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綺穎，出生於新加坡，中國移民的後代，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目前在北京從事紀實攝影工作，七圖片社（VII）成員，並與《紐約時報》、《紐約客》、《國家地理》等國際媒體合作。她的作品關注移民和勞工群體的社會地位以及生存現狀。她在2015年9月出版《根：一個孫女遲到的追尋》（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並繼續搜尋與其祖父有關的家族歷史。
沈綺穎第一次撥通廣東老家的電話時，電話的另一端的反應是「騙子吧？」直到她一一念出父親與叔伯的全名，接電話的人才將信將疑。畢竟，在這之前，廣東老家已經有六十幾年沒有接到任何來自新加坡的電話或者信件了。
是一張神祕的家族舊照片驅使沈綺穎撥出了這通電話。照片上的年輕男人是她素未謀面的祖父，寬額頭，厚嘴脣，身穿襯衫長褲，頸上掛一架雙鏡頭反光相機。沈綺穎對他所知甚少，新加坡的家人從不談論他。她只是模糊地知道祖父是在中國去世，中國的老家似乎有一塊為他而立的紀念碑。後來，她看到了一封來自中國的舊信件，那上面的地址和電話指向了居住在中國老家的親戚們。
37歲的紀實攝影師沈綺穎（Sim Chi Yin）是廣東客家人的後代。她出生在新加坡，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從2007年開始，作為外國媒體記者駐紮中國，拍攝了塵肺病人、蟻族等一系列中國社會題材。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幾乎讓所有人都以為她是個中國姑娘，但是在過去的八年當中，她依然不斷地在尋找自己與中國之間的聯繫。
2011年的新年，沈綺穎前往廣東梅州的誥上村，那是她祖父沈煥盛的故鄉。一群親戚從祖屋裏奔出來迎接她，年長的女人們開始哭泣。那一刻，沈綺穎被觸動了，「這些親戚非常期待能看到我們，而我們六十多年沒有人回去過。因為我們生活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是不把他們當回事的，心裏也沒有這些親戚。可是他們是一直記住我們的名字，沒有忘了我們。」
她見到了「烈士沈煥盛之墓」。長輩往她手裏塞了一大捆香，和她一起拜祭，教她説，「爺爺啊，對不起，這麼多年沒有來看你……」親戚們爭相説着沈煥盛的往事，講述他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下南洋」的移民潮中誕生的小孩，原本生活在英屬馬來亞，而為了共產主義來到中國並在這裏犧牲的故事。
沈煥盛短暫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在英屬馬來亞度過。他曾任《怡保日報》的總編輯，也曾是數個華文學校的校長和教務主任。或許因為撰寫反對殖民主義的社論，或許是被懷疑為當時的馬來亞共產黨武裝力量募集資金，1948年末，沈煥盛被當局逮捕了。英國殖民政府給了他兩個選擇：在英屬馬來亞坐牢或者被遣返回中國廣東的老家，他選擇了後者。
沈煥盛獨自到達廣東省梅州之後，就加入了當時的共產黨遊擊隊。1949年，他被國民黨軍隊俘虜，並在同年7月被處死。那時離中國共產黨成立新的中央政權只有2個月的時間，沈煥盛遇難時年僅38歲。
沈綺穎的祖母被留在英屬馬來亞，兩年後才得知丈夫的死訊後。她悲痛欲絕，並認為丈夫「為了政治理想而拋棄了家庭」。她終身守寡，依靠接待寄宿生、賺取房租的方式將五個子女撫養成人，沈綺穎的父親排行老二。她從不允許家人提起沈煥盛，與此同時，中國和共產主義一直都是家庭的禁忌話題。
「祖父信仰左派思想，而沈綺穎對於共產主義，則是一種充滿興趣的觀察。」
獲悉這段歷史之後，沈綺穎的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欣慰——原來祖父是她在家庭中失散已久的知音。
