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某天，我不小心看完一整节的无线台新闻，先是三则网络影片，镜面上注明“翻摄自爆料公社”，播完了，再来一则网络影片，这次是“翻摄自爆废公社”。一小时后，这些“新闻”重来一遍。
无论爆料或爆废，都是台湾的热门脸书社团，尤其“爆料公社”，粉丝超过五十万，社团里千奇百怪的网友上传贴文或影片，已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取材来源。尤有甚者，因为帮众太多，版主们另开七个分社，“爆废公社”也是其一。
隔天，一位媒体同业也在脸书上抱怨，另一家电视新闻台连播三则新闻，都是监视器画面，一则来自俄罗斯，两则来自台湾；灵异的是，每次播完影片，主播还会“联机”国际中心与国内中心的记者，请他们评论这些“新闻”，末了，明明人在电视台里，联机记者还会说：“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荒谬吗？并不会，这正是当前台湾电视新闻的日常。当新闻主管被迫一只手删减人事成本、节樽采访开销，另一只手追逐0.01起跳的收视率，“现场”不再是土耳其、不再是匈牙利、不再是那些苦难与死亡与梦想交织的边界，而是脸书、是YouTube、是各式各样的监视器画面。
讽刺的是，当他们这样做，还真能提高收视率。
当新闻理想只剩一颗肾结石
我认识不少仍有想法或抱负的电视新闻人，但他们的想法与抱负，往往在现实与日常之间被击倒，碾碎，化作齑粉；或者，萎缩为体内埋藏的一点顽强抵抗，一粒不肯死尽的硬籽，彷佛舍利子，或肾结石。
约略同一时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在德国柏林召开记者会。这位白俄罗斯裔记者，长年采访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及切尔诺贝尔核灾，以文学手法揭露重大议题，由于题材每每触怒当权者，被迫在欧陆各国流亡；即使如此，她最近公开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又得罪了普京政权。
她在柏林记者会中，提及新闻同侪的艰难处境：“现在在白俄，很多记者都因为批评时政而丢掉工作，我长年资助的一位女老师，也因为公开表达政治理念被当局解雇，连去学校打扫都不行，她还有孩子要养。”
此外，她以文学的感性口吻，为当代下了一个批注：“1990年代，我们曾经很天真的相信，马上就能获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自由人。”（引自林育立的现场报导）
此一批注，不仅适用于旧苏联，不仅适用于白俄罗斯的记者，也适用于台湾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曾经天真相信，政治解严、媒体解禁，就能获得自来水一般的新闻自由；问题在于，我们不是自由人。
我们每天在“可是”里工作，“可是，这样没有收视率／点阅率”，“可是，编辑台人手不够”，“可是，我每天还要发五条实时”，“可是，广告主会跑掉”，“可是，别家电视台都有这条”，“可是，这是热门点阅第一名”，“可是，我还要兼任脸书小编”，最后，决定每日新闻的不是总编辑，而是这些“可是”。
我们从来不是自由人，心灵上、精神上、行动上都不是，一如亚历塞维奇的同胞；差别在于，台湾记者不会因为报导新闻而被赶出国界，甚或丢掉生命，至少还没有。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俄罗斯记者，安娜・波丽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
她出生于1958年，只比我大几岁，1999到2006年间，她先后前往车臣三十九次，积极揭发战争的残酷，以及俄国军队杀害平民的行径，因而触怒总统普京。历经死亡威胁、在飞机上被下毒、遭车臣俄军拘留刑求，甚至威胁性侵，2006年，安娜・波丽特柯芙斯卡雅在莫斯科住家电梯里，遭杀手开枪杀害，享年48岁，留下一子一女，以及《肮脏的战争》、《普京的俄罗斯》、《地狱的一角》等书。
事后，枪手及其同伙被捕判刑，但幕后主使者始终不曾水落石出。安娜・波丽特柯芙斯塔雅工作的《新报》，开始要求旗下记者学习枪械自卫。
审判结束前，一名调查该案的《新报》委任律师，及一名该报记者在街头被枪杀；一年内，三名与波丽特柯芙斯塔雅相熟的人权运动者或消息来源，前后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遇刺，《新报》决定，不再派遣记者前往车臣采访。
新闻工作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新闻从业者眼前不是修辞的“如何活下去”，而是真刀真枪的“如何活下去”。根据记者保护组织"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已有四十四名记者因工作遇害；恶名昭彰的俄罗斯只能排上“全球最危险国家”第十名，第一名是索马利亚，二三名分别是伊拉克与叙利亚。
回到地球另一端，台湾的新闻人面对另一场战争，一场看不见枪火、看不见手榴弹的战争。日日周旋于双重火线之间，在采访现场，敌人是政客的谎言、警棍的伺候、诉讼的威吓、广告主的裹胁；回到办公室，是讨好读者的诱惑、追逐实时的压力、日益缩水的采访资源、老板及主管的焦虑慌乱、阅听人的淡漠分心、网络留言的敌意嘲讽。
我不知道，哪一种战争更惨烈、更艰难。亚历塞维奇及其同侪面对的敌人，像一堵高耸的石墙，当你以肉身冲撞，会立即感到强烈疼痛，甚至血肉创伤；台湾媒体人面对的处境，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更像是史蒂芬金的《迷雾惊魂》，整个行业被恐惧与焦虑渗透、包围，你看不见具象的敌人，有时候，你就是自己的敌人。
我不知道，哪一种困境更可能被翻转。我只知道，当这一行的工作价值，从耗费心力采访查证、揭露冷硬但坚固的事实，转变为集体取悦、媚惑读者按着鼠标或手机屏幕的食指，然后无性繁殖出大量朝生夕死、宛如蜉蝣的文字网页或屏幕镜面，这场新闻战争，早已无关要旨。
近十年，台湾的新闻环境，一头撞进全球媒体衰退的气候系统中，我们的问题并不特殊，但整体而言，新闻产业陷入一种负面循环的竞争生态中。
我悲观吗？不尽然。有几次，朋友忍不住忧心：“我们都知道此刻是严冬，问题是，万一冬天赖着不走，春天永远不来呢？”
我没有简单具体的答案，但我相信，一个国家的新闻环境，是当地社会力、经济力与政治力的交互作用总和，而台湾阅听者、工作者、广告主对新闻的需求或标准，不会仅只于满足现状，长远而言，我们不只值得这样的媒体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阅听习惯与广告市场将持续位移，科技与社会文化造成的地心引力，让目前只求点阅或收视率的“下流淘汰赛”不可能永续。当社群流量之王BuzzFeed也投身制作严肃新闻，台湾媒体数字转型的思维，若仍维持竞争短暂注意力，而非建立独特性与品牌认同，垃圾流量竞赛将进入更惨烈的巷战。
未来三到五年，无论硬着陆或软着陆，台湾媒体的生态结构将面临一波洗牌，有些喧嚣会归于沉寂、有些难堪人性继续突破下限；然而，此刻累积的怨怒与不满，或将转化为寻找出路的社会动力，而科技的推进，会让更多突围实验成为可能。
或许，我们正在目睹，台湾慢慢孕生一个多元化的新闻生态圈，一个更草根、更开放，嘈闹混乱，但不致无量下跌的产业文化，无论新媒体或旧媒体，有些终能摸索走出迷雾丛林，开始寻觅自己的路径与定位，而不是挤在一条死巷尽头，相互保证毁灭。
但愿最终，我们会有更多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