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潤」加十年記：我一度逃回中國，最終又回到加拿大入籍

還記得那是2012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陪同父母一起，登上了加拿大航空從北京出發，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的航班。在抵達溫哥華後，我們一家通過入境通道，回答邊境官員詢問，在走出海關辦公區域前，幫我們看管行李的機場工作人員和我們說：「Welcome to Canada, and Good Luck.」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這究竟是真摯的祝福，還是一句禮貌的客套話。如今，我也在思考這十年以來，自己的運氣到底算是如何。不過按母親的話說，一家人能夠來到加拿大，已經是一件極為幸運的事情。在此前的三年，整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在例如「加拿大家園」、「約克論壇」這些移民論壇上，常常有針對移民案例積壓並隨後被移民部門一刀切的討論。從準備各種材料，再到母親準備雅思考試，在經過了三年的努力之後，我算是沾了光。按現在的話說，「潤了」。

當時，還沒有如今自上海封城始在中文互聯網世界當中如此流行的「潤學」，記得那些年的人人網，還會直接將移居外國稱之為移民，或者是戲謔地成為「細軟跑」（捲起細軟，跑到山裡去）。但不論如何，那年剛滿18歲的我算是得到了這一生以來算是最為重要的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雖然說，這次機會除了我輔導了母親的雅思考試以外，自己並沒有付出什麼努力。

我不確定家裡是什麼時候做出了移民的打算：在我兒時位於北方某省省會城市生活的認知範圍裡，除了一位小學同學以外，身邊沒再聽說任何人直接移居外國。如果要仔細回想，或許是2006年，母親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居住一年後有的心思。那年的我上六年級，也同時在美國讀了一年的學校，在自己有限的認知裡，體會到了美國的發達：原來披薩餅還有水果和香腸之外的口味，牛奶原來可以喝冰的，還有普通人也可以居住在獨立屋一樣的別墅裡，而不是公寓樓房當中。理解了為何非法移民千辛萬苦也要留在美國，以及在美國，沒有汽車的生活是多麼的痛苦。

那年的自己錯過了奧數集訓，也沒有去拓展自己的編程能力，更沒有去花時間打算自己未來的升學道路。雖然母親讓我多花些時間學習英語，但自己每天想的其實只有到哪裡去玩，在每個星期日，期待ABC無線電視臺裡播放的NBA/NFL/NHL比賽。據說之後，我說的英語還有美國南方的口音，但是看到語法問題還是很頭疼。從美國回來後我又回到了原來小學的班級，大家問我到底是中國好還是美國好。在環顧一遭後，我很自然地得出了美國要比中國好的結論。於是，在畢業紀念冊當中，有一大半的小學同學留言提醒我「要時時刻刻記得自己是個中國人」。諷刺的是，當年這樣寫的人群裡，又有一部分人在六年後前往美國繼續讀書。

用父親母親的話說，這一年在美國的經歷是我提高英語能力和眼界的關鍵節點。但這樣的說法，我只能部分認同：與其說是提高了技能，不如說是認識到了各國國民之間的差距，以及國籍護照之間的差距。在2006年的夏天，母親赴美後，父親帶著我前往位於瀋陽的美國領事館辦理赴美簽證，那時的自己見到簽證官除了hi和how are you之外，什麼都聽不明白。後來才明白之所以要分開辦理簽證，是擔心同母親一同辦理會遭到拒簽。回程的火車上，人們在聽說了我的故事之後，都讚嘆我運氣不錯。在美國通過海關時，海關官員還詢問我的父親在哪裡。那時我才發現，一個人的出生地、國籍、和成長經歷要比一個人的天賦與能力重要的多。再後來，發現即使在中國境內，不同城市的戶籍也會為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待遇。

這一點在後來對比自己在美國和中國的同學境遇時，顯得更加明顯：在美國的同學當中，少數人能夠就讀常青藤，絕大多數同學就讀州內的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也有人高中畢業後結婚生子，然後再去社區學院學習。在中國一路區、市、省重點學校學習的同學們，真正考入「211工程」大學的人數，比例還不到總數的五分之一。想著從前不到七點鐘就需要到學校，夜晚九點半才結束第二晚自習的他們，這顯然不是努力和天賦之間的差距。將人們區分開的，恐怕僅僅是出生地，和後天成長時接受到的教育資源。

