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炎熙，一介普通小市民，今年60岁，首次参选香港区议会。他没有政党背景，却号召接近50人的庞大助选团，只因他不是空降。他生活的天水围天颂苑，被揭发部分大厦“短桩”，他在社区展开一场跟政府对簿公堂的维权硬仗。
翁爱明，一介平凡师奶，住在沙田翠湖花园，跟一众街坊追查24年楼龄、共6座的翠湖花园，维修费用为何竟高达2.6亿，最终成功揭发围标和贪污，自己也走进社区民主，决定参与这届区选。
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有伞兵和地理教授参选，主打环保等后物质议题，改善生活质素（Link）。他们推翻区议员作为提供服务的代议士模式，深信民主在社区扎根是后雨伞困局的出路。另一方面有些社区在苦苦“维权”，控诉屋苑不公义，捍卫街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社区自主和全港性民主于屋苑“维权”、程序不公、天价管理费和维修费面前，又是什么一回事？
政治冷感变社区斗士
刚届不惑之年的莫生，自嘲去年正如青春期少男般脸上长满暗疮。“那些是压力疮。”他说，过去3年他跟房委会打官司，不聘用大律师，全是庭上自辩。
99年入伙的居屋天颂苑当年登上头条，因为准备入伙前，其中两座发现不平均沉降情况，经调查后遭揭发短桩。两座须进行加固工程，直至07年房署才出售予公众。房署由99年至07年作为两座所有单位的业主，却没有如法例规定般跟所有业主一样缴交管理费，业主委员会少了这笔管理费收入作为屋苑保养经费。
08年起，业主委员会开始向房署发信，追讨多年无果，业主委员会成员莫先生决定诉诸法律，在庭上自辩向房署追讨对方欠下6年的管理费，法院判房委会需向天颂苑业主委员会赔偿7千万。房委会上诉至高等法院，现时仍未有结果。
今天，莫先生能在庭上就屋苑的事自辩并胜诉，跟现任区议员辩论英国建筑规条和街市的建筑成本，对屋苑管理的法规如数家珍，连管理公司的总经理也自叹不如。“原本我什么都不懂。”莫先生退休前打理自己的资讯科技公司，跟建筑、工程和大厦管理完全沾不上边。
“大约六、七年前，我发现屋苑的管理很有问题，跟管理公司和房署交涉，它们都提出几个问题反驳我。于是上网找资料，搞不懂便问行内人。”由跟管理公司纠缠3年才完成渗水浴缸的更换工程，到大厦大堂云石水渍被他揭发是整幢大厦结构问题，到追讨七千万管理费，莫先生揭发愈来愈多的不只是管理问题，而是作为私人机构的管理公司、公营机构的房署如何制造资讯不透明来欺压小业主。
“我一直都是政治冷感。很多前辈都说政治很肮脏，但我的世界只有黑和白。上届有街坊叫我选区议员，我都觉得不适合，我只是关心屋苑事务，不想参与政治。”5年前，新民党的社区主任曾经主动提出协助莫先生跟房署斡旋和打官司，但他觉得实际帮不上忙，“只是叫我到房署开会，跟叶刘拉banner （横幅）让传媒拍照。”
莫先生的亲身感受是“建制派不会真正跟政府对垒”。他透露现时的诉讼虽然由他自辩，但一个泛民政党给他介绍大律师做他背后的律师，每次上庭前为他分析法律观点。
守的，就是自己的社区…… 社区缺乏一位没有私心，为民争气，为社区争公道的代议士。
不过从莫先生的言谈不难发现，他对政党本身的感觉并不强。“政党入村是事实，我也不反对，搞活动和派糉并无问题。不管你是泛民抑或建制，都不重要，最紧要为屋苑好。”他对屋苑的重视由一张A4纸、双面印刷的政纲可以看出来。他的政纲，满满都是社区公义。“守的，就是自己的社区…… 社区缺乏一位没有私心，为民争气，为社区争公道的代议士。”他觉得政党不能为他守护屋苑，十月初决定出选颂柏选区，挑战新民党现任议员黄卓健。
莫先生眼中的社区民主，是为了解决屋苑切切实实的管理问题。“我希望成立居民协会，跟其他地方的居民协会组成跨区平台，互相学习。如果屋苑维修前能多联络其他屋苑，知道行情和一般价格，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装修公司围标、开天杀价。”
维权师奶参选有口难言
