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邱伊翎:台灣難民庇護,行政機制可以取代《難民法》嗎?
在國界不可能永遠封閉的情況下,台灣的移民署官員只能繼續用跛腳的「專案處理」模式來處理。這樣的模式,對於個案,對於社會秩序、國家安全來說,恐怕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在國界不可能永遠封閉的情況下,台灣的移民署官員只能繼續用跛腳的「專案處理」模式來處理。這樣的模式,對於個案,對於社會秩序、國家安全來說,恐怕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90年代,甚至沒有合適的詞彙來稱呼同性戀者。Manu的伴侶因罪惡感太深,會將言行暴力發洩在他身上,「他們愛我也關心我,但內心深處的某種觀念,又讓他們恨我。」
「我想我們沒法說,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後一艘』。這其實是一個關於人們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瘋狂,以及逃離未知、動盪甚至是災難的迫切感。」
他們在此出生成長,卻從來被當作是「外來者」。這個「他者」的烙印,甚至一度剝奪了他們帶著自己的球隊參賽的權利。可是,打球這麼有趣,小小的一個球場,允許有這麼多的夢想⋯⋯對這些不滿18歲的「難民二代」,灌籃,就像做夢那樣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