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缺失是当代中国的致命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一说，恰恰有悖于社会的规则，因为社会的核心是自治，不是单纯依靠他律，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指导。如果从动态的稳定来看，需要“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但是这种观点迄今难以成为实践。虽然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刚刚翻身落马，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会被放弃。2011年，周本顺在《求是》撰文，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批评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认知误区。
当政府是全能的，必然会面对全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汶川大地震之后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也是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介入社会的理由常常是加强监管，避免社会犯错，所以有“加强社会管理”一说。但是政府本身并非不犯错误的天使，政府介入社会常常会催发出很多新的问题。由于行政的高度介入，行政本身又缺乏监督，使得社会组织具有了政府组织的属性，缺乏有效的监督。包办常常成为包不办，不仅自己不办，其他个人或机构也无法办，各种官办慈善组织对慈善的垄断即是一例。
社会自治不等于排斥任何他律，比如法律。自治和法治（不是法制）互为表里，社会在法治框架内按照自身的规则发展，不是按照行政权力的指示运作。立宪政府、自由市场、自治社会的三元分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三者之间形成制衡。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社会之中，如果社会自治，知识分子可以形成知识阶层，不再是孤立的分子，也不再是隶属于政府的单位人或隶属于市场的经济人。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思想学术的兴衰往往和社会空间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加强社会管理，拒绝开放社会空间，只会使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只能通过和权力结合或者和经济结合开拓空间，最后出现政学商一体的最坏结果。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和社会空间的逼仄有着直接关系。在政治学界流行“善治”的说法，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词语依然带有强烈的由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我习惯把2008年以后称为转型时代，是为了与改革开放区别开来。改革开放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进程，政府决定是否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力度。改革的目标是开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由政府确定，后者的可能性会大得多，1989年（或1992年）以降即是如此，集权改革代替改革开放。2008年之后，虽然社会依然薄弱，但是处于艰难的建设之中。在这个转型时代，动力已经不是单纯地来自政府，更多的来自社会。是否转型，不再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公民的意愿。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社会，谈不上公共参与，公众无法享有公民权利。公共参与不是市场行为，也和政府主导的公益行为有别，主要在社会的空间中展开。
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威权政府主导公民社会的建设，等到公民社会成熟之后，威权政府再还政于民。这是一个完美的蓝图，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威权政府很少愿意看到公民社会的生长。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转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政治转型不启动，社会的空间又会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社会运动中推动社会建设。
从各国的转型经验来看，律师、记者和学者是社会运动最重要的三个群体。但在当下中国，有着众多参与社会运动的律师和记者，学者却非常有限。在中国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即使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对社会运动的关注也是远远不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往往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只谈论允许被谈论的问题，在一些并不涉及关键问题的事件上发表评论，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顾左右而言他；另外一种是热衷设计关于未来的制度蓝图，认为这是经国之大业，却把正在进行的的社会运动视为“小打小闹”。设计制度蓝图依然是“乌托邦”思维，相比之下，虽然社会运动问题重重，但是在这种试错中逐步推动转型，可能是最不坏的方式。
每一种职业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律师和记者往往直接出现在社会运动的现场，不必要求学者同样如此。但是，对于社会运动的观察和分析，与社运成员的交流和对话，是愿意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学者可以通过构建学术共同体参与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学术共同体的说法在学术界也非常流行，可惜目前看来，所谓“学术共同体”，目标往往是争夺体制内资源，并非在体制之外开辟自治的空间。这当然是有外部环境的限制，但是学者自身渴望加入既得利益，对于社会运动相当隔膜或者不以为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隔绝会产生双重问题：知识分子被纳入利益集团，专家、学者、教授这些词语已经成为贬义词，这有“被污名化”的成分，也有自身的原因；如果社会运动缺乏与知识分子的充分交流，会缺乏反思和行动的力度。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能否互动，将会影响着未来转型的成败，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的三位一体能否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