翁爱明听着莫先生解释屋苑法规和工程的技术细节，多次叹道：“莫先生真的很厉害！我只是一介师奶。”这位连电邮和Facebook专页都以“emilyc9”（C9, 英文为 C Nine, 与“师奶”谐音）开头的沙田碧湖区候选人，今年跟民建联黄冰芬和现任区议员刘伟伦对垒。
她本来是中文大学职员，子女已经负笈海外，乐得做“无饭夫妇”，晚晚追看韩剧。这位师奶的平静生活，就在2013年收到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一张向每个业主索价20至30万元的维修通知被打破。
她跟一众翠湖街坊，组成翠湖花园维修工程关注大联盟，追查24年楼龄、共6座的翠湖花园，维修费为何竟高达2.6亿。2015年7月，廉署正式起诉维修商，串谋多间外判商和顾问公司，向翠湖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和物业管理公司高层，提供4360万元贿款，以围标方式投得翠湖、以及旁边的滨景花园和土瓜湾一幢大厦的顾问及翻新工程合约，全港哗然。
香港楼宇装修工程违反正常招标程序，管理公司、业主立案法团和装修公司以围标取得装修合约，一直时有所闻，可是能将核心利益集团送上法院的可说是少之又少。翠湖花园的围标案公诸于世后，翠湖花园维修工程关注大联盟的一些成员，从屋苑走向全港，成立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至今已有300多个屋苑加入。
翁爱明这位师奶，这两年来在全港反围标大联盟任义工。“有参加行动组组织游行、也有加入政策小组讨论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漏洞。可能我说话比较谨慎，不易说错话、得罪人，他们常常找我代表翠湖花园到其他屋苑交流。”
2015年7月，翁爱明开始考虑参选，家人起初并不支持，原因不是什么政治洁癖。“他们怕我不开心。”开心和关系是师奶最重视的事。有时她觉得孤军作战，不过她发现有些人总是怕她这位师奶出丑人前，总是有人在背后帮忙，“所以也有开心的。”
我在翁爱明第一次落区拉票时看见她。她默默地派传单，选举经理拿着扩音器为她叫咪。她不情不愿接过扩音器，踌躇半晌。只听到传来微弱声线：“…… 我是翁爱明…… 多谢。”便无以为继。
她扭着身子、张开双臂说：“无人走过！”理直气壮逃避叫咪。义工提醒她，多说说自己是反围标的成员，她反驳：“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反围标大联盟。”在巴士站拉票时，她突然跳起向我冲过来：“见到仇家！”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刚好路过。
“其实因为装修和反围标，整个屋苑很撕裂， 大家有时互看不顺眼。有些街坊劝我拉票时别提反围标。”
现时她的核心义工团队不足十人，不少并非翠湖花园居民。她一早发现，即使所有翠湖业主为天价装修工程叫苦连天，一些街坊没有感谢他们的努力。
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逻辑，但也很理解他们的想法。或者他们只是怕麻烦，工程拖了两年多，到处尘土飞扬，只想尽快完结。
原因有点复杂。“有街坊走过来说，她支持民主派，但不支持反围标；有些人虽然知道法团有问题，但工程再贵，就让工程尽快完结就好；有些人怕跟法团和管理公司对着干会反被攻击。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每个星期摆街站，破坏翠湖花园名声。也有些人不喜欢反围标宣传手法，例如有人将法团12个委员的照片贴在巴士站，手段恍若收数公司。说实话这点我也非常反对。”这位师奶说，“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逻辑，但也很理解他们的想法。或者他们只是怕麻烦，工程拖了两年多，到处尘土飞扬，只想尽快完结。”
“有时我觉得，有口难言啊。”翁爱明说。
