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少年之死》
作者：大江健三郎
譯者：鄭民欽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
算上前傳《十七歲》一共才一百多頁的《政治少年之死》，在大江健三郎的煌煌著作當中卻有着非常沉重的分量。這個「沉重」，是有三重意義的，第一，其敏感性使得它在1961年發表之後沒有被收入任何大江的全集、選集當中出版單行本；第二，《政治少年之死》寫於他最猛烈的成名作《飼育》之後、最飽滿的早期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之前，適逢當年日本左右之爭全面開始，是他思考左右問題的一個關鍵點；第三，政治、少年、死亡，是日本現代文學最強大的三個主題，在這百頁中完美交織，成為質量高度濃縮的藝術品。
五六十年代交界的日本，左右翼的衝突已經開始白熱化，但是沒有去到「反安保運動」那時期那麼大規模及戲劇性，衝突零星，直到1960年10月12日，極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殺日本社會黨黨魁淺沼稻次郎事件的發生，左翼強烈反彈發起一系列大型集會，這些衝突才正式開啓了整個1960年代日本抗爭政治之序章。
大江健三郎正是以17歲殺人者（後自殺）山口二矢為原型創作《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之死的。作為文學創作，大江使用大量虛構的心理描寫和人物關係描寫，結果導致右翼團體極端不滿。在後者暴力威脅下，刊發小說的《文學界》未經大江同意，向山口二矢相關人士、團體公開道歉，小說也因此雪藏至今逾50年，最後竟是中文讀者可以通過中譯得以一睹，也算諷刺了。
這樣一個極端題材，若是由老一輩的左翼作家處理，可能會以更加漫畫化、戲劇化的方式，以達到「批判軍國主義」的目的。然而大江健三郎畢竟屬於深受存在主義影響──不只是薩特式的、更是卡繆式的存在主義──的青年作家，在對政治的敏感之上，更有對少年（其時大江不過比山口大九歲而已）那種處於自戀和自毀臨界點的敏感，以及日本人永恆的一種對死亡審美的敏感兩者的陰影。
放棄個體融入偶像的表白
說是陰影，是因為大江不像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前輩那樣沉迷其中，他是屬於安部公房這一脈批判日本傳統的作家的，但正因為此，這種陰影得以全面發揮其矛盾性，構成小說中那位「政治少年」的複雜人格。
當然我們首先可以理解為這是一個又宅又自卑的沉迷手淫的慘綠少年尋找存在意義之途。先是對天皇的「獻身」欲望支撐着他，成為「天皇之子」是他對集體主義給予個體的拯救的一種想像：「我作為天皇之子唯有接連不斷的無比幸福的瞬間才是我的真實，所以這灰色的世界才是欺騙。不僅沒有必要考慮與天皇無關的事，而且我也不應該做以天皇的眼睛、天皇的耳朵捕捉世界之外的任何事情。」──注意這一段裏的「天皇」完全可以置換成「毛主席」、天皇之子就無異於紅衛兵，在這位右翼少年之後，中國的無數毛主義者和日本的赤軍，也發出了同樣肯定的放棄個體融入偶像之中的表白。
欽慕集體中的離經叛道者
但政治少年本身，則走向一條更曲折的路，某程度上他是10年後三島由紀夫的一個縮影、先兆。他本質上是一個個體感強烈的人，雖然他從集體中尋找到最早的存在認可，但他迅速不滿於右翼集體本身帶有的陳腐附庸氣息，轉而欽慕集體中的某些離經叛道者，倣效他們以個人方式實施忠君思想──也就是他最後寫在自殺的拘留所牆上的「七生報國」思想。
這種思想也籠罩在三島由紀夫的後期政治想像中，乃是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進行一種神秘主義的、也可以說是一廂情願的綑綁，因此他的殺人與自殺都成為一種哲學行為──如此可以說大江健三郎嘗試通過對這一行為的省察，從反面去回答卡繆提出的同一個問題，即在當代「死亡」如何成為存在者確認自己的一條捷徑。
卡繆在《西緒弗斯神話》開宗明義就說：「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殺。」 在他1938年的第一部長篇《快樂的死》，卡繆就嘗試寫一個殺手的自殺來回答這個問題，也許覺得不妥而放棄出版該作，改而寫《異鄉人》。大江健三郎在1960年不可能看過1971年才出版的《快樂的死》，卻以一個政治少年的殺人與自殺思考了同一問題。
最特別之處在於政治少年在決定刺殺到刺殺之後，他經歷了一個從「愛國者」身份轉入「暗殺者」身份的認同，後者比前者更接近少年的潛意識自我。這一認同的描述方式近乎夢幻，是小說裏可以與少年的天皇幻象相比擬的重要細節。可惜論者幾乎都比更顯而易見的天皇幻象所吸引，後者混雜着性慾描寫，華麗又反諷；前者黯淡乃至詭異，卻是少年更潛意識的「鬼」在作祟。最後在單人囚室裏，少年覺悟：「我可以從容地安靜思考作為暗殺者的自己、作為暗殺者的人的自己……我想起在廣島見過的那個久聞大名的暗殺者那一張陰暗憂鬱的臉。當時我覺得他像鬼一樣。現在我也像一個有着一些肌肉的少年之鬼嗎？」
而之前，小說突然插入的以第三者全能視角描述的少年刺殺一刻的文字中，早已暗示了這隻鬼：「他的臉由於能面的惡鬼般非現實的、虛構的感覺的兇惡而緊繃着，緊咬牙關，頸脖上年輕的肌肉充滿力量，眼睛流露出面臨悲哀與不幸的深淵者的眼睛那樣的暗淡表情，然而又酷似江戶時代的春宮畫中那些同性戀少年的性高潮時的表情。從他的整個身體可以感覺到室町時代乃至之前的地獄畫裏的惡鬼的姿勢和表情。」
毫無疑問，這細節來自於大江對那幾張著名的新聞照片的觀察與想像，然而讀着這一段的我，卻想起了三島由紀夫更著名的肖像系列「薔薇刑」！他們共同的原型，就是基督教聖像畫「聖塞巴斯蒂安之死」，後者製造了宗教獻身與愛慾之間的曖昧混合，而政治少年與三島由紀夫則完成了政治理想與愛慾的混合。
行動主義被扭曲成為道德要脅
在日本近世的尚武風氣下，理想主義者往往直接成為行動者，無論左翼或右翼，「全學聯」還是「皇道黨」、赤軍還是三島由紀夫，「獻身」成為了對彼此理念的基本要求，正如少年對左翼同學叫囂的：「我腦子笨、身體弱，可我把生命奉獻給右翼青年行動隊，你們有哪一個人成為共產黨員而默默獻身呢？你們不是想考進東大、將來成為大公司的負責人嗎？」
行動主義被扭曲成為道德要脅，這一套現在在香港還依然被用做「肅反」的殺手鐧呢，更何況非黑即白的那個時代的日本。那個火熱的年代，以右翼政治少年的刺殺開始，中間是反安保、佔領安田講堂、三里冢鬥爭等左翼的輝煌，最後竟然以聯合赤軍「總括」集體虐殺以及三島由紀夫「憂國」自殺這兩個慘烈事件告終。雖然這一切都已經隱藏在1961年大江健三郎這篇「褻瀆」式的小說裏，可是正因為他不但「褻瀆」了天皇，也「褻瀆」了這些急於行動的「政治少年」們，終於小說被噤聲，時代被更喧囂的聲音挾持前行，沒有歸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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