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几年的民族问题争论，起源于一个恐惧：一些学者害怕，继续沿用“民族”这个名称来指称少数民族，并且继续以“民族”为准绳提供政治和经济的优惠政策，会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不利于营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更不利于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这些学者主张采取一种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觉得，“民族”的差异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是“市民社会”中的差异，是“私域”中的差异。人生而在社会之中，一生下来就处在不同的“偶然”差异之中，故此人的“平等”是不可能在“社会”中实现的。
“少数民族”退出政治？
这种观点进一步说，只有将“民族”排除在政治之外，实际存在的少数民族才能真正获得政治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公平。
人们只能在政治中获得平等，而这个平等的前提是人以抽象的个体方式出现，作为抽象的的个体来面对一个同样抽象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是无差别的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平等才可能。人们必须首先悬置“社会”中的种种与生具来的差异，进入到一个无差别的“公民”领域之中，政治平等才可能，也才有意义──这听起来是一个自证循环，结论已经隐藏在前提之中。
按照这种思路，寻求各“民族”间在政治领域中的平等，一上来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政治中不能有“民族”差异，而有了“民族”差异，政治平等就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进一步说，只有将“民族”排除在政治之外，实际存在的少数民族才能真正获得政治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公平。他们将以抽象的方式进入政治，不会得到特别的“优待”，同时也不会受到特殊的歧视；他们会因为生活的贫困受到扶助，但又不会因为这种扶助而背上“少数民族就是落后”的污名。
公共政治领域的不可见对于少数民族反倒是一种保护，而不是伤害。自由主义的原则在这里不仅具备了法理上的理论基础，还具备了实际的社会益处。自由主义因而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好的”。
民族概念退出政治的危险
“民族”的私化会带来雪崩一般的效果：人们会觉得政府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政府已经不再“保护”少数民族。天平没有恢复平衡，而是不可挽回地偏向了另一边。
这当然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在一个不具备“公民公共政治”条件的国家去假设自由主义政治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个矛盾。在一个根本不存在传统西方政治中“公”“私”之分的国家，来谈论民族差异的“去政治化”和“文化化”，这需要既忽略历史，也忽略现实。
同时，经典的自由主义也已经过了不只一轮的重塑。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即便在不同层面不停受到争议，但在不同的西方国家已经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设置──人们开始觉得，族群之间的差异不是“自然的”，而是结构性的，不是“血统”或“文化”的差异，而是社会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差异。
而反对者害怕的，是“民族”从政治领域的退场会加剧不平等的延伸。 “名”不存则“实”难立。 “民族”的私化会带来雪崩一般的效果：人们会觉得政府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政府已经不再“保护”少数民族。天平没有恢复平衡，而是不可挽回地偏向了另一边。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高层有“一”的动作，人们会当作“十”的信号，再按照“百”的方式做出回应。于是以平等为目的的“去政治化”不是为平等创造条件，反倒是去激发出更严重的不平等，将少数民族完全暴露在不断加剧的“社会”歧视和敌视之中。
民主还是独裁？少数民族的两难选择
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少数族群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它一样可以带来民粹大汉族主义的崛起。
那么，这场争论透露出什么值得思考的讯息呢？或者说，在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些根本的政治态度上的不同，隐藏在表面相左的观点之下呢？这种不同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支持者在立场上是一种并未公开宣扬的自由主义，那么反对者是不是彻底反对自由主义呢？
任何对这场争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反对者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现存的政治体制几乎都有着矛盾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如所有人一样渴望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另一方面，却害怕民主政治的到来就是少数民族的末日。
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少数族群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它一样可以带来民粹大汉族主义的崛起。
他们害怕民主化以纳粹化的方式出现，少数民族如欧洲曾经的犹太难民一样流离失所。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几乎如20世纪初的法国克里蒙梭（Clemenceau）政府，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来协调各方的利益、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这样一来，反倒是弱势群体最渴望一个强大政府的保护，而强势群体则会觉得少数族裔助纣为虐、阻碍民主化进程，进而增加仇恨──这种仇恨不仅是“社会”中的，还具备了更加明确的“政治”性。
也就是说，如果支持者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者则不得不向政府求援，就不得不站到“国家”一边，从而对“民主化”的诉求保持警觉。他们担心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已经与“民主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民主”越来越变成了只属于汉族的“民主”。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许是独裁政治最肥沃的土壤，大汉民族主义让独裁政府或者成为少数民族唯一可以相信的保护者。而这个政府遇到危机的那一日，人们很可能会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支持威权的罪魁祸首（现在批评政府单方面保护少数民族而让汉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二等公民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到那时，20世纪上半叶犹太难民的悲剧或许真的会重演。
反对者与支持者的对立，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对立，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又由于实际的历史状况具备了不同的具体形式。表面上，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民族问题，而实际上则再次回到了“自由”与“独裁”的政治体制问题，并且展现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更为复杂。
这种对立的烈度和广度远超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冲突，而成了原则性的对抗。主体民族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将少数民族看作是压迫者的帮凶，将消灭少数民族看作是具备社会历史意义的事件。若如此，我们就真的离纳粹的崛起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