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郡，历史学博士，研究文革中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动荡不安的阶段，数亿人的命运卷入其中，被碾压、消磨或者完全重塑。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场“革命”。
然而，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四十年，尽管早就被官方否定，如何叙述与反思文革、如何建构文革的个体与集体记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都很难在公共空间中真正被充分自由、开放、透彻地讨论。
在媒介、教育、学术研究等场域，文革议题始终受到限制。对很多文革亲历者来说，长期受到政治文化的压抑和内心潜藏的创伤，使其普遍被沉默钳制，对此讳莫如深。
对文革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来说，历史正在蜕变为无深度、平面化的娱乐景观。
当沉重的创伤远去，公共的讨论退场，这些在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缝中成长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隔膜已更深。记忆的代际传承断裂，进一步加剧了文革的社会遗忘。
政治文化检视记忆，记忆也检验政治文化。文革结束后的这四十年，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回忆、观照、反思这段历史，也同时真切折射出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现实。
右键开启》端传媒重磅专题：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后的记忆战场
1980年代：以政治方式决议历史，以伤痕文学修复历史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民间社会寻回文革真相、更具体真切地反思文革的欲望与诉求，长期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理由，予以限制或边缘化。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文革记忆设定了官方的尺度，这个决议虽然在当时有相当的进步和思想解放意义，但它毕竟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话语方式来叙述和反思文革，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该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领导和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不仅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区隔，还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所谓文革的错误性）同“毛泽东思想”（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切割，把文革的责任仅仅推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由此，从意识形态的脐带上割断了文革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深刻关联，从而避免了反思文革引发的政治信仰与信任危机，维护了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延续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正如杨继绳先生所言，“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可以说，官方的历史决议是对文革的一场政治审判，并非一场历史的审判。
80年代兴盛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诉说文革创伤、反思历史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修复历史”的任务，为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政鸣锣开道，重建执政党的威信和社会凝聚力。
总体而言，正如孟悦在《历史与叙述》中所观察的，这一时期的文革叙述急于要克服、超越近期历史的伤痛，一往直前地寻找希望，因而纳入了某种希望和拯救的叙事模式，但在展望未来的急切中，却没有深入考察复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忽略了更为广阔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
然而，不少书写文革的文本，依然有可能越过官方文革话语的界限，呈现历史更为复杂、敏感并具有争议性的细节，并触及文革与当代中国历史的联系。于是，针对某些文革题材作品的文化禁令频频发出。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中，有关记忆与反思文革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触礁。1986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对专门叙述文革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
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称根据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贯精神，以“出版此类书可能引起的反效应”为由，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
由此，文革在公共媒介上的记忆，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便受到了较为严格的控制，言说与讨论的空间严重萎缩，文革的历史与记忆成为一个暧昧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1990年代：当文革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90 年代初，经过八九事件和苏东剧变，执政者深感意识形态危机之严重，急于寻找、建构新的政治象征符号，于是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中国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有组织地重建领袖叙事、革命意识形态，制造主流话语引导下的“毛泽东热”。
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指出，这一次“毛泽东热”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消费主义的置换与合流，不仅折射出人们对现实的失落和不满，对社会安全感和信托感的需求，也体现了主流话语借用毛泽东形象进行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文革逐渐成为一种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
同时，随着“六四”成为政治禁忌，新一轮的意识形态管控加强，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涉及历史创伤和政权合法性的议题，开始被刻意地遗忘。然而，在民间普遍淡忘文革的情形下，“阳光灿烂日子”式的文革怀旧和商业化的文革物品消费，因为更容易得到官方的默许，反而成为更流行的文革记忆。文革逐渐成为一种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
在徐贲看来，这种现象最大的危险在于，文革记忆可能变成一种对历史苦难、人性堕落和道德是非无动于衷的轻松随想，市场的力量正在协助政治权力，将文革更进一步去政治化。
21世纪：在现实的矛盾中重新激辩文革
新世纪以来，文革记忆的形式和内容则更加复杂、多元。
此时的中国改革遭遇“转型陷阱”，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进程。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谋取利益、扭曲改革，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严重。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由于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社会群体结构也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
当社会转型走到十字路口，改革年代积累的种种矛盾爆发，进一步激化了人们对历史重新理解与评价的冲突。
