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年一次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提倡艺术复兴农村，联系人与自然。今年春夏，他们邀请香港农夫团队赴日耕种，交流心得。本文作者周思中也由香港菜园村——他的耕种基地——出发，去到那里。他在那里种菜，种米，观察，思考，关于土地与人，系统与文化⋯⋯五个星期里他写下了的这些文字，计有四篇，分日刊出。——编者
生活馆也有种水稻，自2011年起，我们每年都种。清明、端午和立秋茬都曾经试种。几年下来的经验告知，清明茬容易临收割就来台风，失收食白果不在话下，漫天文雀在我们面前肆无忌惮降落在稻田啄食吹倒在地上的稻谷，可算人间最折磨的事之一。立秋茬当然好种，天气渐凉害虫不多，日夜温差大有利糖分转移，然而入秋开始就是本地菜农最忙于种植各种蔬菜的时候，最重要是生活馆种植面积不大，无法在有限的田地再细分水稻区和蔬菜区，所以近两三年都在端午前后插秧。
换言之，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通常什么都几乎不种，有的放暑假外游去，有的间中落田对着摇风摆柳的禾草发呆。今年笔者就是六月初插过秧后，便动身到日本开始“顶更”，照顾在日本新潟县松代町的农地，帮忙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前期工作。
水稻田的渊源
香港团队在松代种植稻米的农田，本属于住在农地旁的一位婆婆柳信子女士。她由于年纪已大一个人无法落手落脚亲自耕种，便将农地转交艺术节代为管理。
日本法律对农地有一个对在香港搞农业／食物运动者听来羡慕不已的限制——不可转让。这项规定源于日本二战后盟军占领期间，在冷战阴影下，美国为了防止农民因为饥荒、贫穷等问题让共产党有机可乘，于是抢先一步推行土地改革，几乎取销了所有“地主—佃农”关系，令农民“耕者有其田”（cultivator – owner），而农户占有农地的面积亦限制在三万平方米以内。日本的农户，便被这套于1952年颁布的《农地法》，切割及规限成为永远的小农户。
艺术节主办单位说不定是走出了第三条路，十五年以来，不少不再耕种的公公婆婆委托主办单位管理他她们不再耕种的农地。
随着农业人口年事渐高、日本加入世贸后面对廉价进口米叩门，以及整体日本人均食米量大减等因素交织影响，这套法例，虽然后来多番修改，但影响所及仍只是放宽了租用权。结果呢，一方面出现了所谓“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即农企以租地方式向小农户集约土地），要不就是大量休耕、弃耕地了。艺术节主办单位说不定是走出了第三条路，十五年以来，不少不再耕种的公公婆婆委托主办单位管理他她们不再耕种的农地——柳信子女士的农地便是一例。
弃耕地上的永衡自然法
回到农务。第一项工作是除草。水稻之所以是水稻，并不是因为需要特别多水。日本自然农法大师福冈正信就认为，在泥土60%至80%湿度中的水稻长得最好。毕竟，论品种分类，水稻属禾本科，与在山间遍野长出来的野草属亲戚。中文字“秀”，现在虽然多作形容词用，而按研究者的考据，从“秀”的象形图看，秀从“禾”从“乃”，禾是有穗下垂的草，乃是人的变形。《本草》里，果实有仁的，均作“人”。亦即是说，“秀”是一个推论或过程，从芸芸的野草挑选下垂的穗中有结实的仁；“秀”其实并不抽象，“秀”就在于有仁可吃，就在于谷与野草的距离。
从未想过因为要处理水稻田干旱期的野草问题，竟无意间让我有两星期时间全神贯注的观察水稻插秧初期的生长形态。
水稻田缺水是所有种米者的噩梦。若野草疯长的话，将影响水稻的通风采光，增加害虫的栖息／繁殖的空间，让泥土暴露于空气中，等如开放泥土表面让空降的野草籽发芽。野草长在水稻旁边，当然也不“秀”丽。笔者再加上另外两位农夫的工作，就是分开两个阶段，处理野草。第一阶段，用脚。走到田边，除鞋赤脚下田，先将每棵水稻周边的野草用脚直送到泥底。
其实在香港有时也会用这方法清理野草，但在松代面对的困难，就是水稻田缺水。由于初次在日本种米，不了解松代水稻种植水资源管理的方式，我们在插秧前将本来浸田的山水放干了，插完秧后才发现山上既再没水流到，时间亦碰巧到了松代的干燥季节。结果是插好秧后眼巴巴的看着野草在泥土发芽，到我们尝试用脚将野草送到泥底，松代黏性极高的泥土就像老行尊般给我等松代初哥来个下马威（干硬了的黏土，可是地球上许多文明长时间以来的建筑材料呢）。单是将万多呎的黏土踏遍，三位农夫便花了一星期时间，每天八小时，不断用力踏，膝头当然会痛，踏的时候要专注低头看着地下，每步尝试“秀”出哪棵是水稻哪棵是野草，膊头和后颈均告沦陷，几乎动不了。但这都只是第一阶段。
