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吳祚來:當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國——六四倖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歐美各國紛紛以經濟制裁、抵制中國方式表達對武力鎮壓的不滿。哪個國家以外交折衝與實際金援協助中國突破國際制裁?答案或會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編按:本文係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9年5月31日出版的《最後的秘密—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的導言,作者為美國知名學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是英文《天安門文件》編者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人權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前政治學系主任(2003-2006)和東亞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當代中國期刊》編委會成員;2013 年在柏林的美國學院曾獲柏林獎學金。 本書的全部文件來自1989年「六四」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
(編者按:30年前,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學運,1989年6月,她見證了清場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聯會燭光悼念集會上的發言,經端傳媒整合初稿及現場發言刊出。) 作為天安門的倖存者,為六四屠殺做見證,向來是責無旁貸。但雨傘運動之後,我曾經心灰意冷。尤其局勢開始發展得太過似六四鎮壓的前夕。於是,多年來抑壓著的傷痛一次過暴發,壓跨了我的精神健康,這幾年,我也需要醫生和藥物的幫助。所以當支聯會聯絡我的時候,我是不願意站出來做見證。直至佔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師的一篇陳情信,我終於明白到,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氣作正確的決定。能夠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來,我在海外一直參加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的工作。在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
海外民運30年,他不認為是成功,但也絕不認為是一場失敗。海外民運被「修理」這麼多年,卻始終沒有被「屠宰」掉,正顯示其韌性之強。「至少我們血還是熱的,骨頭還是硬的。」
這個昂揚在北京街頭的無政府主義瞬間,充滿了反抗國家與軍隊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運動轉化為一場對抗警察權的戰鬥,其意義相當深遠,決定了之後整整三十年裏中國警察權的膨脹。
30年前的六四終結了冷戰,但30年的滄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戰的當下,仍然是中國巨大空白與黑洞的六四,是中國與自己、中國與台灣、中國與世界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