對世界的不平等，和對學習之外這些更深層問題的接觸，倒是為五年之後再出國的自己做足了準備：機場裡的標示不再陌生，與人說話也不會張不開口，而且也真的見識過了種類豐富的披薩餅。

充滿「禁忌話題」的大學生涯

在大學第一堂課上的自我介紹，我說，自己來自於一個「充滿禁忌的城市」，這裡既出了知名的法輪功領袖李洪志，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故鄉。

說回2012年，在走出溫哥華機場的那一刻，還記得天陰沉沉的，在來到溫哥華之前就聽說了這裡的冬天陰雨綿綿。再看看溫哥華的房價，這裡的風土人情，當時便知道，溫哥華應該不會是自己未來在加拿大的家。

下一年，我來到了位於安大略省的多倫多，開始了大學生活。當時的多倫多還不像如今這般擁擠。在生活成本上，也不像現在這樣難以負擔。

在開學前的大半年，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應該選擇什麼專業。本著希望與眾不同的角度，最後選擇學習政治科學和經濟學。近十年過後，從世俗的角度來說，比起同屆畢業的成功「碼農」、「投行菁英」，自己的收入或許因為這一選擇落後他人。不過從學習的角度來說，這段每週需要完成大量閱讀的學習過程著實令人享受，在圖書館裡的時間可以讓人忘記一部分世俗的煩惱。對於如我一樣來自中國這樣國家的新移民來說，這種閱讀可以讓人快速學習到此前缺失的教育。

在多倫多的本科生活讓人又愛又恨：愛學校的圖書館平日裡通宵開放，愛這裡擁有多元和包容的環境，但另一方面，圖書館樓下停放的法拉利，校園裡隨處可見的補習班和論文代寫的廣告讓人不由會皺眉頭。這裡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學：每年有上萬名畢業生；這裡或許也是走讀學生人數最多的學校，Spadina、St. George、和Queen's Park三個地鐵站裡，每天上午都會出現大量前來上課的學生，而每天下午或者晚上還會聚集下課後趕回家裡的同一批人。要是說給自己留下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在大學第一個學期，講到近現代中國的小型講座（seminar）。為了平衡數百上千人一同學習的大型課程，學院裡還有這種班上最多25人的講座，針對特定的話題展開學習和討論。比起上千學生的政治學導論，這樣的小型課程讓人無法濫竽充數，這意味著閱讀必須要做，還要隨時準備上課發言。

在第一堂課上，大家都要做簡單的自我介紹。為了想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簡介，我說，自己來自於一個「充滿禁忌的城市」，這裡既出了知名的法輪功領袖李洪志，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故鄉。當然，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們的名字都是禁忌話題。仔細想想，這一層自由在我人生的前20年未曾有過。在這樣的課堂上，可以不必在意他人眼光，討論中國被政黨操控的民族主義、大陸殖民主義，以及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未從在中學歷史課本中顯著提及的內容。這種自由給予人一種在世俗成就之外的滿足感。應該也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支持我走過了後來困難的日子。

第二個學期，熟讀學院校曆的我幸運地選到了一門四年級級別的臺灣政治講座，在閱讀材料裡學到了黨外刊物、美麗島事件、解除軍事戒嚴、隨後的獨統論和民選政治，以及與現實生活最為貼近的話題：脫離與中國貿易的臺灣是否能夠生存。那一年，太陽花學運與佔領中環的運動同樣席捲了多倫多。在學校內聽過反對服貿的集會宣講後，又跑去多倫多的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旁聽政府官員對服貿問題的敘述。

