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某天，我不小心看完一整節的無線台新聞，先是三則網路影片，鏡面上註明「翻攝自爆料公社」，播完了，再來一則網路影片，這次是「翻攝自爆廢公社」。一小時後，這些「新聞」重來一遍。
無論爆料或爆廢，都是台灣的熱門臉書社團，尤其「爆料公社」，粉絲超過五十萬，社團裏千奇百怪的網友上傳貼文或影片，已是新聞媒體的重要取材來源。尤有甚者，因為幫眾太多，版主們另開七個分社，「爆廢公社」也是其一。
隔天，一位媒體同業也在臉書上抱怨，另一家電視新聞台連播三則新聞，都是監視器畫面，一則來自俄羅斯，兩則來自台灣；靈異的是，每次播完影片，主播還會「連線」國際中心與國內中心的記者，請他們評論這些「新聞」，末了，明明人在電視台裏，連線記者還會說：「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荒謬嗎？並不會，這正是當前台灣電視新聞的日常。當新聞主管被迫一隻手刪減人事成本、節樽採訪開銷，另一隻手追逐0.01起跳的收視率，「現場」不再是土耳其、不再是匈牙利、不再是那些苦難與死亡與夢想交織的邊界，而是臉書、是YouTube、是各式各樣的監視器畫面。
諷刺的是，當他們這樣做，還真能提高收視率。
當新聞理想只剩一顆腎結石
我認識不少仍有想法或抱負的電視新聞人，但他們的想法與抱負，往往在現實與日常之間被擊倒，碾碎，化作齏粉；或者，萎縮為體內埋藏的一點頑強抵抗，一粒不肯死盡的硬籽，彷彿舍利子，或腎結石。
約略同一時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在德國柏林召開記者會。這位白俄羅斯裔記者，長年採訪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及切爾諾貝爾核災，以文學手法揭露重大議題，由於題材每每觸怒當權者，被迫在歐陸各國流亡；即使如此，她最近公開譴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又得罪了普京政權。
她在柏林記者會中，提及新聞同儕的艱難處境：「現在在白俄，很多記者都因為批評時政而丟掉工作，我長年資助的一位女老師，也因為公開表達政治理念被當局解僱，連去學校打掃都不行，她還有孩子要養。」
此外，她以文學的感性口吻，為當代下了一個註解：「1990年代，我們曾經很天真的相信，馬上就能獲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們現在還沒有自由人。」（引自林育立的現場報導）
此一註解，不僅適用於舊蘇聯，不僅適用於白俄羅斯的記者，也適用於台灣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曾經天真相信，政治解嚴、媒體解禁，就能獲得自來水一般的新聞自由；問題在於，我們不是自由人。
我們每天在「可是」裏工作，「可是，這樣沒有收視率／點閱率」，「可是，編輯台人手不夠」，「可是，我每天還要發五條即時」，「可是，廣告主會跑掉」，「可是，別家電視台都有這條」，「可是，這是熱門點閱第一名」，「可是，我還要兼任臉書小編」，最後，決定每日新聞的不是總編輯，而是這些「可是」。
我們從來不是自由人，心靈上、精神上、行動上都不是，一如亞歷塞維奇的同胞；差別在於，台灣記者不會因為報導新聞而被趕出國界，甚或丟掉生命，至少還沒有。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俄羅斯記者，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
