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2014年，时隔17年，隐喻香港主体身份的“卢亭”又出现了。2014年11月，《渔港梦百年》在沙田大会堂上演。这部剧的主人公“卢亭”，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导演陈曙曦说：“这部剧上演之时恰逢雨伞运动，演员排练之余都睡在金钟、旺角。”对陈曙曦来说，从卢亭身上感受到的香港主体性，从未像雨伞运动时那样强烈。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罗永生认为，《渔港梦百年》超越了过去的历史叙述框架。香港的故事不止从鸦片战争开始，甚至早于宋朝、汉朝。远古的时候，香港不过是沙滩，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还没有国家，不必区分民族。人类文明发展，赋予了一个地方意义，也在权力争斗中不断修改这些意义。
《渔港梦百年》的编剧黄国钜认为，孙中山提出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概念，现在看起来好像天经地义，但少数民族未必这样看。“你驱除鞑虏，为什么不让我自治？最后变成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从汉人的视角是不会发现这种矛盾的。卢亭就可以看出来，”黄国钜说。
“自治”、“命运自决”在香港历史上是不曾被提出过的。在戏中，鱼头人身的卢亭拿着革命奖券，困惑地问孙大炮：“五族共和，那我是哪一族？”孙大炮说，没关系，只要你买了我的革命奖券，到时候革命成功，你就可以有一块地自治了，在你的大屿山。
先有不同于别人的自我主体，才谈得上自治。而寻找自我，对香港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过程。“二战之后，卢亭和他者的关系越来越纠缠不清，特别是到了中英开始谈判的阶段。中国希望你把自己当成中国人，那个阶段卢亭可能真的当自己是中国人，唱爱国歌曲会流眼泪的。怎么到了九七之后，发现（中国）可能也是一个他者。”黄国钜说。“这是痛苦，悲伤的发现过程，它可能不希望中国是他者，它希望和他们一样。”
“卢亭”的主体探索只是在剧场的虚构情境里，2014年1月出版的《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历史》试图挣脱现有历史论述，用排除法界定出香港主体。这本书的作者徐承恩，自称第三代香港人，祖辈分别为广东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广东澄海的新加坡归侨，他认为这些都是来自被中华帝国边缘化的海洋东亚族群。出于兴趣，他开始自修香港史，2015年7月，他带着第二本书《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来到香港书展。
徐承恩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国族史观，本土危机》中提出，不能让中国的国族主义观点垄断香港史论述，否则香港就永不超生。中华民族由“三皇五帝”讲起，以“炎黄子孙”四个字来强调每一个华人都是“同出一源”，纵有差别都是“多元一体”的，这种国族史观，是本土史观主要的批评方向。
近两、三年，强调香港本土历史的声音越来越多。刘蜀永和他的老师们的香港史著述，被列为“国族史观”的代表。刘蜀永同意所谓“国族史观”的确是一种针对分離意识的史观。最早是台湾一些学者探讨身份问题时提出对“国族认同“的异议，后来发展为对“国族史观”的批评。但他认为，国族史观并不是与“本土”天然对立。
《莲麻坑村志》也是中华书局在书展推出的“香港专题”其中一本。“我们编修的《莲麻坑村志》是一部微型地方志。讲的是很本土的事情，但不少内容与国家、民族密不可分，” 刘蜀永说， “强调本土并不一定等同于分裂，任何地方的人都会有本土意识。关键是不能盲目排外，不能把本土与国家完全对立起来。那样做既不符合历史发展，也不利于长远的本土利益。”
强调本土并不一定等同于分裂，任何地方的人都会有本土意识。
香港传统民主派是在统一的大前提下强调本土的。他们接受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无可选择的，不可能关起门偏安一隅，也不可能像剜掉腐肉一样，把和中国有关糟糕的历史记忆、令人不安的食品安全、惹人批评的人权事件从香港剔除。所以只有中国朝向民主方向发展，香港才可能健康，井水必须渗透河水。
