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趙益民:在新自由主義與時間性之間,進一步思考反資本主義政治
在發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能動性的病毒之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哈維在他的評論裏所沒能抓住的東亞故事的另一面:一個全能、高效但卻韌性不足的社會-政治集合體。
在發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能動性的病毒之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哈維在他的評論裏所沒能抓住的東亞故事的另一面:一個全能、高效但卻韌性不足的社會-政治集合體。
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政策對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麼毫無疑問,寡頭統治者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而反資本主義政治的任務就是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2020年的台灣大選,在中美貿易戰與香港抗爭不斷的局勢下,進入倒數計時階段。在諸多因素的交會下,「亡國感」成為熱門關鍵字,選民對「國」的定義殊途,亦再次牽扯出台灣國家認同的深層矛盾,是未完的冷戰歷史在當今的一個複雜切面。
隨著高院的一紙判決,印度政府儘管還沒有找到經濟解方,卻已積極實現了政治上的核心目標:克什米爾自治已廢,阿約提亞也將興建羅摩神廟,印度距離印度教國家僅是一步之遙。
維穩體制的功能,以及民眾把政治本身理解為一種約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切斷了政治信念與政治實踐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仍然是很原始的、而非現代的政治動物。
美國外交政策機構是時候認識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一項沒有前途的失敗事業了。在可預見的未來,真正重要的與時俱進的秩序是服務於美國利益的現實主義秩序。
像克拉文這樣,年屆不惑之時,信仰立場發生幾乎180度的轉折,從伊斯蘭教在荷蘭的最激烈批評者,轉而成為一個穆斯林,卻令多數觀察家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