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但对此段历史的研究，还没有与其影响相匹配的著述出现。像朱正《1957年的夏季》与丁抒《阳谋》算是比较有意思的著作，但其间的研究与判断，都还有一些可商之处。而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内容相当丰富庞杂，但也不乏漏收。与此同时，武宜三主编的《1957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有不少发现，但尚未完全出笼。反右运动固然是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但我认为不管怎样，各省的情况或有差异，应该就此做比较细致的个案研究。
近读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995），觉得可以用其间的史料，来研究一下反右运动的运作机制及其后续影响，以便做一个切片式的个案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了解官方的说法，以及他们公布的右派数字。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有掩盖，是否准确，至少要将其公布与研究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与印证。而各省都有像《当代贵州大事记》一类的官方书籍出笼，加上各县县志（以及校史）所载的右派数字，应该能从中得到相对完整的数字，从而比较他们所说的五十五万右派的数字是否真是事实。
再者，运动存在地域与时间差异，很多人以为小事，其实要把运动研究得细致，切不可不注意及此。因为时间差可以研究出文件的传输与传达速度，可以窥看运转效率。地域差异，可以从中看出各地领导者的一些个体差异，在大一统的中央文件面前有何不同的表现，虽然他们的差异可能不容易发现，但并非毫无研究价值。
同时，既是运动，也得研究其余波，以及是何时衰减的及其过程。这对研究通过运动群众来管控民众的“社会动力学”，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政治心理学是有相当益处的。
整风与反右的一体两面
无论有多少争论，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就不能称之为“整风”，而是真正的反右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于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准备在1957年开展实施的一次政治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此文件。5月3日与5月6日，贵州省委分别两次进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在全省整风的决定，成立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为首的整风领导小组。并确立5月4日从省级机关和贵阳市机关开始，地、县两级插秧后次之，最后于1957年冬至1958年春区、乡三级分层整风的计划（P139—140）。
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应该有递进承接关系。官方承认，整风说的是如何在党组织内进行一次普遍和深入“三反”整风运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利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改进工作作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按理说，整风完全是党内组织及一些人员重新洗牌的自洁兼造神动作，但后来毛泽东将其扩大到民主党派及其他知识各界，就由党内整风，向党外整肃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不满共产党的言论转变。后来干脆由党内整风变为全民整风，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称贯穿其后期整风，是其显著特征（沈志华《毛泽东的忧虑 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1957年5月8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办法》，10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确定各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的整风运动，由省委各部直接领导，各地、州、市、县委都要成立以第一书记为首的整风领导小组”，17日省委把整风从10号的科以上干部扩大到党员干部，要求党员干部“钻研文件”，“欢迎批评”。这个运动持续了多久呢？“1958年6月中旬以后，各级党组织分别对县级以上机关、企业、团体和学校陆续进行了整风大检查。9月，全省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P140）。
在我看来，无论有多少争论，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就不能称之为“整风”，而是真正的反右运动的开始。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名称不同，但其实质却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官方一直提的名称是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整风运动，好像整风运动涵盖了反右运动，其实整风虽然冠名于前，但实质主要是反右，而真正反对官僚主义等则付诸阙如。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将那些曾经的反对者打成右派的大好时机，公器私用，公报私仇，用起来十分娴熟、得心应手。
从贵州来看，整风运动开始于1957年5月8日，完毕于1958年9月——因为9月再不结束，就无法搞农村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运动——共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去掉一个月外，可以说明直接反右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
未予改正右派远不止六人
很多人说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
由于档案并没有开放，或者说即便开放了，也存在隐匿与特意提前销毁的嫌疑，故要弄出各省精准的右派数字，恐怕难度还是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各省右派的数字，不难在官方出版的简史与大事记里找到——当然我们可以对此数字存疑，但我们却不能在档案没有开放前，不加以利用与研究——因为正如我此前所说，每个省（自治区）都几乎出了某某省（自治区）当代简史、或者某某省大事记一类书，下点苦功，就可以搜罗到一些记载右派的数字，做这种事不需要太高深的学术技巧。
早年读过由王治国、黄一龙等著的《当代四川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一书，其它内容都忘记了，唯独对是书第106页的注释一，不能忘却：“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全省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共64724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况不明以外，其余全属错案，一律予以改正。”
由于我与著者之一黄一龙先生相识，所以21位不明情况的人，其实是相当明了的。因为我曾在旧书摊搜到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印发之《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共21人，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研究的“大右派”学姐冯元春先生。
很多人说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后来又有人在网络上说全国有包括罗隆基在内的96人不予改正的说法，我不知这说法来源于何处。虽然文中说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还是未查到原始出处（《揭密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姑算此数的存在且是对的，那么四川“21人情况不明”，其实相当明了的不予改正之右派，其所占人数在全国也是相当多的了。
