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評《西藏問題》:兼具東西方格局的西藏近現代史研究
通過豐富的話語體系和歷史語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問題。通過對一個個歷史過程融合為一個時代節點來把握,對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的學人有著很大的啓發。
通過豐富的話語體系和歷史語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問題。通過對一個個歷史過程融合為一個時代節點來把握,對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的學人有著很大的啓發。
為了避開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願意去想像那不可想像的、思索那不可思索的。若要這次也避過修昔底德陷阱,我們所得做的,不下於扭轉歷史的趨向。
書中張炳良感慨:政府房屋供應的大局,「為多方及多重的小局所包圍、所肢解,處於膠著」。我的回應是:那要看政府所看重的,是什麼樣的大局;而被視為是小局的,又是什麼。
像錢理群先生這樣記錄過去,訴說苦難,幫助今人與過去之間搭建橋梁,幫助我們理解過去幾代人生活的意義與教訓,這本身也是重建共同體、與「精緻利己主義」做鬥爭的一項重要努力。
共有的歷史不存在互斥性或排他性,那種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永不改變的文化傳統,不論經歷多少跨文化聯繫依舊保持其完整性的論調,有時反而扼殺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牛津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歷史學家阿奇·布朗在新書《強人領袖的神話》中一再斷言,強人領袖是一個神話,對強人領袖的呼喚和崇拜,總是招致政治和社會的災難。
美國第一位黑人社會學家杜博依斯在20世紀初的重要著作《黑人的靈魂》終於出版中譯本。以台灣的社會學界來說,對於杜博依斯的認識並不多,他不屬於任何常見的社會學學派,也不常在教科書或授課大綱中出現。
從《竊賊日記》中惡的三種形態──理想化的惡、情慾化的惡和儀式化的惡,我們可見到惹內顛覆了主流社會的道德框架。他以惡為善,視卑劣為崇高,於罪惡中找到英雄氣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