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副校长任命事件，一石触起千重浪。校委会依然龟缩在“程序合法”、“保密原则”等借口背后，拒绝向公众全面交代决定理据，令人气愤。港大师生必然会对梁智鸿等人追究到底，继续会有理有节地去据理力争，以匡扶公义。这次风波，既激起公众对政治介入校园的忧虑，但同时也令我们对大学管治与角色重新反思。
政府从来有多种手段管理大学
不管特首是否继续出任校监，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减少，大学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无王管”的机会绝不存在。
关于大学管治体制的改革讨论，主流意见认为特首不应继续担任大学校监，并要大幅削减由他委任的校委或校董数目。但个中难题，是如何处理由公帑支持的公立大学的问责问题。就是说，假如真的落实上述改革，又如何避免大学不会变成“独立王国”，又如何保证公帑不会被滥用？这些忧虑，当然有其道理，但公众必须明白，政府从来都有多种手段，去对各间大学作有效的宏观管理。第一，各间大学均由相关的大学条例所管理，当中对大学的行政体制设置、管理层权限、决策流程、运作方向，以至成立宗旨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大学任何决定均不能与条例有任何牴触。其次，透过教资会，政府可以以这个法定组织的财政资源调拨和相关的优次排序，完全控制各间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大学能否获得资助开办新课程、可否设立新学院、收生增多还是减少，教资会均有生杀大权，绝对可以一锤定音。此外，政府亦可透过研究资助局，订定评估大学表现的准则，并以此去决定研究经费的调拨方向。假如院校表现以发表国际学术文章为主，轻视大学对公共政策讨论的责任，学院自然会以发表能力作为招聘教授的主要考虑。反之，假如考核最终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院校便会用更多资源鼓励老师要因材施教，着眼师生互动。所以，不管特首是否继续出任校监，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减少，大学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无王管”的机会绝不存在。
大学提名特首任命产生校监
回到校监的问题上，我同意不应继续由特首出任，但理由并不是因为梁振英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他并非由普选产生。而是由特首出任大学校监，即使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他始终是一个政治人物，就算他是行事公允受人爱戴的领袖，他始终不能摆脱所有政治纠纷，总会有反对者对头人。所以，以行政长官作为校监，总会令人把他的政治关系、利益网络、政见取态与大学纠缠在一起，这对大学来说并非好事，特别是大学的校监绝非只是象征性的虚衔，而是有相当实权的职位。所以，当他行使这些权力时，外界难免会以政治角度去分析理解这些举动的因由和意义。这对他本人和大学，都并不是理想的情况。作为一个折衷，一个较为理想的安排是可以由大学提名，特首任命去产生校监人选。这既可以体现院校自主精神，又可合乎向公权问责的原则。
商界联系成大学发展重要资产
商界的联系，已成为了大学发展的重要资产。与其说大学被外人侵占，倒不如说双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
至于委任校委数目的问题，个中要考虑的，是所谓校外人士的角色。近年各大学大量委任校外人士，特别是具有商界背景的朋友，使这些人士成为各大院校校委的多数派。这种情况既是要提高大学运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也与近年大学所处的生态环境改变有关。大学财政固然主要由公帑支持，但大学总期望多一点自主空间，不想事事乞求于政府。故此，能否成功向外筹款，可否有一个自由调动的“小金库”，是近年各间大学管理层重点工作之一。更多的商界联系，自然有利于争取捐助。此外，1990年代以来，本地大学的数目激增，彼此之间的竞争有增无减，院校地位既取决于各自学术成就，也关乎学生的市场竞争力。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资格认可、能否满足雇主需求等环节，成为了大学的新挑战。各校校长也因此要各出奇谋，以提高学生的市场价值。学长计划、实习机会、与专业学会搞协作、与商界扩展社交网络已成为了指定动作。换言之，商界的联系，已成为了大学发展的重要资产。与其说大学被外人侵占，倒不如说双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所以，假如要求大学完全由师生共治，拒绝外人参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学利益。校外人士与师生代表的比例自然要合理，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校外人士如何去理解自身角色的问题。这些人士究竟是以公众利益“信托人”角色去辅助大学管理层，抑或是以“董事局”自居以监管下属的心态去差遣大学校长，情况便大有不同。他们能否明白教育机构独特角色、使命、文化和运作逻辑，知道不能简单地以商业机构的衡工量值、企业管理办法去看待学院，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又或者，他们是以“老板”的心态去事事质疑过问、自以为是地去微观介入大学事务，抑或本着尊重大学管理层的专业经验、以配合校方需要的角度出发去履行责任，也是决定大学能否维持自主的关键。所以，校外人士缺乏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又肆无忌惮地硬生生把一套商界模式引入大学，才是今天大学管理失舆的病因。
建设有人文关怀、关心社会的教研氛围
李辉之流开口埋口“影响因子”的人物，在校园内其实随处可见。这不只是关乎个人修养，而是这种只求发表、只重排名的生态，也正蚕食侵害大学的应有功能。
但有关大学治理的反思，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想清楚究竟需要怎样的大学教育。大学要追上科技潮流，竞逐国际排名，不一定是坏事。大学教授把心思都放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工作上，也是无可厚非。假如教授完全无兴趣从事研究，他们倒要抚心自问为什么还要留在学院。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单是为了“交数”，而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过程，因为当中要求千锤百炼、反覆论证的治学态度，这也是与个别专业范畴的顶尖专家磋商较技、互相讨论的机会。可以获得重点国际学刊垂青得以出版，也意味可与更多海外同行切磋互动思想碰撞，有缘参与当前最为人关注的重要思潮讨论。换言之，这是一个知识为本、破旧立新的平台，是所有大学教授珍惜向往的思想盛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矫枉过正去全面否定学术发表，甚至无知地去把这些期刊讥讽为世界上只有三数个人看的刊物，毫无价值。问题只在于眼前的大学，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李辉之流开口埋口“影响因子”的人物，在校园内其实随处可见。这不只是关乎个人修养，而是这种只求发表、只重排名的生态，也正蚕食侵害大学的应有功能。今天，大学教授还会重视教导学生，愿意花心思去与学生仔细讨论，循循善诱吗？纵使各大学有种种堂而皇之的口号，口口声声强调教研并重，但行内人心知肚明，个人事业与教学表现并无太大关系，只要教书工序不要差到一个地步闹到学生抗议、写大字报投诉，便大致可以过关。能否取得长约，可否再升一级，说到底只看文章发表数目。至于所谓培养学生有社会关怀支持公义平等价值观念，恐怕是有心无力，无睱兼顾。但大学教授必须有一个空间去思量一些不着边际，甚至是看似无用的概念性、原则性问题。这不单关乎知识的创造，更重要的是每个社会也必须有人去思考这些深层次、前瞻性的问题。而大学这种相对超然于利益考虑、政治因素的净土，正好为这些思辩论争提供一个理想空间。但假如连大学师生对本地社群福祉、伦理价值都不闻不问，我们还可以期望什么人去为大众思考这些问题呢？缺乏这些想像，我们的社会还可以空转多久？如何去创造一个环境改变这种生态，怎样去建设一个有人文关怀、关心社会的教研氛围，是改革大学管治体制以外的另一场重要抗争。
假如连大学师生对本地社群福祉、伦理价值都不闻不问，我们还可以期望什么人去为大众思考这些问题呢？缺乏这些想像，我们的社会还可以空转多久？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助理系主任、智库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