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晓渔:在社会运动中推动社会建设

在当下中国,有着众多参与社会运动的律师和记者,学者却非常有限。在中国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浙江一名示威者戴着一个写有反对PX字样的口罩游行,反对计划扩大在宁波石化厂。

社会的缺失是当代中国的致命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一说,恰恰有悖于社会的规则,因为社会的核心是自治,不是单纯依靠他律,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指导。如果从动态的稳定来看,需要“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但是这种观点迄今难以成为实践。虽然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刚刚翻身落马,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会被放弃。2011年,周本顺在《求是》撰文,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批评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认知误区。

当政府是全能的,必然会面对全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汶川大地震之后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也是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介入社会的理由常常是加强监管,避免社会犯错,所以有“加强社会管理”一说。但是政府本身并非不犯错误的天使,政府介入社会常常会催发出很多新的问题。由于行政的高度介入,行政本身又缺乏监督,使得社会组织具有了政府组织的属性,缺乏有效的监督。包办常常成为包不办,不仅自己不办,其他个人或机构也无法办,各种官办慈善组织对慈善的垄断即是一例。

社会自治不等于排斥任何他律,比如法律。自治和法治(不是法制)互为表里,社会在法治框架内按照自身的规则发展,不是按照行政权力的指示运作。立宪政府、自由市场、自治社会的三元分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三者之间形成制衡。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社会之中,如果社会自治,知识分子可以形成知识阶层,不再是孤立的分子,也不再是隶属于政府的单位人或隶属于市场的经济人。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思想学术的兴衰往往和社会空间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加强社会管理,拒绝开放社会空间,只会使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只能通过和权力结合或者和经济结合开拓空间,最后出现政学商一体的最坏结果。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和社会空间的逼仄有着直接关系。在政治学界流行“善治”的说法,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词语依然带有强烈的由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我习惯把2008年以后称为转型时代,是为了与改革开放区别开来。改革开放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进程,政府决定是否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力度。改革的目标是开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由政府确定,后者的可能性会大得多,1989年(或1992年)以降即是如此,集权改革代替改革开放。2008年之后,虽然社会依然薄弱,但是处于艰难的建设之中。在这个转型时代,动力已经不是单纯地来自政府,更多的来自社会。是否转型,不再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公民的意愿。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社会,谈不上公共参与,公众无法享有公民权利。公共参与不是市场行为,也和政府主导的公益行为有别,主要在社会的空间中展开。

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威权政府主导公民社会的建设,等到公民社会成熟之后,威权政府再还政于民。这是一个完美的蓝图,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威权政府很少愿意看到公民社会的生长。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转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政治转型不启动,社会的空间又会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社会运动中推动社会建设。

从各国的转型经验来看,律师、记者和学者是社会运动最重要的三个群体。但在当下中国,有着众多参与社会运动的律师和记者,学者却非常有限。在中国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即使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对社会运动的关注也是远远不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往往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只谈论允许被谈论的问题,在一些并不涉及关键问题的事件上发表评论,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顾左右而言他;另外一种是热衷设计关于未来的制度蓝图,认为这是经国之大业,却把正在进行的的社会运动视为“小打小闹”。设计制度蓝图依然是“乌托邦”思维,相比之下,虽然社会运动问题重重,但是在这种试错中逐步推动转型,可能是最不坏的方式。

每一种职业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律师和记者往往直接出现在社会运动的现场,不必要求学者同样如此。但是,对于社会运动的观察和分析,与社运成员的交流和对话,是愿意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学者可以通过构建学术共同体参与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学术共同体的说法在学术界也非常流行,可惜目前看来,所谓“学术共同体”,目标往往是争夺体制内资源,并非在体制之外开辟自治的空间。这当然是有外部环境的限制,但是学者自身渴望加入既得利益,对于社会运动相当隔膜或者不以为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隔绝会产生双重问题:知识分子被纳入利益集团,专家、学者、教授这些词语已经成为贬义词,这有“被污名化”的成分,也有自身的原因;如果社会运动缺乏与知识分子的充分交流,会缺乏反思和行动的力度。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能否互动,将会影响着未来转型的成败,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的三位一体能否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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