗楼梯间，隔着车潮汹涌的马路，偷看对面一幢大楼，某一户人家，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不知什么原因，都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在那小框格里移动，像水族箱里四尾美丽的回游的鱼……
马来西亚女作家则说起她的童年，她的父亲是个烂人，母亲则是这男人的小三，总之她的童年里，父亲极少出现，每次要来那小镇看她们，她母亲就说不出的开心，弄了满桌平时想都不用想的菜肴，空气中都是那种混乱的香气，母亲也会盛装打扮，一脸笑意，那时她和妹妹再怎么调皮，都不会受到责罚。但这样等待的光影记忆，十次有七次，父亲后来又来电说不过来了。母亲则像瞬间枯萎的花，整个奄了。那接下来整个礼拜，她们要把那桌菜，鸡啊鸭啊鱼啊猪肉啊，重覆热过，吃十几顿才吃掉，吃到都快吐了。有一年，她母亲跳机到台湾打工，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人住在那小镇的屋子里。她那时其实还只是小孩子，但要扮演好姐姐的角色。有一个晚上，她们将门窗都锁紧了，但妹妹突然叫她抬头看，上面窗外有个流浪汉，爬上屋前的一棵树上，脸贴着玻璃，目光炯炯盯着屋内看。她的眼神和对方相接时，他也完全不避开，好像知道这屋里没有任何大人。说不定待会他就会想办法撬开窗子进屋来了。她们姐妹俩，害怕到一直尖叫，往卧室跑，把卧室门锁起来。即使两人躲到床底下，还是不断尖叫。她也不记得后来，第二天天亮，她有没有去跟外婆或阿姨说，或是出门有没有瞥一下那树上还有没有那个男人的身影……
很意外的，轮到大陆女作家发言时，她竟然哽咽，甚至啜泣起来。她说她被我们之前的故事深深打动，觉得那真是说不出的忧郁和悲伤。她很简短的说了一些她少女时期的画面，大约是文革时期，他们一些男孩女孩，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离开家，进入一个全是同龄人的群体，那时懵懵懂懂，物质的贫乏和肉体的劳动好像因为躲在这个群体中，没多大感觉。直到有一天，好像是他们这边的年长些的，和另一区的另些青年发生了武斗，好像一个军卡车开回来，所有人脸上都是血污和惊惶的神色，那后车篷里头搬下来的，全是被刀砍断的、或枪械打残了的身躯，有几个好像已经死了……
总之，那次座谈之后，我们三个，好像感情更亲近，更像一个大姐、一个大弟、一个小妹，搁浅在那个那时仍感到强烈“华洋杂处”的前英殖民小岛。有一天，中餐时，马来西亚女作家告诉我们今天是她生日，当晚，这大陆女作家便招待我们，去一间极高极的云南馆子，那每一道菜（什么气锅鸡、过桥米线、牛肝菌、鸡油菌、珊瑚菌……）都好吃翻了，但都贵得不得了，这大姐像中了什么奖一样，乱点了满桌，吃到后来我都心慌了。而她平时看去颇节俭，不像个手头那么宽裕的人，她对马来西亚女作家说：“我是真的把妳当自己妹妹。妳这孩子吃那么多苦，却那么坚强。我们就是该吃好的，尽量吃。”那次那间高级餐馆的镶金筷子、青花瓷盘瓷碗、那啜饮起来舌蕾立即告诉你是极品的普洱茶，给我一个印象：这个大姐有个温暖宽润的灵魂，她是从共和国疯狂贫困的换日线那端走过来的，她对他者所曾经承受过的苦（也许故事化了的），如此易感、认真以对。那是二○○四年底，香港回归七年，台湾刚刚经历过“两颗子弹”阿扁连任的政局动荡。我觉得我们这三个年纪各一截差距的不同小说创作者，眼中各自展开完全不同的，《雾中风景》的公路电影。
另一个下午，我们在荷里活道一间，周遭全坐着老外，连侍者也用英语询问点餐的咖啡屋。当时好像只有这样的老外咖啡里可以抽烟（事实上我们里头也只有我吸烟）。那位香港大学的年轻女助理也一道（她的英文非常强，但普通话说得支离破碎），我记得她说了好几个她大学时女生宿舍里流传的鬼故事。好像还有“有个男子跟他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他的女友掉进河里了，那个男子就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他伤心的离开了这里。过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这时看到有个老人家在钓鱼，可那老人家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他就问那老人家为什？鱼身上没有沾到一点水草，那老人家说：『你不知道啊，这河从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到水里，自杀了，为什么？”这一类的脑筋急转弯。但她说完后，大陆女作家深深叹息，说：“珍妮佛，我来香港这么多天，直到今天听妳说了这些鬼故事，才对这地方，真的有了感情了。我本来很不舒服，明明脸不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脸吗？为什么他们在很多场合刻意都要用英文，而且显摆着用英文是更高级这种气场。妳现在说了这些鬼魅啊、恐惧啊的，我才觉得，咱们潜意识是相通的。咱们以前女孩子聚在一起，也猛讲这些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