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陳自富:從攜程到紅黃藍──加強監控,難以根治虐童
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
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
面對「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和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洶湧輿情,曾在新聞一線工作過多年的任賢良,是如何看待互聯網信息管控?他又有沒有「接住」同學們的提問?
中國計劃在2020年全面實施名為社會信用體系的系統,每一個公民、企業甚至政府機關須獲得社會信用評分,用以評定各類型有關信任和忠實程度,評分可用來決定接受某些服務和享有權力的機會。
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視為社會未來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而忽視整個進程中政府、非政府組織、勞動者、企業、宗教社團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質上還是一種「專家統治」立場。
一如所有新聞機構,網絡媒體也是為公眾利益服務 — 為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送58億納稅人金錢予迪士尼?為何政務司司長要求官員不回應議員的提問?行政長官是否嘗試改變立法會選舉結果?— 這些問題,我們也希望在新聞發布會上向主要官員提問。 作為香港記者的一員,我們亦期望可以現場採訪本星期日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報導來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其他選舉及回歸20週年活動。 網絡媒體已成為市民接受新聞資訊的重要平台,事實上政府方面亦緊貼網媒消息,然而卻以無法區分網媒性質為由,拒絕網絡媒體出席政府活動、記者會,以及採訪通知,此做法儼如篩選消息的發放渠道,違反新聞自由原則。 本星期二,獨立調查機構申訴專員公署,裁決政府就限制網絡媒體採訪的安排含糊及不公。公署認同香港記者協會的說法,媒體工業生態正在轉變及網絡已取代傳統印刷的傳播方式。公署亦認同公眾及媒體機構無法獲得指引如何才可獲准採訪政府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