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健民:捍卫大学尊严 我们需要两场抗争

不管特首是否继续出任校监,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减少,大学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无王管”的机会绝不存在。
香港大学校园内民主墙贴有示威标语。

香港大学副校长任命事件,一石触起千重浪。校委会依然龟缩在“程序合法”、“保密原则”等借口背后,拒绝向公众全面交代决定理据,令人气愤。港大师生必然会对梁智鸿等人追究到底,继续会有理有节地去据理力争,以匡扶公义。这次风波,既激起公众对政治介入校园的忧虑,但同时也令我们对大学管治与角色重新反思。

政府从来有多种手段管理大学

不管特首是否继续出任校监,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减少,大学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无王管”的机会绝不存在。

关于大学管治体制的改革讨论,主流意见认为特首不应继续担任大学校监,并要大幅削减由他委任的校委或校董数目。但个中难题,是如何处理由公帑支持的公立大学的问责问题。就是说,假如真的落实上述改革,又如何避免大学不会变成“独立王国”,又如何保证公帑不会被滥用?这些忧虑,当然有其道理,但公众必须明白,政府从来都有多种手段,去对各间大学作有效的宏观管理。第一,各间大学均由相关的大学条例所管理,当中对大学的行政体制设置、管理层权限、决策流程、运作方向,以至成立宗旨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大学任何决定均不能与条例有任何牴触。其次,透过教资会,政府可以以这个法定组织的财政资源调拨和相关的优次排序,完全控制各间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大学能否获得资助开办新课程、可否设立新学院、收生增多还是减少,教资会均有生杀大权,绝对可以一锤定音。此外,政府亦可透过研究资助局,订定评估大学表现的准则,并以此去决定研究经费的调拨方向。假如院校表现以发表国际学术文章为主,轻视大学对公共政策讨论的责任,学院自然会以发表能力作为招聘教授的主要考虑。反之,假如考核最终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院校便会用更多资源鼓励老师要因材施教,着眼师生互动。所以,不管特首是否继续出任校监,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减少,大学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无王管”的机会绝不存在。

大学提名特首任命产生校监

回到校监的问题上,我同意不应继续由特首出任,但理由并不是因为梁振英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他并非由普选产生。而是由特首出任大学校监,即使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他始终是一个政治人物,就算他是行事公允受人爱戴的领袖,他始终不能摆脱所有政治纠纷,总会有反对者对头人。所以,以行政长官作为校监,总会令人把他的政治关系、利益网络、政见取态与大学纠缠在一起,这对大学来说并非好事,特别是大学的校监绝非只是象征性的虚衔,而是有相当实权的职位。所以,当他行使这些权力时,外界难免会以政治角度去分析理解这些举动的因由和意义。这对他本人和大学,都并不是理想的情况。作为一个折衷,一个较为理想的安排是可以由大学提名,特首任命去产生校监人选。这既可以体现院校自主精神,又可合乎向公权问责的原则。

商界联系成大学发展重要资产

商界的联系,已成为了大学发展的重要资产。与其说大学被外人侵占,倒不如说双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

至于委任校委数目的问题,个中要考虑的,是所谓校外人士的角色。近年各大学大量委任校外人士,特别是具有商界背景的朋友,使这些人士成为各大院校校委的多数派。这种情况既是要提高大学运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也与近年大学所处的生态环境改变有关。大学财政固然主要由公帑支持,但大学总期望多一点自主空间,不想事事乞求于政府。故此,能否成功向外筹款,可否有一个自由调动的“小金库”,是近年各间大学管理层重点工作之一。更多的商界联系,自然有利于争取捐助。此外,1990年代以来,本地大学的数目激增,彼此之间的竞争有增无减,院校地位既取决于各自学术成就,也关乎学生的市场竞争力。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资格认可、能否满足雇主需求等环节,成为了大学的新挑战。各校校长也因此要各出奇谋,以提高学生的市场价值。学长计划、实习机会、与专业学会搞协作、与商界扩展社交网络已成为了指定动作。换言之,商界的联系,已成为了大学发展的重要资产。与其说大学被外人侵占,倒不如说双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所以,假如要求大学完全由师生共治,拒绝外人参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学利益。校外人士与师生代表的比例自然要合理,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校外人士如何去理解自身角色的问题。这些人士究竟是以公众利益“信托人”角色去辅助大学管理层,抑或是以“董事局”自居以监管下属的心态去差遣大学校长,情况便大有不同。他们能否明白教育机构独特角色、使命、文化和运作逻辑,知道不能简单地以商业机构的衡工量值、企业管理办法去看待学院,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又或者,他们是以“老板”的心态去事事质疑过问、自以为是地去微观介入大学事务,抑或本着尊重大学管理层的专业经验、以配合校方需要的角度出发去履行责任,也是决定大学能否维持自主的关键。所以,校外人士缺乏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又肆无忌惮地硬生生把一套商界模式引入大学,才是今天大学管理失舆的病因。

建设有人文关怀、关心社会的教研氛围

李辉之流开口埋口“影响因子”的人物,在校园内其实随处可见。这不只是关乎个人修养,而是这种只求发表、只重排名的生态,也正蚕食侵害大学的应有功能。

但有关大学治理的反思,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想清楚究竟需要怎样的大学教育。大学要追上科技潮流,竞逐国际排名,不一定是坏事。大学教授把心思都放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工作上,也是无可厚非。假如教授完全无兴趣从事研究,他们倒要抚心自问为什么还要留在学院。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单是为了“交数”,而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过程,因为当中要求千锤百炼、反覆论证的治学态度,这也是与个别专业范畴的顶尖专家磋商较技、互相讨论的机会。可以获得重点国际学刊垂青得以出版,也意味可与更多海外同行切磋互动思想碰撞,有缘参与当前最为人关注的重要思潮讨论。换言之,这是一个知识为本、破旧立新的平台,是所有大学教授珍惜向往的思想盛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矫枉过正去全面否定学术发表,甚至无知地去把这些期刊讥讽为世界上只有三数个人看的刊物,毫无价值。问题只在于眼前的大学,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李辉之流开口埋口“影响因子”的人物,在校园内其实随处可见。这不只是关乎个人修养,而是这种只求发表、只重排名的生态,也正蚕食侵害大学的应有功能。今天,大学教授还会重视教导学生,愿意花心思去与学生仔细讨论,循循善诱吗?纵使各大学有种种堂而皇之的口号,口口声声强调教研并重,但行内人心知肚明,个人事业与教学表现并无太大关系,只要教书工序不要差到一个地步闹到学生抗议、写大字报投诉,便大致可以过关。能否取得长约,可否再升一级,说到底只看文章发表数目。至于所谓培养学生有社会关怀支持公义平等价值观念,恐怕是有心无力,无睱兼顾。但大学教授必须有一个空间去思量一些不着边际,甚至是看似无用的概念性、原则性问题。这不单关乎知识的创造,更重要的是每个社会也必须有人去思考这些深层次、前瞻性的问题。而大学这种相对超然于利益考虑、政治因素的净土,正好为这些思辩论争提供一个理想空间。但假如连大学师生对本地社群福祉、伦理价值都不闻不问,我们还可以期望什么人去为大众思考这些问题呢?缺乏这些想像,我们的社会还可以空转多久?如何去创造一个环境改变这种生态,怎样去建设一个有人文关怀、关心社会的教研氛围,是改革大学管治体制以外的另一场重要抗争。

假如连大学师生对本地社群福祉、伦理价值都不闻不问,我们还可以期望什么人去为大众思考这些问题呢?缺乏这些想像,我们的社会还可以空转多久?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助理系主任、智库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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