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老是選擇難走的路。
六四事件引發93年香港移民潮，那年他從美國耶魯大學返港加入中文大學；為了方便中港台讀者，不升職也要以中文寫學術論文，目前是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90年代中期港人回復信心，北上設廠，他北上推動公民社會概念。
難走莫如夾縫路，十多年來處於內地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夾縫、官方單位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夾縫，步步為營，避免觸及政治、維權議題，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也上他的課，也質疑他不夠進取，他卻安於退一步進兩步。
2013年發動佔領中環，去年9月演變成雨傘運動，他隨即陷入左派與群眾之間的夾縫、群眾與學生之間的夾縫、學生與政黨之間的夾縫，一道接一道，他沒夾死，憑一口氣點一盞燈，迸出光芒。
夾在改革和保守之間
我們一直走得很慢，但總是向前走，走前兩步退後一步，都是向前走。
陳健民深信，民主必須建基於公民社會、司法獨立等社會條件，然而香港「市民」和內地「人民」往往忽略帶有權利的「公民」意識，1996年他破天荒將這概念帶到內地。要政府認同公民權利，便要走在夾縫，56歲的他道：「我當然知道政府裏有保守力量，一定會對付公民社會，但政府裏也有改革思想的人，沒有他們，我們做不到這十幾年的工作。這兩種聲音在黨內此消彼長，我們一直走得很慢，但總是向前走，走前兩步退後一步，都是向前走。」
公民權利涉及言論、集會、結社、遊行自由，單說結社，內地非政府組織（NGO）一旦探討疆獨、藏獨、中國民主化等議題定遭打壓，陳健民在中山大學的訓練中心便明文規定，不能觸動獨立及宏觀政治問題，「你可以說我畫地為牢，自我設限，但這些議題一碰即死，我們常在灰色地帶生存。」
陳健民解釋，NGO首先必須生存下來，然後自立，之後再設法影響政府政策。2000年代中期，學員陳光誠聽到此言立即站起斥道：「如果NGO不能維權、倡導，根本沒有生存意義！」當下陳健民厚厚告誡，一步到位搞維權風險極高，「你見後來陳光誠真的去了那位置，最後流亡海外。歷史上他做了他要做的，但我不建議人人都學陳光誠。」
夾縫本就狹窄，後來更堵塞了，2013年中央政府下令七不講，當中便包括公民社會、司法獨立，陳健民演講、搞NGO處處受制，「我研究的範圍被禁制討論，即使我不搞佔中，今天在國內都幾鬱悶，自己推動的事情講也不准講。」他估計「七不講」來自最高領導：「用良好願望看，習近平盡收權力之後反腐敗，進行他心目中的改革，包括推行比較獨立的司法，但未到那點，我們先看見負面，消滅了社會力量。」
來我的事業在上面，不在香港，但當香港面對關鍵時刻，什麼都可以放下，這是我家，自己的家未搞定，別講全國。
他將目光放回香港，但見民主派之間爭拗不斷，極須中間派領導抗爭，2013年3月跟戴耀廷、朱耀明宣布佔中，3個月後廣東省公安廳正式宣布禁止他公開演講。陳自言十多年來活像內地人，多用微博少用facebook，寫字多簡少繁，但從此失去內地所有，「從來我的事業在上面，不在香港，但當香港面對關鍵時刻，什麼都可以放下，這是我家，自己的家未搞定，別講全國。」
身為學者，陳健民這條路很難走，「是很難走，我研究中國但不能回到中國，很糟；我這科要求實證、搜集資料，很糟，幸好我做了很多年研究，現在要寫下來，所以我個人不大擔心。」可是北上服務之日了無期，「要等到習近平權力穩固，轉變思維方式進行改革，否則大門一直關上。」
夾在群眾和學生之間
宣布佔中後，三子成為左派攻擊對象，陳健民到南韓開會，聽當地教授訴說早年爭取民主，自製汽油彈對抗警察，便在facebook分享，《文匯報》隨即發表文章：《陳健民赴韓學擲彈》；去年佔中演變成雨傘運動，激進佔領者翻舊賬，張貼2010年5月他走進中聯辦談政改的照片。陳健民強調自己走盡對話之路才去佔領，激進派卻罵他賣港賊。離開內地，離不開夾縫，他兩面不是人。
初時中央政府還未對雨傘定性，學聯準備發公開信給習近平，陳健民力主劍指特區政府，務求將特首梁振英拉下馬，而避免跟中央割裂，「作為比較成熟的人，我要提醒他們不要超越一些界線，令他們不會盲目升級，但我們又不是完全帶動，比較多人認同學生當領袖，所以（三子）處境的確辛苦，我不能離開，又不能控制處境，少些EQ不行。」
陳健民也夾在群眾與學聯之間，左右為難，「我是夾在中間，我和學生看的群眾不同，學生集中看網上罵他們的人；學聯設在旺角，他們一出去看見旺角的群眾。我們看大社會，例如民調支持離場、有所謂民怨、支持率開始下降。」他將群眾訊息轉告學聯，建議繼續與政府對話，否則應該退場，「後期我傳訊息給他們，他們不回覆，我就像很煩的爸爸。」