起初她担心，翠湖花园反围标的战友会在背后谈论她选举为出风头，现在她没有听到这样的指控，松了一口气。但翠湖反围标小组总数约二、三十人中，支持她出选的只是非常少数。“很多人虽然对建制派咬牙切齿，但却觉得区议会废，建制派垄断早已是根深蒂固，参选只是浪费时间，甚至根本不打算投票。”
她在全港反围标大联盟的whatsapp 群组里，简单通知其他人她将要参选，也不敢提出请他们支持。“这个群组一早订明游戏规则，不讲政治。去年占领期间，有人尝试讨论占领，立即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有人退出群组。于是大家同意，以后不讲政治和选举。群组内有工党和民主党成员，他们也很守规矩。”
她的助选团队几乎没有两个反围标群组的成员，她觉得很正常。“一个围标，一个选举，两个议题当然会吸引两群人啊。”
有人向她明言，“你只是small potato（小人物），没有胜算，我为何要选你？”翁爱明说，对啊，我只是一个师奶，但我只是做我自己应做的事，不想每次选举只有建制派候选人。“选举就是把决定权放在你手上。”这位没有政党背景的泛民候选人，曾参与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她希望除了在全港争取民主，民主也能在社区、在屋苑、在业主立案法团扎根。
重拾40年前的传统
我跟社区公民约章发起人陈允中说起翁爱明当年收到天价维修工程通知，区议员却没有插手协助，后来成立大联盟自救的事。陈允中说：“你快点把这个例子写出来！正好证明了我们社区公民约章所倡议的：传统区议员模式无助解决问题，要靠社区自决。”
陈允中早在去年七月已经构思“社区公民约章”,他们相信，除了全港性的政治抗争，社区和职场的抗争亦是必不可少。
陈允中早在去年七月已经构思“社区公民约章”，占领后他联络伞兵、学联、学民思潮和占中三子等人，商讨民主运动如何扎根社区。他们相信，除了全港性的政治抗争，社区和职场的抗争亦是必不可少。适逢今年是区议会选举，正好利用区选作为普及社区自主的战场：打破以往区议员作为代议士、代居民处理问题的原则，重视居民及跨区网络和商议，自行组织起来解决问题。
社区自决例子在香港以往不是没有，但往往是危机发生才出现。“除了蓝屋、利东街，还有受新界东北发展影响的坪輋和古洞，这些是自己社区自己救最好的例子。但雨伞运动后，开始有大规模的落区运动，有些伞兵们浑身是劲，很想做点事。有了占领区的社区经验，人们也开始听明白社区公民的理念。”
陈允中称传统的区议员模式为“吸票服务型”，“你有投诉，区议员帮你向政府部门写信，基本上是主顾关系。跟建制派斗服务，斗资源，根本不可能。”社区公民约章则希望在香港建立“自主运动型”的社区运动。
“自主运动型”如何解决一般社区问题？“以围标作例子，街坊可能去找区议员，区议员会找维修公司理论，可能会写信到政府部门。我们也会请社区主任，但他不会写信，也不会一个人去理论，他会花很多时间组织街坊，让一个人的问题变成集体问题，找一班街坊一齐开居民大会，我会从中帮忙，找有经验的人作技术支援，但主体仍是街坊。即使输了一役，总算一起斗争过。”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嶽曾撰文讨论，1981年港英政府推出《地方行政绿皮书》提出，吸纳居民组织领袖，成立有选举成分的谘询组织，这正是后来区议会选举的背景。而在立法机关未有普选议席前，纵使1982年第一届区议会选举只有三分一为直选议席，它依然是香港民主的实验室。
七、八十年代，香港一些公共房屋、天台屋和临时房屋区的居住环境恶劣，抗议请愿此起彼落。其中1982年公屋评议会注册成立，各区居民加入，居民运动从个别地区发展成全港性的房屋运动，街坊除了请愿，也提倡政策研究。1983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有52名社工和居民参选，当选者逾40人。而投身居民运动和房屋议题多年的李植悦和冯检基，83年在深水埗成功当选市政局，开启了社会运动参政的新模式。李席悦亦曾在访问中提到，早在82年的区议会选举和83年的市政局选举，他已经找街坊参选。胜负无所谓，最重要是推动居民议政，在社区作民主教育。