一种观点认为，文革之黑暗远未揭出，80年代的官方否定和文学书写只揭破了一层表皮，贴了许多“创可贴”，而大量的罪恶、创伤、苦难则被噤声、被掩埋，无法得到自由、充分的表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红卫兵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它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实验，虽然失败了，但价值犹存。改革进程中产生的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以及对现代生活的不适等等，都可能导致人们以一种怀旧的情绪美化文革，将文革反过来想象为一种抗争现实的资源。
越是在价值观多元而混乱的时刻，人们越是希冀通过叙述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寻找身份认同，为个人的生命与公共的历史赋予意义。
这时的中国也进入了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民间的文革记忆文本开始通过网络论坛、电子杂志、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平台传播。不少文革的回忆录、自传、传记、口述史，则流向境外出版或者国内自费印刷。而普通人作为记忆行动者，因为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而获得相对更灵活的空间，其文革记忆与反思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远远超越了“伤痕文学”的时代，将文革历史从官方和精英记忆的垄断中，一定程度地解放出来。
如果说，文革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中一段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历史，那么，普通人的文革历史则更处于遗忘中的遗忘、边缘中的边缘。那些在主流历史里不曾被听见，亦“不够资格”被审视的普通人的文革记忆，要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革记忆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直接的政治意涵，它构成了抗拒官方历史权威的基础。
如今，很多文革历史的亲历者（主要指红卫兵一代）已步入晚年，回忆与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文革这段特殊的岁月，并对自己的历史无法被年轻人所理解愈发感到焦虑。越是在价值观多元而混乱的时刻，人们越是希冀通过叙述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寻找身份认同，为个人的生命与公共的历史赋予意义。
于是，抢救历史、捍卫记忆的渴望，修复创伤、寻求正义的诉求，随着一种岁月凋零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此时，见证不只是叙述历史，也是一种对危机的介入，介入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力图带来某种改变。
无法逃避的精神遗产
文革的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无法逃避的精神遗产，人们被历史缠绕着，又奋力挣脱。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面对现在，如何想象未来；这种焦虑、迷茫、困惑、不安全感，深蛰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始终绕不开文革。总是要把文革这一页匆匆翻过去，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创伤依然在化脓，基因依然在变异，文革的历史阴影，仍以各种方式缠绕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
文革并不是孤立的历史时期，它与文革前后革命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必须要回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脉络中，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关系之中，去理解它们之间深刻的连续性与转型。
即使是将专政的逻辑应用在市场经济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窥见其中人治的逻辑、运动的逻辑、暴力的逻辑在改革时代的影子。
而今天，文革研究之所以在中国大陆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今政治文化，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对文革政治文化批判性透视的空间，禁忌和避讳重重。
由于一党专政的总体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政治体制改革较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尽管局部的、积极的变革力量已不断推动体制的转型，但其内在的支配机制依然发挥著深刻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文化痼疾并未根除，即使是将专政的逻辑应用在市场经济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窥见其中人治的逻辑、运动的逻辑、暴力的逻辑在改革时代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即使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但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人们，尤其是红卫兵一代，在毛时代所形塑的心智结构也往往没有真正转变，还无意识地维系著那些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形塑的习惯，那些在文革政治文化中，不自觉地追随的种种感知、思维、话语和行为方式。
记忆从来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和“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政治文化认同产生分歧、错置的时期。在新的认同形塑的过程中，文革记忆常常是建构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源，甚至已经成为各路政治文化力量、历史观念、社会想象争夺的重要领地。
诚然，书写文革历史记忆的工作牵涉到许多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难题，因此一个社会要对其历史记忆获得共识并不容易。特别是处于社会遗忘加剧的“信息不对称”中，人们对文革的历史记忆，更加难以形成共识。
其一，文革的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有不同主体、不同阶段、不同形态。从路线分歧、官民对立、派系倾轧、阶级博弈，到私人矛盾、历史恩怨、理念冲突、利益“站队”……种种偶然与必然的盘根错节，都成为文革的底色与背景。
其二，现实政治文化认同的差异背后，是每一个记忆主体所处的社会脉络、社会位置、社会关系，及其所积淀的信息、思想资源的差异。
如同“盲人摸象”，个体的生命经验的不同，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也不同，其对历史的认知与情感也必然是多元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构一个关于文革的“标准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记忆和反思的公共空间, 争取公民的记忆权。
记忆和反思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在普遍的社会遗忘之中，抢救文革记忆，挖掘历史真相，拒绝遗忘，促进反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构一个关于文革的“标准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记忆和反思的公共空间, 争取公民的记忆权，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和条件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呈现出来，相互补充、争持、辨证、理解。只有在与不同社群相互对话的过程中，不同信息、思想资源的互动中，新的认识、情感与行动才能形成。
见证的危机亦同时孕育著生机，公民作为历史主体见证文革的欲求虽不断被压抑、搁浅、阻挠，但又如野草般不懈地从记忆荒原的边缘处反扑，生生不息地萌芽和成长。
每一个个体的历史意识的觉醒，都蕴含着推动社会转型的能量。记忆和反思文革绝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靠的正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点一滴的行动，扎根在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的土壤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