同样是上列此文所引，说“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能把右派总人数55万精确到个位数，不管是否准确，总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这552973人，各省所占情形是多少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坏分子”没有“平反通知书”
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时大量运用的“坏分子”名目。官方发文件要求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但整肃依然是严厉的，只不过把整肃出来的人用“坏分子”来名之而已。
黄一龙等所著的《当代四川简史》里说，四川反右运动受处分的64724人，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这说明有14445人，虽然不是右派却也是反右运动所处理的，这个比例相当的大，达22%。
事实上，这批不被划成右派却遭处理的人，目前很难知道其被处理的罪名。但以我过往研究的经验来看，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时大量运用的“坏分子”名目。官方发文件要求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但整肃依然是严厉的，只不过把整肃出来的人用“坏分子”来名之而已。
虽然平反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平反一说，有很多可以阐释的政治学意涵，此处不赘——但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久经各种运动折磨的右派来说，也有如卸重轭的感觉。我看到很多各类平反通知书，但从未看到过给“坏分子”平反的通知书，可能打成“坏分子”的人，根本就没有像划右派分子这样“正规”的凭证。
四川右派有50279人，占全国55万右派的近乎十分之一，四川的人口基数固然大，但反右运动的“烈度”也远强于它省。在读《当代贵州大事记》的同时，我读到谭仲池主编的《长沙通史》当代卷，得知长沙市右派为1620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P156），并说全为错划。
贵州省共划“右派分子”10082名，1959年至1964分五批为2000人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摘掉全省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对错划的全部予以改正，恢复名誉（P143）。如果我们能将每个省的右派数字加总起来，就能看出有意思的问题：
要么符合全国右派552973人的数字，要么不符合，那么这里面的差异是怎么来的呢？存不存在下面在斗争之初夸大数字，平反之时隐匿数字的现象呢？恐怕值得仔细观察与研究。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工农的“反右”
工人、农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当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风，但又不划右派，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由此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不划右派的人所进行的一场运动。
若从6月8日开始才算进入全国性的反右运动的话，那么我从《当代贵州大事记》一书发现最早的记载就是，7月4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这说明从反右运动来看，从中央运动到贵州跟随之间，大约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这是下面在观察上面的风向呢，还是在等上级的指示呢，或许都有可能。或者是此前早有诸种批判，只不过未列入《当代贵州大事记》而已。时间差异与空间传输的距离有无关系，由于档案的不开放，也只能让人悬揣。
同年8月27日至9月3日贵州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全省范围内结合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向各阶层、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P145—146）。到了反右运动推进两个月后，宣传部已经公开传达要向各阶层（从上到下的纵）与各方面（打破阶层与行业的横）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这就有了点从深度与广度上全方位翻烙饼的意味，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为什么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呢？这就需要对反右历史有所了解。反右运动名声很大，主要在各级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各级老师、大学生是主要对象）、工商业者等城市人群，而工人、农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当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风，但又不划右派，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由此展开。
不知贵州情形如何？四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相当左，许多未成年中学生因为同情右派，说了些真话，或者因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肃。如王建军先生主编的《五八劫》（2010年内部自印）及其续编，就通过第一手材料，说四川一万名学生就有三千二百名学生被打成“三、四类”学生。这两类学生，无论成绩再好，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可能。这就是反右运动及后续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人的摧残。
四个月后的11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转批省委统战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意见》，除了小型工商业者不进行反右斗争外，“对工商界骨干分子、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小型工商业者，采取不同方式进行”（P148）。同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代次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出《为争取我省整风运动的全胜而斗争》的决议。从标题就可以看上去，“全胜”与“斗争”说的其实就是反右运动。
整风运动比较靠后的，多是方外之人。1958年1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宗教界进行教育问题的通知》，要使分散在全省城乡各地的教徒教众，通过这次全民整风，“都受到一次普遍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P153）。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不划右派的人所进行的一场运动。
但就我掌握的史料来看，四川的佛教界和道教界，均有在1957年划成右派（关于成都佛教界右派情形，请参看拙著《古蜀之肺：大慈寺传》最后一章，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并因此自杀的人，不知贵州是否有所例外？
（未完待续）
（冉云飞，中国著名作家，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等，长期关注反右历史、中国教育，子女教育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