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防博物馆正举办一系列15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中邀请了香港考古学会的人员以“龙津石桥与十九世纪新安县海防”为题作分享，尝试以清朝海军现代化的角度去解释龙津石桥的兴建/扩建，而笔者也趁在港度假时跟朋友前往听教。
龙津石桥位于现在旧启德机场北部（前客运大楼位置），即昔日九龙寨城对出海岸。龙津石桥由清政府新安县及大鹏协筑建，于1875年落成，作为九龙寨城东门对出的登岸码头，并设有接官亭以迎接登岸官员。后来，当地从商仿照招商局轮船码头，以木材扩建码头，并且将日后使用收益拨捐乐善堂。对于龙津石桥的起源是军用、旅客（有说因赌业而引来）还是商用，暂时无从判断，而讲者亦只是能以清朝海军现代化推敲蒸气推动的军舰船体变大及与驻港岛英军的军事竞赛作为可能性。
不过，由于贸易船旅往来之频繁，以及后来更大型的蒸气推动船体出现，因应海路经济活动变化而扩充港口建设，在19世纪商埠如印度孟买亦是常见之事。从当时龙津石桥、九龙关、九龙寨城、马头围一带的社区、衙门、海关、海防的布局，几可肯定现在作为世界级海港的香港，在龙津石桥建成前的很早阶段（甚至比殖民地的开埠还要早）已是位于海路要点，九龙湾一带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程度的港口建设、海路经济及临海活动。龙津石桥不但见证19世纪的香港在海路经济的地位，甚至是一个罕有的介入点为香港更早期的海路历史溯源。
无独有偶，在龙津石桥位置的启德机场停用后，位于启德发展区内的启德邮轮码亦于2014年启用。从地图上看，邮轮码头恍似龙津石桥的一个庞大的现代版延伸，而从策略性规划去看，启德邮轮码头亦是为了容纳更大型邮轮，以及保持亚太区邮轮旅游航点而设立，除了货运用途外与龙津石桥微妙地有着相通之处。恰巧，政府于2003年至2008年间委托专家为启德发展区进行考古研究，并发现龙津石桥及19世纪的文物。为保存及展示石桥遗迹，政府又拟建一条保育长廊（透过行人通道连接九龙寨城公园）并举办设计比赛，而且于2014年修订法定的启德分区计划大纲图以落实设计。可见的将来，当邮轮旅客从启德邮轮码头登岸，沿着启德邮轮码头公园、龙津石桥保育长廊，一直行走至九龙寨城公园、宋皇台，甚至港铁沙中线土瓜湾站起出的宋朝古井与麻石明渠，展现眼前的一切恍似正回顾香港作为海路要点的一段悠久历史。这段历史既是本土文化，也同时组建珠三角、岭南以至中国大陆的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个“前所未闻”的香港故事
更值得探究的，龙津石桥引发的历史溯源显然已不再是英国殖民政府“开埠”的想像，而是远远追溯至中国以千年计甚至以万年计的中土政治及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除了龙津石桥、宋皇台、港铁沙中线起出的宋朝古井等古迹，随着香港城市持续扩张，越来越多古迹在研究或工程时被发现，包括西贡黄地峒的疑似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物、马湾新石器中期、晚期和商朝文物，似乎正在诉说一个前所未闻的“香港”故事。不过，这“前所未闻”是值得商榷。早于1955年，李郑屋汉朝古墓被发现已经印证着自古以来位于香港的临海活动一直相当频繁（现李郑屋邨以前是临海地域），而且墓里铭文印有的“番禺”（即汉朝番禺县）显示香港地域当时已经受中土政治影响。在港英政府大力推动民生经济的年代里，这些牵引着珠三角、岭南以至中国大陆的海洋文化的历史溯源，究竟是被忽略还是被刻意淡化？今天（近年）出现的又是否纯属偶然？相信我们很难就此下结论。不过，正当文物及古迹保育已成为近年城市规划讨论里必不可少的议题，社会渐渐意识到这些历史古迹在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随着新一代港人本土意识萌芽，新一轮的本土历史溯源在民间亦已展开，此起彼落的保育运动期在幻变的城市空间中争取保留仅存的历史依据。即使难敌堆土机，保育运动亦似乎已为本土历史、身份注入新论述。但与此同时，如龙津石桥等一段段近年出土并得以保存的历史古迹似乎都正显示香港与大陆周边自古以来一直相互牵引，也正超越英国殖民政府“开埠”的历史，而且仿佛还有更多“前所未闻”已被铺排并逐渐融入未来的城市空间之中，等待港人去认识及重塑本土历史。
悠久海路历史支撑的文化优势
回到龙津石桥带出的海路历史塑源讨论，其实大陆沿海城市之间、国际之间早就海路历史论述展开了竞逐、角力，各自提出在自古以来在海路的重要性，这也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论述、利益之争。若果包括龙津石桥在内的种种临海古迹都正显示香港在珠三角、岭南以至中国大陆的海洋文化的重要位置，那么香港在“海上丝路”上挟着的，就不再只是金融国际中心、世界级港口的经济优势，更增添了一重以悠久海路历史作支撑的文化优势。相对往日以“英国殖民政府开埠”或“九七年成为特别行政区”作起点的“香港”，这悠久的海路历史将“香港”带进一个更丰富的角色。然而，这一文化优势与香港今后的政治光谱、身份论述最终会否产生张力，还是适逢其时百花齐放？这还要取决于今后港陆的政治互动与经济状况。
（李耀基，前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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