作為老師，沒什麼比學生走在我們前面更開心，青出於藍，運動比我想像更大。
多道夾縫同時紛陳。「我們和民主黨比較溫和的走近少少，年輕激進的罵我賣港；我們和年輕人、學生走近，溫和派又說我們被騎劫，兩邊永遠都攻擊我們，兩邊都討好不到，兩邊都嫌我們太接近另一邊，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可向前走，不會被定性。」陳健民說，長期走在夾縫中，他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泛民主派分裂，要有力量填補中間位置，平衡兩邊，像走鋼線，兩邊都有風吹過來，有時擺左有時擺右，才可向前。走到最後，運動不是自己的，原來由學生領導，對我來說，作為老師，沒什麼比學生走在我們前面更開心，青出於藍，運動比我想像更大。」
倘使香港實現民主，再沒夾縫，陳健民可會頓失所依？「民主也有很多問題，民主一出，才討論社會政策，應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到時又有很多夾縫，不用擔心。」
夾在兩面高牆之間
1953年石硤尾大火，2500間木屋付一炬，5萬人失家園，政府在原址興建29棟七層高徙置大廈，公家浴廁走廊灶，乃香港首個公共屋邨，也是陳健民的家。陳爸爸是香港少有的毛衣裁縫，陳健民與貨物同眠，「讀大學前沒有一張完整的床，你想像一下，七層徙置大廈，我的家還要是工場，哪有地方睡？」夏夜乾脆拖着摺床上街睡，半夜下雨，簷下呆抱摺床等雨停，「我就在這種貧窮環境成長，現在小朋友不愛住大學宿舍，我覺得是豪宅！」
六、七十年代石硤尾黑幫橫行，兩幫人跑到陳家門前，搶過廚具便打；又見有人手捧血塊，正自奇怪買豬血何不用袋子，原來那人手掌被砍，血如泉湧，「黑社會在石硤尾很出名，互相追殺，我最記得一次街上好多血，我幫手洗地。」
不管你哪個政府，總之我代表人民，我不會加入任何建制，不管這邊還是那邊，我只想為人民工作。
鄰居小友老是訴說行劫經歷，陳健民多虧父母在家幹活，時刻受教，沒走歪路。中學時期上教會，眼前世界一分為二，一邊腥風血雨，另一邊哈利路亞，「我很早信基督，但總是看反基督的書，衝擊自己，可能我這種人適合在夾縫中間。」他一面反對殖民地政府治港，一面痛恨左派引發六七暴動亂港，被左右高牆夾擊，注定日後路向。「所以我很自然走向公民社會，不管你哪個政府，總之我代表人民，我不會加入任何建制，不管這邊還是那邊，我只想為人民工作。」
兒時見證左派捱催淚彈，但覺好笑又荒謬，「好笑是我經歷過六七暴動警察放催淚彈，當時很開心，一個一個橙色的球，今夜星光燦爛，當時沒有煙火，看這些是一種樂趣。荒謬是以前被視為暴徒的力量，最後走入建制。」雨傘運動時，輪到他捱催淚彈，陳健民說，「兒時那次我滿面眼淚跑回家；去年九二八不同，我們站定，無論如何不走。」
夾在兩岸夾縫的家園
長子肩上總有擔子，本擬中學畢業後謀生養家，適逢70年代末期金禧中學爆發學潮，改變他一生，陳健民跑到維園聽教協主席演講，有眼不識司徒華，道理也聽不明白，「我一件事都分析不到，怎出來工作？我不了解社會，一定要上大學；我不了解社會，問人得知有一科叫社會學，便讀（中大）社會學。」
他遂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社會學，83年畢業，任職社工，88年赴耶魯，95年獲博士學位。
沒有民主，生活方式保持到嗎？我只好放下貧窮、罪案、貪污、吸毒、家庭問題，開始想民主問題。
窮小子本想研究自己親歷的貧窮問題，到頭來半生探討民主。「我告訴你，我進大學時兩岸三地發生什麼事情。」1978年大陸發生民主牆運動，魏京生張貼《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大字報，翌年又貼《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攻擊鄧小平，之後被抓；同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被捕，其妻艾琳達流亡香港，到中大演講，陳憶述：「我第一次聽這麼政治化的演講，講民主、台獨，我完全不知是什麼！」
同是1979年，鄧小平表示一定會收回香港，陳道：「我想到前途問題，香港未來怎樣？沒有民主，生活方式保持到嗎？我只好放下貧窮、罪案、貪污、吸毒、家庭問題，開始想民主問題。」
香港位處兩岸夾縫，三地互相緊靠影響，「我們雨傘運動一爆發，當時台灣開始選舉，國民黨立即跌幾個百份點，有一種高漲情緒反對國民黨主張兩岸整合、對話的政策。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不容許雨傘運動影響大陸，封鎖消息，其至以廣東省作為很重要的屏障，阻擋香港對大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