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革新保港”的时代。
在后政改时代，一股沉重的无力感正笼罩我城。
我们曾经期盼，中国大陆在经济改革后，会逐步走上政治开明之路，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现实却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开明中国”，而是一个结合威权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天朝宗主。
我们曾经希望，对话沟通的温和路线，能够促成港陆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为香港带来更大的民主空间──现实却是，天朝宗主大抵从未想过什么良性互动，只是要香港人无条件跪低投降。
我们曾经设想，只要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对政府管治造成最大冲击，就能迫使北京在政改上让步──现实却是，天朝宗主宁愿让香港陷入管治危机，也不愿意放弃对香港政权的丝毫控制。
进入后政改时代，香港民主运动恍似失去方向，大抵缘于上述曾经主导民主论述的种种设想，都逐一在今次政改过程中被压垮了。
当争取民主显得前无进路之时，天朝宗主却以无孔不入的国家机器为杠杆，透过各种“政治操控”包括选举操控、媒体操控、政治检控及统战渗透等等，全面扼杀我城的自治空间，令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核心价值面临崩溃。香港人今天处身最坏的时代，在于我们既难以在短期内争取到民主，就连原来所拥有的各种制度和价值也逐渐失去。
只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面对最坏的时代，香港人还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愿意投降、如果我们不希望移民、如果我们不甘于沉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革新保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
面对“天朝中国”全面压境，香港民主运动无可避免进入整固期。由于争取民主政制暂时无望，民主运动应该走向公民社会，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民间自治”，集结民间力量，打好“革新保港”之战。在“革新保港”的时代，每一个香港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能否帮手做好三件事，以真正实践“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一是发动“在地抗争”。现时“天朝中国”对我城的“政治操控”是全方位、跨界别的，因此民主运动不能再只是聚焦于政治制度（包括立法会和区议会），而必须化整为零，在社会各界建立及巩固民主阵地，一方面在地抵抗各种“政治操控”（合力调查、揭发、抵抗、反制及清除各种“ 政治操控 ”），一方面扩阔民主运动的群众基础（深入社会各界做好在地连结、教育及动员群众的工夫），以形成“公民社会联线作战”、“社会包围政权”的势头。
二是推进“民间外交”。香港，既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传统以来更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我们必须积极联系海内外华人，建立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南公民社会”，以形成跨地域的公民连结网络，为香港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三是推动“本土历史文化”。本土历史及流行文化，都是巩固香港人主体意识的利器。近年，以香港人角度书写的本土历史著作如雨后春笋（例如邝健铭的《港英时代》、徐承恩的《城邦旧事》），而进一步集结民间资源，以普及本土历史研究，将是动员香港人主体意识的必由之路。至于本土流行文化，既是商业产品，更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主权移交前，当港产片、港剧、广东歌横扫台湾及东南亚巿场之时，不单创造了庞大的经济价值，也为我城建立强劲的文化软实力。复兴本土流行文化，重新推动为“华南文化圈”创作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既有利于巩固香港人主体意识，也能重振我城的文化软实力，为港陆博弈创造有利条件。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革新保港”的时代。唯有经过“革新保港”的整固期，我们才能度过漫长的黑暗，并建立更强大的“新本土民主运动”，为下一阶段争取“民主自治”及“永续自治”做好准备。
延伸阅读：
（方志恒，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