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老是选择难走的路。
六四事件引发93年香港移民潮，那年他从美国耶鲁大学返港加入中文大学；为了方便中港台读者，不升职也要以中文写学术论文，目前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90年代中期港人回复信心，北上设厂，他北上推动公民社会概念。
难走莫如夹缝路，十多年来处于内地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夹缝、官方单位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夹缝，步步为营，避免触及政治、维权议题，失明维权律师陈光诚也上他的课，也质疑他不够进取，他却安于退一步进两步。
2013年发动占领中环，去年9月演变成雨伞运动，他随即陷入左派与群众之间的夹缝、群众与学生之间的夹缝、学生与政党之间的夹缝，一道接一道，他没夹死，凭一口气点一盏灯，迸出光芒。
夹在改革和保守之间
我们一直走得很慢，但总是向前走，走前两步退后一步，都是向前走。
陈健民深信，民主必须建基于公民社会、司法独立等社会条件，然而香港“市民”和内地“人民”往往忽略带有权利的“公民”意识，1996年他破天荒将这概念带到内地。要政府认同公民权利，便要走在夹缝，56岁的他道：“我当然知道政府里有保守力量，一定会对付公民社会，但政府里也有改革思想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做不到这十几年的工作。这两种声音在党内此消彼长，我们一直走得很慢，但总是向前走，走前两步退后一步，都是向前走。”
公民权利涉及言论、集会、结社、游行自由，单说结社，内地非政府组织（NGO）一旦探讨疆独、藏独、中国民主化等议题定遭打压，陈健民在中山大学的训练中心便明文规定，不能触动独立及宏观政治问题，“你可以说我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但这些议题一碰即死，我们常在灰色地带生存。”
陈健民解释，NGO首先必须生存下来，然后自立，之后再设法影响政府政策。2000年代中期，学员陈光诚听到此言立即站起斥道：“如果NGO不能维权、倡导，根本没有生存意义！”当下陈健民厚厚告诫，一步到位搞维权风险极高，“你见后来陈光诚真的去了那位置，最后流亡海外。历史上他做了他要做的，但我不建议人人都学陈光诚。”
夹缝本就狭窄，后来更堵塞了，2013年中央政府下令七不讲，当中便包括公民社会、司法独立，陈健民演讲、搞NGO处处受制，“我研究的范围被禁制讨论，即使我不搞占中，今天在国内都几郁闷，自己推动的事情讲也不准讲。”他估计“七不讲”来自最高领导：“用良好愿望看，习近平尽收权力之后反腐败，进行他心目中的改革，包括推行比较独立的司法，但未到那点，我们先看见负面，消灭了社会力量。”
来我的事业在上面，不在香港，但当香港面对关键时刻，什么都可以放下，这是我家，自己的家未搞定，别讲全国。
他将目光放回香港，但见民主派之间争拗不断，极须中间派领导抗争，2013年3月跟戴耀廷、朱耀明宣布占中，3个月后广东省公安厅正式宣布禁止他公开演讲。陈自言十多年来活像内地人，多用微博少用facebook，写字多简少繁，但从此失去内地所有，“从来我的事业在上面，不在香港，但当香港面对关键时刻，什么都可以放下，这是我家，自己的家未搞定，别讲全国。”
身为学者，陈健民这条路很难走，“是很难走，我研究中国但不能回到中国，很糟；我这科要求实证、搜集资料，很糟，幸好我做了很多年研究，现在要写下来，所以我个人不大担心。”可是北上服务之日了无期，“要等到习近平权力稳固，转变思维方式进行改革，否则大门一直关上。”
夹在群众和学生之间
宣布占中后，三子成为左派攻击对象，陈健民到南韩开会，听当地教授诉说早年争取民主，自制汽油弹对抗警察，便在facebook分享，《文汇报》随即发表文章：《陈健民赴韩学掷弹》；去年占中演变成雨伞运动，激进占领者翻旧账，张贴2010年5月他走进中联办谈政改的照片。陈健民强调自己走尽对话之路才去占领，激进派却骂他卖港贼。离开内地，离不开夹缝，他两面不是人。
初时中央政府还未对雨伞定性，学联准备发公开信给习近平，陈健民力主剑指特区政府，务求将特首梁振英拉下马，而避免跟中央割裂，“作为比较成熟的人，我要提醒他们不要超越一些界线，令他们不会盲目升级，但我们又不是完全带动，比较多人认同学生当领袖，所以（三子）处境的确辛苦，我不能离开，又不能控制处境，少些EQ不行。”
陈健民也夹在群众与学联之间，左右为难，“我是夹在中间，我和学生看的群众不同，学生集中看网上骂他们的人；学联设在旺角，他们一出去看见旺角的群众。我们看大社会，例如民调支持离场、有所谓民怨、支持率开始下降。”他将群众讯息转告学联，建议继续与政府对话，否则应该退场，“后期我传讯息给他们，他们不回覆，我就像很烦的爸爸。”