不過，比起服貿協議與真普選這些議題本身，那些來自於學生和青年群體對於權威的對抗，讓我開始更加嚴肅地審視「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港澳臺僑胞」等等頻繁出現在中國宣傳內容當中的詞彙。這些試圖建構一種大一統文化認同的話術，在真實世界中彷彿並不存在：反對服貿的臺灣同學口中的「中國」，以及要求普選的佔中支持者口中的「中國」、「中央」、「內地」、「大陸」，已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實體。在個人層面上來說，我與他們所持的護照從未相同過，從小到大，他們並不像我一樣常常面對簽證的煩惱。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內，也很少聽說過民主、選舉等等被視為禁忌的詞彙。

在政治學導論當中，教授與助教反覆強調State與Nation的區別，將學習到的內容結合到實際政治問題，得出的結論不得不讓人懷疑，這種「中華民族」的構造或許只是一種一廂情願，或者是出於一方政治利益而衍生出的話語體系。

但這層思考並沒有讓自己的心情變得更好。在這些思考後，我實際上陷入了更深一層的迷茫。一種自己被迫接受的身份認同在自由聲音和思考的衝擊下散了架，但隨之而來的並不是一個新的身份，而是一種身份的缺失：顯然，我與在多倫多會看到的那些面對「佔中」、以及後來的「反送中」示威時高舉五星紅旗、高聲辱罵他人的「中國人」沒有什麼共通認同，並且他們有著來自於既得利益轉化而來的房子、豪車、名牌服裝和手錶。

不論是經濟階層還是政治認同，我不禁發現，自己如同午夜行駛在一條沒有路燈的公路上的汽車，汽車微弱的光亮與周邊的黑暗格格不入，但又不知道應該往哪裡去。在法律上，手裡依舊拿著一本來自於中國人民共和國頒發的護照，但在身份認同上，卻已經和那些高調的、持有同樣款式護照的人們分開好遠。

現實的大棒

在不斷碰壁後，不得不為了生活去尋找門檻更低的工作：起初自己還在犯傻，求職Costco店員簡歷上寫著自己研究生畢業，結果可想而知。

就這樣，在暑期學期的加成下，我在來到多倫多的兩年後就完成了本科學業。而在隨後一年，又完成了研究生的學習。然而，這個現在看來也會讓自己感到驕傲的成就並沒有真的為自己帶來什麼現實的好處。回想來看，2016年的後八個月可謂是自己二十來年的人生當中，最為失落的一段日子。

而這種失落的原因也很簡單：不由得發現，對職場和生活的自我期望，與現實狀況如同天地之別。學生時期的Dean's List和獎學金，來到職場上卻無人問津。我曾經求職時發送的上千封郵件，其中的大部分並未有任何回覆，而那些少數還會理會我的，也是銷售、保險經紀等職位，而在隨後接觸後，也大多不了了之。

再後來，我聽說了一個現在也不能理解的概念，叫做「Over-qualified」，可問題是，剛剛畢業的學生到處碰壁，但所有的初級職位又要求別人有2-5年的工作經驗。這明明是相互矛盾的事情，但又真實存在於加拿大的職場當中。

那時，每日閱讀的新聞告訴我說，加拿大經濟發展平穩，就業市場強勁。但對於我的生活來說，卻絲毫感受不到任何前進的方向。那時候一度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更加懷疑自己人生的意義。

現在翻看手機的時候，還會看到2016年，在多倫多市中心的同志驕傲大遊行的場面。在當時，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安大略省省長韋恩，以及多倫多市市長莊德利（John Tory）悉數出席。那種感覺，彷彿是人類文明在加拿大到了下一個層次，但自己卻沒有什麼資格生存在這裡。

在不斷碰壁後，不得不為了生活去尋找門檻更低的工作：起初自己還在犯傻，求職Costco店員簡歷上寫著自己研究生畢業，結果可想而知。後來學聰明瞭，跑去另一家超市求職的時候說自己還在上大三，暑假找些事情來做。就這樣，在超市的肉檔裡度過了數十天的時光。到現在，我也記得如何用碎骨機為顧客將牛仔骨和豬排切片，還知道如何用中式菜刀將時間略久的排骨條切成排骨塊，更知道超市裡販賣的，那些醃製好的肉排，並不是質量最好的商品。

