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正視國族史觀:香港昔日奇蹟,是「背靠祖國」,還是「背靠大英」?
《中國人對香港的「集體回憶」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後,引來不少正反兩面的意見。不過,正如筆者在前文提及,任何國族史均有偏頗和主觀之處,因此無論是中共式的國族主義論述,還是「大香港」式的歷史論述,都是筆者批判的對象……
《中國人對香港的「集體回憶」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後,引來不少正反兩面的意見。不過,正如筆者在前文提及,任何國族史均有偏頗和主觀之處,因此無論是中共式的國族主義論述,還是「大香港」式的歷史論述,都是筆者批判的對象……
一方面,執政者假設驅逐後基礎服務業等業態缺口,只要略微佐以政策引導,自然會由「低端本地人口」填補上去;另一方面,隨着習時代的來臨,最高領導人的治國理念與審美品味成為了官場唯一可靠的行動指南。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
和殖民地時代不同,商業精英們現在面對多重政治博弈。過去,商業的目的相對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場佔有率的最大化,而現在,商業精英在做投資決策和選擇政治立場時,有如走鋼索。
1941年7月,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猶太人在被各種謀殺之後,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燒死在一個穀倉裏,僅七名猶太人倖存。原因之一,是對憎恨的制度化。
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
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為城市移民弱勢群體呼籲平等權利的人,甚至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反思的是,當我們談論人口、教育不平等、拆校舍每一個話題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真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