沈綺穎一直都是家中不被理解的那個女兒，她的姐姐畢業於名牌大學，從事會計工作，婚後育有兩個子女，生活安穩富足；而沈綺穎卻客居北京，獨身，忍受糟糕的空氣和不安全的食物，工作時常面臨危險（不久前，她在位於中國和朝鮮邊界的圖們經濟區採訪拍攝時，遭到朝鮮女工搶奪相機，手部嚴重受傷）。她成長在冷戰時期，那時周圍的人「聞共色變」，家裏人也從不討論政治；可她偏偏卻對「紅色歷史」充滿興趣，遠赴倫敦學習世界歷史，遊歷蘇聯、羅馬尼亞和古巴，直到定居北京，拍攝繁華都市中的狹窄地下室和非法金礦裏的塵肺病人，目睹歷史的延伸。
從2011年起，沈綺穎開始深入地蒐集有關祖父的檔案和文件，並斷續重返廣東拍攝祖屋和還生活在那裏的親族。2015年9月，她在新加坡出版了攝影集《根：一個孫女遲到的追尋》（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
她拍攝了廣東省鬆口鎮的碼頭。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她的曾祖父和很多客家人離開故鄉的起點。1949年，她的祖父沈煥盛也是從這個碼頭回到了祖先世輩生存的故土。現在，這個碼頭招攬了很多尋根的移民子孫前來參觀，成為當地的旅遊景點，政府出錢修繕了破舊的石階梯，階梯通往梅江，梅江對岸是農田和鬱鬱青山。
她拍攝了祖父的紀念碑。那些親戚告訴她，這是1953年，祖父的侄子籌款建立的。每年清明節，村裏的小學生和公務員都會來到這裏敬獻鮮花。不過這些年，紀念碑前面蓋起了三層樓房——這個村子和中國其他農村一樣，正在或緊或慢地走上城市化的進程。
她拍攝了祖屋。祖屋的歷史有一百多年了，已經不太適合居住。按照家族契約，沈綺穎的家庭還擁有其中的11間房間，但她儘可能地逃避潛在的產權紛爭。她請人制作了一副祖父的肖像，並要求親戚清空其中的一間房間，用來懸掛肖像、進行祭拜。但是後來，她發現那間屋子被佔用了，祖父的肖像被掛在親戚們稱之為「客廳」的走廊當中。沈綺穎傷心透了，但她是女人，又是孫輩，在崇尚長幼尊卑的廣東鄉村「根本沒有説話的地位」。
她拍攝了祖父的堂兄沈期勝。親戚們説他在解放前是為國民黨的無線廣播站工作的，並暗示祖父被國民黨逮捕與他有關。每一次沈綺穎回到老家，沈期勝都會交給她一封信，信中歌頌了祖父的革命歷史，並在信尾寫上「我是革命烈士沈煥盛的堂兄弟，政府應該給予我更多的補助」之類的字句。
她拍攝了沈期勝的妻子陸廉貞（音譯，Lu Lianzhen），她是祖屋裏年紀最大的居住者之一。當她看到沈綺穎舉着相機出現在屋前屋後，總會稱讚説「你回來了。你真有心。你又回來看你爺爺……」
每一次回到祖屋，沈綺穎都「有點奇怪的感覺」，「去了會覺得這些人是親戚，可是又談不上很親」。年長一些的親戚詢問她的職業和工資，清明上香的時候嘴裏念着「讓沈綺穎找到如意郎君」，這讓她覺得「他們還活在一個老的世界」。年輕一點的親戚會給她發微信，騎摩托車載她出去玩。「但我也不會覺得『哦，我回到家了』，」沈綺穎説，因為當年曾祖父下南洋的決定，我們的生活就分開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是一個觀察者、一個外國人。可是他們卻會對我説『你回到家了』。」
後來，沈綺穎的家人都決定不再回到中國了，長輩們年事已高，沈父的腿腳還出現了問題。但沈綺穎與家人，特別是和大伯、父親的關係，因此親近了許多。2015年8月，他們一起來到馬來西亞的怡保，尋找祖父在那裏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線索。他們找到了一位85歲的馬來亞共產黨黨員，曾是當年馬共總書記陳平的警衞員。可是老人並不認得沈煥盛，他根據種種線索推定沈煥盛極有可能是一位馬共黨員，因為只有這樣，沈煥盛才能夠在抵達中國後即刻加入中共遊擊隊。
「家人看到了中國現在的種種問題，因此覺得祖父的犧牲很冤枉，很沒有用。」
