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香港研究的國際意義:受制與反制,中英狹縫間的翻譯活動
我的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懷點,就是以翻譯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歷史及文學。換言之,領域(disciplines)是歷史、文學及翻譯,然而研究區域對象,是以「香港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我的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懷點,就是以翻譯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歷史及文學。換言之,領域(disciplines)是歷史、文學及翻譯,然而研究區域對象,是以「香港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我們當年都同意,通過市場化和私人產權的「電擊療法」,將為毛澤東統治下的僵化中國帶來新生命。我們所有倡導這一計劃的人都是弗蘭肯斯坦。如今,看吧,可怕的妖怪就在眼前。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雖然有「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之大手筆屢屢亮出,這位前總理依舊得以頂着金晃晃的高帽——「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進焚燒爐。
過去的幾個月內,赴美的中國學生簽證不獲批放,華裔學術人員在美國的大學被調查、被炒魷魚,中國政府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悄然隱身,美國的大學要發聲明保護國際學生……國際關係的風波中,象牙塔內,無人獨善其身。
對於新一屆歐洲議會而言,在提名馮德萊恩問題上,黨團之間的「合縱連橫」、抑或黨團內部的「分裂內亂」,也許同樣是今後五年議會政治的一次預演。
以歷史上的「洋躍進」為鑑,中國不應急着做留學大國,在規模上同歐美爭多寡;而應首先發展思想學術,等到擁有一批真正的一流大學,自會有外國學生仰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