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绮颖，出生于新加坡，中国移民的后代，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目前在北京从事纪实摄影工作，七图片社（VII）成员，并与《纽约时报》、《纽约客》、《国家地理》等国际媒体合作。她的作品关注移民和劳工群体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现状。她在2015年9月出版《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并继续搜寻与其祖父有关的家族历史。
沈绮颖第一次拨通广东老家的电话时，电话的另一端的反应是“骗子吧？”直到她一一念出父亲与叔伯的全名，接电话的人才将信将疑。毕竟，在这之前，广东老家已经有六十几年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加坡的电话或者信件了。
是一张神秘的家族旧照片驱使沈绮颖拨出了这通电话。照片上的年轻男人是她素未谋面的祖父，宽额头，厚嘴唇，身穿衬衫长裤，颈上挂一架双镜头反光相机。沈绮颖对他所知甚少，新加坡的家人从不谈论他。她只是模糊地知道祖父是在中国去世，中国的老家似乎有一块为他而立的纪念碑。后来，她看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旧信件，那上面的地址和电话指向了居住在中国老家的亲戚们。
37岁的纪实摄影师沈绮颖（Sim Chi Yin）是广东客家人的后代。她出生在新加坡，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从2007年开始，作为外国媒体记者驻扎中国，拍摄了尘肺病人、蚁族等一系列中国社会题材。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乎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中国姑娘，但是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她依然不断地在寻找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2011年的新年，沈绮颖前往广东梅州的诰上村，那是她祖父沈焕盛的故乡。一群亲戚从祖屋里奔出来迎接她，年长的女人们开始哭泣。那一刻，沈绮颖被触动了，“这些亲戚非常期待能看到我们，而我们六十多年没有人回去过。因为我们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心里也没有这些亲戚。可是他们是一直记住我们的名字，没有忘了我们。”
她见到了“烈士沈焕盛之墓”。长辈往她手里塞了一大捆香，和她一起拜祭，教她说，“爷爷啊，对不起，这么多年没有来看你……”亲戚们争相说着沈焕盛的往事，讲述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下南洋”的移民潮中诞生的小孩，原本生活在英属马来亚，而为了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并在这里牺牲的故事。
沈焕盛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英属马来亚度过。他曾任《怡保日报》的总编辑，也曾是数个华文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或许因为撰写反对殖民主义的社论，或许是被怀疑为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武装力量募集资金，1948年末，沈焕盛被当局逮捕了。英国殖民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在英属马来亚坐牢或者被遣返回中国广东的老家，他选择了后者。
沈焕盛独自到达广东省梅州之后，就加入了当时的共产党游击队。1949年，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并在同年7月被处死。那时离中国共产党成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2个月的时间，沈焕盛遇难时年仅38岁。
沈绮颖的祖母被留在英属马来亚，两年后才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悲痛欲绝，并认为丈夫“为了政治理想而抛弃了家庭”。她终身守寡，依靠接待寄宿生、赚取房租的方式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沈绮颖的父亲排行老二。她从不允许家人提起沈焕盛，与此同时，中国和共产主义一直都是家庭的禁忌话题。
“祖父信仰左派思想，而沈绮颖对于共产主义，则是一种充满兴趣的观察。”
获悉这段历史之后，沈绮颖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欣慰——原来祖父是她在家庭中失散已久的知音。
沈绮颖一直都是家中不被理解的那个女儿，她的姐姐毕业于名牌大学，从事会计工作，婚后育有两个子女，生活安稳富足；而沈绮颖却客居北京，独身，忍受糟糕的空气和不安全的食物，工作时常面临危险（不久前，她在位于中国和朝鲜边界的图们经济区采访拍摄时，遭到朝鲜女工抢夺相机，手部严重受伤）。她成长在冷战时期，那时周围的人“闻共色变”，家里人也从不讨论政治；可她偏偏却对“红色历史”充满兴趣，远赴伦敦学习世界历史，游历苏联、罗马尼亚和古巴，直到定居北京，拍摄繁华都市中的狭窄地下室和非法金矿里的尘肺病人，目睹历史的延伸。
从2011年起，沈绮颖开始深入地搜集有关祖父的档案和文件，并断续重返广东拍摄祖屋和还生活在那里的亲族。2015年9月，她在新加坡出版了摄影集《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
她拍摄了广东省松口镇的码头。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她的曾祖父和很多客家人离开故乡的起点。1949年，她的祖父沈焕盛也是从这个码头回到了祖先世辈生存的故土。现在，这个码头招揽了很多寻根的移民子孙前来参观，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政府出钱修缮了破旧的石阶梯，阶梯通往梅江，梅江对岸是农田和郁郁青山。
她拍摄了祖父的纪念碑。那些亲戚告诉她，这是1953年，祖父的侄子筹款建立的。每年清明节，村里的小学生和公务员都会来到这里敬献鲜花。不过这些年，纪念碑前面盖起了三层楼房——这个村子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正在或紧或慢地走上城市化的进程。