马嶽指出，80年代民主派结合居民运动和议会路线，这是民主派参与香港选举之始。但当90年代立法会选举开放，政党愈来愈专业，区议会成了立法会选举的桩脚，而且选区又小，区议会并无实权，以服务和福利争夺选民手上一票，成了凌驾于居民运动的逻辑。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情况已大幅改善，不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居住环境差至会危害性命的田地。区议员着重提供服务的做法，带头的其实是民主党，但后来建制派拥有更多资源，加上03年区选建制派大败，从此“蛇斋饼糉”式的社区福利主义确立。
换句话说，由街坊自发的社区自决，是香港40年前的传统，但随着居住环境改善和政党发展，一直失落至今。
我问陈允中，社区民主的理念在一般被认为去政治化的区议会，能获得选票吗？他哈哈大笑。
别人也常常笑我太离地、陈义过高。不过选不到也不紧要，落选了继续做，才更厉害！
“当然不能！别人也常常笑我太离地、陈义过高。不过选不到也不紧要，落选了继续做，才更厉害！”
今次选举在利东邨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区诺轩，是少数签署社区公民约章的现职区议员。他的对手是民建联李嘉盈和热血公民黄润基。
“我正想试验这套理念如何跟每日的议员工作结合。”对他而言，这套社区自决、街坊参与的理念并不新鲜。“6年前我在利东工作，已经满脑子是左翼信念。但如何捕捉当区最切合的议题呢？”
他举了一个失败例子，“不过也不算完全失败。”11年，利东邨附近一块地皮被列入勾地表，今天已建成名为“南区左岸”的豪宅。那时组织20个居民办反卖地关注组，我们脑海中的理念可能是反地产霸权，建屋应是公屋优先。但他们有些人只是认为，你不能阻碍我的景观。”
“近来政府强制住户验窗，我办了个居民会，有二百人来了，比平日业主大会更多。我们召开居民大会为了讨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找什么公司格价，一起处理如何减少收费，比较服务优劣。这是我可以做到的社区互助实践。真的有居民说，不如区议员你帮我们格好价，提议一间维修公司啦，这就是纯粹服务型了。”
“作为一个区议员，你可以扮演组织者，提供资料，令居民比个别行事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比较成立的社区自主故事。要捕捉大众关心的事，把握它为街坊组织起来，并推动信念，否则便会沦为陈义过高。常常把社区自主挂在口边，常常都开居民会，说要让居民自己决定，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无人理会。南区没有地铁，我们在区内派发单张，组织交通讨论会，如果有十个人参加，已经很鼓舞了。”
置富选区的姚松炎挑战现任议员朱庆虹，虽然对过去4年置富的居民参与十分鼓舞，但他亦对“离地”的批评念兹在兹。
“居民对有机菜需求很大，但屋苑内有机农圃很少。于是我们向新界八乡团购，他们才明白社区以外的事，什么叫城乡共融，了解到远在新界的八乡也跟我有关，建立跨区连结。否则不能一步登天。例如反对机场第三条跑道，这些事太遥远、太抽象了。”
占领运动结束后，占领者提出“伞落社区”。伞兵以不同的议政意识形态出现，当中有明确打着本土思维，捍卫当区利益。亦有人重提不同类型的社区自主，包括环保、保育等后物质主张，也有以为屋苑维权为出发点。当全港性的民主普选陷入僵局，社区民主是否能担当为公民社会赋权的大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居民运动曾孕育出一代重要的民主派力量，社区民主如何不陈义过高地于居民心中扎根，真正的考验不只是在区议会选战，而是在选举后的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