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戒嚴時期軍法官劉衡慶:把軍法斷送掉,我們無顏見江東父老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主任軍法官,督導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人才濟濟……但我不認為當年有冤假錯案,只有『不當』審判。」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主任軍法官,督導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人才濟濟……但我不認為當年有冤假錯案,只有『不當』審判。」
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我父親的死,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所以,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進步、自由的。我們對自由的追求,應該要持續前進。
解嚴之後,數百座蔣介石銅像,從全台灣各地被「趕」出來,堆放在蔣的慈湖陵寢邊,成了「紀念雕塑公園」。這些銅像,究竟如何從風風光光的偉人工程,變成歷史的尷尬註腳?
「6月27日,我收到來自曉波的一條語音:『這麼長時間都沒見了,不用擔心我,我這是鐵蛋坯子,這麼多事兒都經過了,這點事兒不算事兒,我一定好好的,堅持到底,為劉霞……』說到『為劉霞』三個字,他忽然哽咽,說不下去。」
28年前的歸國決定,改變了這個文藝學博士的一生。他從廣場上的溫和派,變為「沒有敵人」的國家敵人。最終,在被禁錮的死亡裏,留下不朽的自由靈魂。
解嚴三十年,台灣收穫小確幸的自由:你的身體是你的,不再只屬於國家。你的生命是你的,不再只屬於領袖。小歸小,那是你的。但自由建立在危卵之上,台灣需要深思自己對自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