然而另一些绝望的香港人已经不相信靠香港的涓滴之水，能影响北方的滔天洪流。体量相差太远。徐承恩说，当六四发生的时候，就宣告了大陆没有民主自由的土壤，香港人就应该看清，改变是不可能的。
身份认同是不可强加的。即使承认当年的历史背景，尊重上一代追求民主中国的感情，但这些已经过去了，新一代不需要揹负这种责任和包袱，21岁的梁继平，在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筹办的“六四”悼念晚会发言中这样说。港大中山广场上烛光摇曳，像是一场世代间的告别。“当官方的历史版本完全垄断，民间自然会产生一个对话机制去抗衡。我们现在讲香港历史，当然有自己的political agenda，但表达的时候不想太政治化，更不想有一个明确派别。香港人的自主、自治，是大家都追求的，”梁继平说。
这场晚会，台上讲者频频引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是台湾历史学者吴叡人。刘蜀永认为，这本书中的基本论点，反映出世界上反建制的一波思潮，不只在香港发生。
“极端本土派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否认民族这个概念的存在，另一方面，需要的时候，又说香港是一个民族。逻辑是混乱的。『香港民族』是不是也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共同体？香港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吗？和这个想法不一样的人怎么办呢？”刘蜀永质疑道。
“世界大同的确尚未实现，权利的争取和实现需要区域界限，所以必须提出‘香港民族’，”徐承恩这样解释。为了避免封闭排外，他强调“香港民族”是基于“公民民族主义”。这个框架下，所谓“香港民族”主要以共同命运、共同政治社会体制、共同心理特征与共同价值等标准来界定的，与血缘、种族无关。
而如何寻找“共同”，寻找怎样的“共同”才是最棘手的问题。近年流行怀旧热潮，菠萝油、丝袜奶茶、流行金曲、电视节目、风物掌故等等拼凑成的“集体回忆”，似乎并不足以构成身份认同。这些回忆的背后，缺乏精神支撑，是否很快就会流逝？
“公民民族”的“共同”价值也受到世代差异挑战。韩江雪、邹崇铭2006年合著的《香港的郁闷》，不只看到婴儿潮一代中少数成功上位的精英，更看到大部分人根本就不是白手兴家的企业家，也没有发展出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人格和相适应的文化。
罗永生对这本书的评论中写到：“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实是依附、服从，善于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长于办公室政治，喜欢‘食老本’。所谓公平、开放的原则，根本从未真正建立过，何来可以被遗忘？”徐承恩强调的，“香港民族”在英国殖民者影响下，偏向海洋文明，追求自由民主的天然属性，难免显得有些尴尬和一厢情愿。 也斯曾借“鸳鸯”这种港式饮品，以诗句道出他心目中的香港性格特点：“五种不同的茶叶冲出了／五种香浓的奶茶，用布袋／或传说中的丝袜温柔包容混杂／冲水倒进另一个茶壶，经历时间的长短／影响了茶味的浓淡，这分寸／还能掌握得好吗？若果把奶茶／混进另一杯咖啡？那浓烈的饮料／可是压倒性的，抹煞了对方？……”
构建身份认同，塑造价值方向，原本就是争夺历史战场的根本目的。香港人对于历史，从轻视、不在乎，经历了无法言说的困惑，到被迫选择一个新立场去颠覆旧版本，没有人想过一切来得这么快。
黄国钜说，一场雨伞运动，挨过警棍，吃过胡椒、催泪弹，年轻一代香港人已经回不去了。
何庆基说：“这是自信的问题。九七前我们有危机感，但我们的创意和自信都很强，当时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讲本土文化的过程可以自嘲。反而近年的本土化很沉重。”不再开放、不能自嘲的本土论述，成了山头林立的新权威和教条。新的历史战场上，本土派不接受平衡的权宜之计，也不屑于以文化、艺术做模糊、虚构的拆解，他们选择用武装到牙齿的强硬姿态，做一次绝望的争夺。
香港史观六种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