她拍摄了祖屋。祖屋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了，已经不太适合居住。按照家族契约，沈绮颖的家庭还拥有其中的11间房间，但她尽可能地逃避潜在的产权纷争。她请人制作了一副祖父的肖像，并要求亲戚清空其中的一间房间，用来悬挂肖像、进行祭拜。但是后来，她发现那间屋子被占用了，祖父的肖像被挂在亲戚们称之为“客厅”的走廊当中。沈绮颖伤心透了，但她是女人，又是孙辈，在崇尚长幼尊卑的广东乡村“根本没有说话的地位”。
她拍摄了祖父的堂兄沈期胜。亲戚们说他在解放前是为国民党的无线广播站工作的，并暗示祖父被国民党逮捕与他有关。每一次沈绮颖回到老家，沈期胜都会交给她一封信，信中歌颂了祖父的革命历史，并在信尾写上“我是革命烈士沈焕盛的堂兄弟，政府应该给予我更多的补助”之类的字句。
她拍摄了沈期胜的妻子陆廉贞（音译，Lu Lianzhen），她是祖屋里年纪最大的居住者之一。当她看到沈绮颖举着相机出现在屋前屋后，总会称赞说“你回来了。你真有心。你又回来看你爷爷……”
每一次回到祖屋，沈绮颖都“有点奇怪的感觉”，“去了会觉得这些人是亲戚，可是又谈不上很亲”。年长一些的亲戚询问她的职业和工资，清明上香的时候嘴里念着“让沈绮颖找到如意郎君”，这让她觉得“他们还活在一个老的世界”。年轻一点的亲戚会给她发微信，骑摩托车载她出去玩。“但我也不会觉得‘哦，我回到家了’，”沈绮颖说，因为当年曾祖父下南洋的决定，我们的生活就分开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外国人。可是他们却会对我说‘你回到家了’。”
后来，沈绮颖的家人都决定不再回到中国了，长辈们年事已高，沈父的腿脚还出现了问题。但沈绮颖与家人，特别是和大伯、父亲的关系，因此亲近了许多。2015年8月，他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怡保，寻找祖父在那里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线索。他们找到了一位85岁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曾是当年马共总书记陈平的警卫员。可是老人并不认得沈焕盛，他根据种种线索推定沈焕盛极有可能是一位马共党员，因为只有这样，沈焕盛才能够在抵达中国后即刻加入中共游击队。
“家人看到了中国现在的种种问题，因此觉得祖父的牺牲很冤枉，很没有用。”
但是沈的大伯很强烈地否认了这种可能，他不愿接受。“我大伯一直是用‘family tragedy’（家庭悲剧）来形容过去的故事，因为他们失去了爸爸，大伯亲眼看到了爸爸是被英国人拷上手铐带走的，那一年他十四岁。”沈绮颖说，“当时的马来亚是非常反共的，在‘紧急法令’（Emergency Act ，指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的特别紧急条例，镇压马共人士，曾是极为血腥的一段历史）的时候，跟共产党有关的人是很可疑、很危险的，全家都会完蛋。”
直到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才与当局签署了和平协议，对于生活在马来半岛的普通人来讲，并不算是遥远的历史。而就算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产主义”都是一个略显敏感和被避讳的词汇。2015年9月，沈绮颖在新加坡做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谈及共产党、共产主义，依然会有很多读者觉得，“嗯？现在可以谈这个东西了吗？”“你要了解大环境，到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比较反共产主义的大环境，”沈绮颖说，“所以我的曾祖母说，我们不要中国了。（这个联系）所以被切断了。”
沈绮颖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她的爸爸会如此希望她“在新加坡找个丈夫、做个老师、买个房子、生个小孩”，因为“他是向往那种生活的”。沈绮颖没有在父辈身上找到任何与祖父做人做事相似的地方，“因为爷爷的死，他们的命运完全转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沈绮颖说，“我的奶奶对他们要求很严，不能参与政治，不能参与学校里任何活跃的事情，他们就变成了五个书呆子。”沈的大伯代表了家中很多人的看法，“他（指沈的祖父）是很冤枉、无辜的死”。“我大伯看很多国际新闻，会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很多问题，会觉得爸爸为什么会为这个而死？他觉得他爸爸死得很没有用。”沈绮颖补充。
在近一两年当中，沈父和大伯开始对她唠叨，“你看，爷爷的基因隔代遗传到你的身上。”“我一向来做的事情，家人都觉得另类，不太赞同。”沈绮颖说，“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拍摄‘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的东西，是不是受谁的影响，我始终没有找到原因。而现在，我发现我有这样一个爷爷。”
“沈绮颖的父辈没有接受她的选择，而通过祖父的故事，她觉得留在中国是有意义的。”
“要是爷爷没有那么早死，如果他活到很老，他会对现在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判断？”沈绮颖自问。“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上会很失望。从我了解到的他，他是很向往社会公平的人，他可能会对社会那么的不公平感到很失望。”
当沈绮颖回看祖父的人生，她才发现，她无法要求父辈了解她，她是带着批判的、观察的、第三者态度去观察祖父曾经生活的世界。“他们没有接受我的选择，我的爸爸很强烈地觉得他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我的妈妈看到我进入金矿拍摄，会为我祈祷，她能体会帮助尘肺病人其实很伟大，但是他们也会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是你？”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和中国的一种关系、一种肯定，”沈绮颖说，当她得知祖父是在这里去世，“他是为中国的革命而死的，所以给了我多一层意义，待在这里做事。”
“祖父所在的那个年代，国际政治和个人际遇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很多在今天看似惊天动地的个人选择，在当年的环境中，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有很多的海外华侨回到中国，他们都非常迫切地想要帮助建立‘新中国’，祖父是其中一个。”沈绮颖说，而她自己现在正生活在祖父当年所向往和想要建立的世界当中，观察着这个世界的衍生、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