她出生於1958年，只比我大幾歲，1999到2006年間，她先後前往車臣三十九次，積極揭發戰爭的殘酷，以及俄國軍隊殺害平民的行徑，因而觸怒總統普京。歷經死亡威脅、在飛機上被下毒、遭車臣俄軍拘留刑求，甚至威脅性侵，2006年，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在莫斯科住家電梯裏，遭殺手開槍殺害，享年48歲，留下一子一女，以及《骯髒的戰爭》、《普京的俄羅斯》、《地獄的一角》等書。
事後，槍手及其同夥被捕判刑，但幕後主使者始終不曾水落石出。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塔雅工作的《新報》，開始要求旗下記者學習槍械自衛。
審判結束前，一名調查該案的《新報》委任律師，及一名該報記者在街頭被槍殺；一年內，三名與波麗特柯芙斯塔雅相熟的人權運動者或消息來源，前後在車臣首都格羅茲尼遇刺，《新報》決定，不再派遣記者前往車臣採訪。
新聞工作從來不是請客吃飯，在許多國家或地區，新聞從業者眼前不是修辭的「如何活下去」，而是真刀真槍的「如何活下去」。根據記者保護組織"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統計，今年截至目前，已有四十四名記者因工作遇害；惡名昭彰的俄羅斯只能排上「全球最危險國家」第十名，第一名是索馬利亞，二三名分別是伊拉克與敘利亞。
回到地球另一端，台灣的新聞人面對另一場戰爭，一場看不見槍火、看不見手榴彈的戰爭。日日周旋於雙重火線之間，在採訪現場，敵人是政客的謊言、警棍的伺候、訴訟的威嚇、廣告主的裹脅；回到辦公室，是討好讀者的誘惑、追逐即時的壓力、日益縮水的採訪資源、老闆及主管的焦慮慌亂、閱聽人的淡漠分心、網路留言的敵意嘲諷。
我不知道，哪一種戰爭更慘烈、更艱難。亞歷塞維奇及其同儕面對的敵人，像一堵高聳的石牆，當你以肉身衝撞，會立即感到強烈疼痛，甚至血肉創傷；台灣媒體人面對的處境，不會造成身體上的傷害，但更像是史蒂芬金的《迷霧驚魂》，整個行業被恐懼與焦慮滲透、包圍，你看不見具象的敵人，有時候，你就是自己的敵人。
我不知道，哪一種困境更可能被翻轉。我只知道，當這一行的工作價值，從耗費心力採訪查證、揭露冷硬但堅固的事實，轉變為集體取悅、媚惑讀者按著滑鼠或手機螢幕的食指，然後無性繁殖出大量朝生夕死、宛如蜉蝣的文字網頁或螢幕鏡面，這場新聞戰爭，早已無關要旨。
近十年，台灣的新聞環境，一頭撞進全球媒體衰退的氣候系統中，我們的問題並不特殊，但整體而言，新聞產業陷入一種負面循環的競爭生態中。
我悲觀嗎？不盡然。有幾次，朋友忍不住憂心：「我們都知道此刻是嚴冬，問題是，萬一冬天賴着不走，春天永遠不來呢？」
我沒有簡單具體的答案，但我相信，一個國家的新聞環境，是當地社會力、經濟力與政治力的交互作用總和，而台灣閱聽者、工作者、廣告主對新聞的需求或標準，不會僅只於滿足現狀，長遠而言，我們不只值得這樣的媒體文化。
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閱聽習慣與廣告市場將持續位移，科技與社會文化造成的地心引力，讓目前只求點閱或收視率的「下流淘汰賽」不可能永續。當社群流量之王BuzzFeed也投身製作嚴肅新聞，台灣媒體數位轉型的思維，若仍維持競爭短暫注意力，而非建立獨特性與品牌認同，垃圾流量競賽將進入更慘烈的巷戰。
未來三到五年，無論硬着陸或軟着陸，台灣媒體的生態結構將面臨一波洗牌，有些喧囂會歸於沉寂、有些難堪人性繼續突破下限；然而，此刻累積的怨怒與不滿，或將轉化為尋找出路的社會動力，而科技的推進，會讓更多突圍實驗成為可能。
或許，我們正在目睹，台灣慢慢孕生一個多元化的新聞生態圈，一個更草根、更開放，嘈鬧混亂，但不致無量下跌的產業文化，無論新媒體或舊媒體，有些終能摸索走出迷霧叢林，開始尋覓自己的路徑與定位，而不是擠在一條死巷盡頭，相互保證毀滅。
但願最終，我們會有更多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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