用脚彻底踏一遍后，野草大概减少了七成。但为了防止大意弄伤水稻的根部，踏的时候我们都故意留下长在水稻方圆两吋左右的野草没有踏，这就是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个时候刚好进入六月下旬，天开始下雨（被我们戏称为“同情之泪”），水稻田这个大水池当然接收了部分，降在山里的雨水也慢慢滙流到灌溉水道，再流进田里。有雨水滋润，黏土开始软化，泥面被淹过，新飘来的野草籽无法再发芽生根抓地，只可惜到这阶段我们不再用脚，而是开始用手将余下的野草用手连根拔起。如是者，三位农夫每天八小时，漫长的另一星期，原本膝头膊颈还未复原，马上再加每天连续弯腰八小时，整个人都耗尽了。
这段期间，最疗愈的便是松代播给农民听的报时音乐。或许始终是个农业社区，松代里设了几个大播音器，每天六时有音乐叫你起程落田，中午十二时有叫你回家午饭，下午六时叫你收工打道回府，晚上九时则提你是时候上床休息了。所以每天中午和黄昏听到那段电子琴弄出来的midi音乐，都绝对是放监的情怀。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时间，万多呎水稻田的野草基本处理好，而在这过程之间，水稻的植株也由一枝主茎长出一对又一对的分蘗。从未想过因为要处理水稻田干旱期的野草问题，竟无意间让我有两星期时间全神贯注的观察水稻插秧初期的生长形态。
日本米的文化社会学
去日本之前以为简单不过的水稻种植，就是因为不了解当地农夫如何保育和利用水资源，水稻田便成为我们仨货真价实的劳改中心（间中还有其他义工朋友参与劳改）。日本农民的农务早已全面机械化和化学化了，还因为存在着“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连合会”（简称JA），农民根本由育苗到化肥农药的分量及比例，再到包括何时插秧何时放干水晒田何时收割JA都会温馨提示，到农机供应、稻米收购和仓存都属JA的服务范围，如果“与天奋斗”是以往个体农民某种多愁善感的形象，今天遍布全国的农民几乎就成为了JA不用动脑筋的农务操作员了。
由于国际间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日本也必须从外国进口白米，这些进口米却不以白饭的形式进入日本人的餐桌，却是用来做各种米饼和供应牲畜作饲料。
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九十年代初的作品《作为自我的稻米》指出，稻米作为日本的文化符号，始于七、八世纪前当日本天皇还是集经济、军事、宗教、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时候。当时每年稻米收成前的祭祀仪式必须由天皇来主持，“稻米丰收﹣人民富足﹣政权合法性”是统治的基础。事实上，由于国际间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日本也必须从外国进口白米，这些进口米却不以白饭的形式进入日本人的餐桌，却是用来做各种米饼和供应牲畜作饲料。日本人以米中介着自我，外国米虽然也是米，却只能用来喂猪喂牛。“我”和“它”就是有别。
今天，更准确的由明治维新推行工业化开始，日本农业人口下降、食米量大跌等致命因素同时发生。所以有趣的是，为什么时移世易，稻米仍然是日本文化中一个情绪化的符号？其中一个可能性与日本独特的现代化路径有关。她工业化初期的劳动人口许多来自农闲时的男子和本身农务责任不多的农村女子，亦即是，日本农村和农业在初期并没有受到工业化的推进所打击。相反，这些工人甚至将其工资花在购买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带回农村，吸纳了工业的产出，同时提升了农村的生活质素。拟人一点来说，农村对工厂有恩，而后者是知道的。
黏黏的日本米，就如此将大后方的乡下，以及前线士兵，黏成一个富国强兵的维新梦。
更具体的讲稻米，日本农民虽然种米历史悠久，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每餐有白饭吃。而为了令军队体能足士气好，维新时期的军部不惜以白米招徕，保证士兵每天获配给840克的白米，比平民百姓的白米量多出50%。即是多少米呢？2013年香港人平均每天吃117克白米（今天香港人的米量比二战期间日军向香港人配给的还少！），是当年日本士兵的不足七分一。即使多少十九世纪末农民子弟的现代化初体验，就是接受来自西方的军事训练和进入军队这个庞然的科层结构，然后每餐白饭任添。这些白米，或者就是老家吃不饱或者吃着混进番薯或其他杂谷的乡亲父老的劳动成果。黏黏的日本米，就如此将大后方的乡下，以及前线士兵，黏成一个富国强兵的维新梦。甚至二战期间，日本国内开始有学校推出所谓“日之出便当”，即四方形的饭盒盛着白饭，中间只加一粒渍梅，以示与在中国作战的军队同气连枝。后来战争打得水深火热的时候，当然连这盛满白饭的便当都嫌奢侈了，却无阻这便当成为老一辈的共同经验。
不论是民族主义及大东亚共荣狂想，白米都中介着日本最血肉的身体和最抽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