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盟領導層而言，難民問題衝擊的不只是國家內部資源分配，更直接影響歐盟作為一個戰後超國家體制的穩定，以及挑戰歐盟成立背後核心價值。
連戰在馬總統和絕大部分台灣人民的反對下，仍執意前往9月3日天安門大閱兵，引爆台灣內部高度爭議。
此次波動凸顯了單一行業獨大對於經濟的影響，用事實強調了多年存在的問題，督促政府推出政策以調整結構。
我們應該自發保障生活與健康，不再受政府和財團宰制。
通觀整個活動，應該說，最出乎公眾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遺憾的，乃是抗戰紅色歷史敘事的全面復活。
這一次閱兵，對於執政黨而言，在內政上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外交層面。
北京閱兵，對內重於對外，通過大規模紀念抗戰以獲認同、重塑歷史合法性是其隱藏目的。
法西斯國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就是用秘密警察來監視和控制人民，嚴格限制他們的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不允許存在任何不同的政治意見。
事實上，香港戰後是一個難民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不單是前「國軍」的記憶，也包括大量民間的記憶。
基本法是上一代中港兩地長期協商和互信的成果，不應視之為擺設。
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意識到香港政治問題複雜，認為需調整過去以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思路。
青年先鋒的瓦解
暴烈的《70年代》引領了整個時代，亦如風一樣瓦解。
1971年底開始，《70年代》內部牽起了「留法潮」。香港的保釣運動自1971年底已無多大發展，當時認識中國的熱潮還在發酵，港大作為大專學界首個到中國大陸交流的「中國旅行團」仍未展開，於是陸陸續續有成員到法國參觀，希望感受法國青年的革命熱情。
「他們渴望學習鄧小平、周恩來到法國取經，其實不知道有什麼經取（笑）。加上當時壓力團體開始多了，比如說艇戶爭權益運動也是當時而來。因此，我們已經無甚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