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潘易植、余一文:賽博時代的恐怖主義,符號、影像與遊戲
在新西蘭槍擊案之後,媒體紛紛陷入了恐怖主義所設下的符號與影像的陷阱。我們應當認識到,儘管我們依舊以「恐怖」來為這種暴力行為命名,但對於很多人而言,恐怖主義早已經不恐怖了,而這正是它最為恐怖的地方。
在新西蘭槍擊案之後,媒體紛紛陷入了恐怖主義所設下的符號與影像的陷阱。我們應當認識到,儘管我們依舊以「恐怖」來為這種暴力行為命名,但對於很多人而言,恐怖主義早已經不恐怖了,而這正是它最為恐怖的地方。
「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改以強力的漢化政策為中心,推行漢民族主義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政策。
2018年冬季的入疆之行,讓我看到一個堡壘化的新疆。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從城市到鄉村,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的景觀,頗有置身以色列的錯覺。
像克拉文這樣,年屆不惑之時,信仰立場發生幾乎180度的轉折,從伊斯蘭教在荷蘭的最激烈批評者,轉而成為一個穆斯林,卻令多數觀察家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