作为老师，没什么比学生走在我们前面更开心，青出于蓝，运动比我想像更大。
多道夹缝同时纷陈。“我们和民主党比较温和的走近少少，年轻激进的骂我卖港；我们和年轻人、学生走近，温和派又说我们被骑劫，两边永远都攻击我们，两边都讨好不到，两边都嫌我们太接近另一边，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向前走，不会被定性。”陈健民说，长期走在夹缝中，他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泛民主派分裂，要有力量填补中间位置，平衡两边，像走钢线，两边都有风吹过来，有时摆左有时摆右，才可向前。走到最后，运动不是自己的，原来由学生领导，对我来说，作为老师，没什么比学生走在我们前面更开心，青出于蓝，运动比我想像更大。”
倘使香港实现民主，再没夹缝，陈健民可会顿失所依？“民主也有很多问题，民主一出，才讨论社会政策，应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到时又有很多夹缝，不用担心。”
夹在两面高墙之间
1953年石硖尾大火，2500间木屋付一炬，5万人失家园，政府在原址兴建29栋七层高徙置大厦，公家浴厕走廊灶，乃香港首个公共屋邨，也是陈健民的家。陈爸爸是香港少有的毛衣裁缝，陈健民与货物同眠，“读大学前没有一张完整的床，你想像一下，七层徙置大厦，我的家还要是工场，哪有地方睡？”夏夜干脆拖着折床上街睡，半夜下雨，檐下呆抱折床等雨停，“我就在这种贫穷环境成长，现在小朋友不爱住大学宿舍，我觉得是豪宅！”
六、七十年代石硖尾黑帮横行，两帮人跑到陈家门前，抢过厨具便打；又见有人手捧血块，正自奇怪买猪血何不用袋子，原来那人手掌被砍，血如泉涌，“黑社会在石硖尾很出名，互相追杀，我最记得一次街上好多血，我帮手洗地。”
不管你哪个政府，总之我代表人民，我不会加入任何建制，不管这边还是那边，我只想为人民工作。
邻居小友老是诉说行劫经历，陈健民多亏父母在家干活，时刻受教，没走歪路。中学时期上教会，眼前世界一分为二，一边腥风血雨，另一边哈利路亚，“我很早信基督，但总是看反基督的书，冲击自己，可能我这种人适合在夹缝中间。”他一面反对殖民地政府治港，一面痛恨左派引发六七暴动乱港，被左右高墙夹击，注定日后路向。“所以我很自然走向公民社会，不管你哪个政府，总之我代表人民，我不会加入任何建制，不管这边还是那边，我只想为人民工作。”
儿时见证左派捱催泪弹，但觉好笑又荒谬，“好笑是我经历过六七暴动警察放催泪弹，当时很开心，一个一个橙色的球，今夜星光灿烂，当时没有烟火，看这些是一种乐趣。荒谬是以前被视为暴徒的力量，最后走入建制。”雨伞运动时，轮到他捱催泪弹，陈健民说，“儿时那次我满面眼泪跑回家；去年九二八不同，我们站定，无论如何不走。”
夹在两岸夹缝的家园
长子肩上总有担子，本拟中学毕业后谋生养家，适逢70年代末期金禧中学爆发学潮，改变他一生，陈健民跑到维园听教协主席演讲，有眼不识司徒华，道理也听不明白，“我一件事都分析不到，怎出来工作？我不了解社会，一定要上大学；我不了解社会，问人得知有一科叫社会学，便读（中大）社会学。”
他遂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学，83年毕业，任职社工，88年赴耶鲁，95年获博士学位。
没有民主，生活方式保持到吗？我只好放下贫穷、罪案、贪污、吸毒、家庭问题，开始想民主问题。
穷小子本想研究自己亲历的贫穷问题，到头来半生探讨民主。“我告诉你，我进大学时两岸三地发生什么事情。”1978年大陆发生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张贴《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大字报，翌年又贴《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攻击邓小平，之后被抓；同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总指挥施明德被捕，其妻艾琳达流亡香港，到中大演讲，陈忆述：“我第一次听这么政治化的演讲，讲民主、台独，我完全不知是什么！”
同是1979年，邓小平表示一定会收回香港，陈道：“我想到前途问题，香港未来怎样？没有民主，生活方式保持到吗？我只好放下贫穷、罪案、贪污、吸毒、家庭问题，开始想民主问题。”
香港位处两岸夹缝，三地互相紧靠影响，“我们雨伞运动一爆发，当时台湾开始选举，国民党立即跌几个百份点，有一种高涨情绪反对国民党主张两岸整合、对话的政策。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不容许雨伞运动影响大陆，封锁消息，其至以广东省作为很重要的屏障，阻挡香港对大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