但是沈的大伯很強烈地否認了這種可能，他不願接受。「我大伯一直是用『family tragedy』（家庭悲劇）來形容過去的故事，因為他們失去了爸爸，大伯親眼看到了爸爸是被英國人拷上手銬帶走的，那一年他十四歲。」沈綺穎説，「當時的馬來亞是非常反共的，在『緊急法令』（Emergency Act ，指英國殖民政府頒布的特別緊急條例，鎮壓馬共人士，曾是極為血腥的一段歷史）的時候，跟共產黨有關的人是很可疑、很危險的，全家都會完蛋。」
直到1989年，馬來亞共產黨才與當局簽署了和平協議，對於生活在馬來半島的普通人來講，並不算是遙遠的歷史。而就算在今天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產主義」都是一個略顯敏感和被避諱的詞彙。2015年9月，沈綺穎在新加坡做新書發布會的時候，談及共產黨、共產主義，依然會有很多讀者覺得，「嗯？現在可以談這個東西了嗎？」「你要了解大環境，到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比較反共產主義的大環境，」沈綺穎説，「所以我的曾祖母説，我們不要中國了。（這個聯繫）所以被切斷了。」
沈綺穎也開始理解，為什麼她的爸爸會如此希望她「在新加坡找個丈夫、做個老師、買個房子、生個小孩」，因為「他是嚮往那種生活的」。沈綺穎沒有在父輩身上找到任何與祖父做人做事相似的地方，「因為爺爺的死，他們的命運完全轉到另一個極端去了。」沈綺穎説，「我的奶奶對他們要求很嚴，不能參與政治，不能參與學校裏任何活躍的事情，他們就變成了五個書呆子。」沈的大伯代表了家中很多人的看法，「他（指沈的祖父）是很冤枉、無辜的死」。「我大伯看很多國際新聞，會覺得現在的中國有很多問題，會覺得爸爸為什麼會為這個而死？他覺得他爸爸死得很沒有用。」沈綺穎補充。
在近一兩年當中，沈父和大伯開始對她嘮叨，「你看，爺爺的基因隔代遺傳到你的身上。」「我一向來做的事情，家人都覺得另類，不太贊同。」沈綺穎説，「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喜歡拍攝『social justice』（社會正義）的東西，是不是受誰的影響，我始終沒有找到原因。而現在，我發現我有這樣一個爺爺。」
「沈綺穎的父輩沒有接受她的選擇，而通過祖父的故事，她覺得留在中國是有意義的。」
「要是爺爺沒有那麼早死，如果他活到很老，他會對現在的中國會有什麼樣的判斷？」沈綺穎自問。「我覺得，他某一個程度上會很失望。從我了解到的他，他是很嚮往社會公平的人，他可能會對社會那麼的不公平感到很失望。」
當沈綺穎回看祖父的人生，她才發現，她無法要求父輩了解她，她是帶着批判的、觀察的、第三者態度去觀察祖父曾經生活的世界。「他們沒有接受我的選擇，我的爸爸很強烈地覺得他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我的媽媽看到我進入金礦拍攝，會為我祈禱，她能體會幫助塵肺病人其實很偉大，但是他們也會問：為什麼是你，為什麼要是你？」
「我一直在尋找自己和中國的一種關係、一種肯定，」沈綺穎説，當她得知祖父是在這裏去世，「他是為中國的革命而死的，所以給了我多一層意義，待在這裏做事。」
「祖父所在的那個年代，國際政治和個人際遇是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的，很多在今天看似驚天動地的個人選擇，在當年的環境中，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世紀四十、五十年代，有很多的海外華僑回到中國，他們都非常迫切地想要幫助建立『新中國』，祖父是其中一個。」沈綺穎説，而她自己現在正生活在祖父當年所向往和想要建立的世界當中，觀察着這個世界的衍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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