曾經還考慮過要不要去當藥物人體實驗的小白鼠，後來覺得潛在損失太大，隨即放棄。還有一次去充當地鐵防火演習的群眾演員，走在凌晨4點的多倫多市中心，自己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內心充斥著，「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呀」的矛盾想法。在那段落魄時期，一位與我母親有交情的叔叔說：「如果你是我家孩子，我是不會讓你去學習那種虛無飄渺的東西的。這個社會是白人說了算的，你肯定不行。」

在嘗試了大半年後，發覺自己能夠獲得的最好的機會是推銷保險和理財產品，但和專業無關以及沒有什麼保障的生活總有些讓人心有不甘。初冬之後，恰好有一名同學在一家中國互聯網媒體就職。經過了兩次越洋面試後，我人生的下一站來到了北京。聽說了我這一人生動向，父親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囑咐我在北京不要亂說話。一些在多倫多的富貴人家取笑我，連北京戶口都沒有就去北漂。就此，自己也成為了「回流」人士中的一員。

北京夏天的雨夜

走出公司大樓的我在那個雨夜沒有打傘，手機裡源源不斷地出現劉曉波逝世的推送消息，而另一邊，是編輯交接信件裡，放在首位加大加粗加紅的幾個大字：「劉曉波逝世一事，不轉載，不報導」。

如果從體驗生活的角度來說，北京是個熱鬧的地方。比起加拿大的任何一個城市，北京都更有城市氣息。在這裏，步行可以到燈火通明的便利店，也可以到價格更加平易近人的菜市場。在這裏，吃飯不需要支付小費。這裡的外賣配送費遠低於Uber Eats，總體來說，這裡的生活很熱鬧，畢竟在這個城市裡，居住著超過兩千萬人。

但這裡也有時常出現的霧霾天，有諸多的障礙物，交通管制，以及太多不自由的地方。當然，最為不自由的，還是工作上看到的點滴。

想來，在其他公司996和末位淘汰等等不近人情的制度下，自己所在的環境下還算是一股清流，大家能夠在工作八小時後按時走出公司大樓。比起在多倫多常常見到的身穿潮牌、開著高檔汽車的人們，在北京的這些同事與我更有共同話題。這段時間比起上一年的窘境，可算是重拾自信的過程。

雖然，2017年的中國也並沒有任何新聞自由可言，但在編輯室內，媒體從業者的圈子內，自由的思想依舊存在。在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有可以排解的渠道。在大環境十分壓抑的情況下，新聞編輯室裡更像是一個自我搭建的象牙塔，在這裏可以忘卻這些長期或者短期存在的煩惱。而在媒體圈層之外，那時的北京對我來說是一個更加立體的社會。不同於在多倫多亦或是受困於身在海外卻只講中文的毒性圈層，在北京的日子讓自己感到有更多的交友方面的自主性：我們可以去吃牛排，也可以去吃街邊攤，至少在北京，我不必擔心任何身份特徵的缺失。

北京的生活並不無聊，即使沒有汽車，也可以去到例如宋莊、密雲等等近郊遊玩。在飛機、高鐵的加持下，尋找週末和節假日的樂趣並不難。比起多倫多，北京距離家人朋友們的確近很多。在這段時間內，自己走遍華北江南，與兒時就相識的親戚朋友們相聚。比起在加拿大的一無所有和社交孤獨，在中國的日子讓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那麼孤單，也不是那麼無助。

當有人後來問我，那時在北京的日子會不會讓人覺得應該長期留在這裡，猛然發現這個問題很難有「是」與「否」這樣直接的方式回答。在國籍身份上，中國與加拿大護照免簽國數量的差距過於明顯，這意味著不能夠平白放棄即將獲得的加拿大護照。但從經濟收入和交往圈層來說，在加拿大的日子並沒有為自己帶來什麼值得留戀的成就。說得更直白一些，不論我是否認同那個社會的價值觀、理念，和思想，那個社會主流的經濟生活並沒有接納我，一個擁有本地學歷的新移民畢業生。

對於我來說，這也是在當時最沒有信心的部分——能否在加拿大職場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只不過，隨著對北京乃至中國生活觀感的變化，這種挫敗感慢慢減弱了，因為自己的認知已經明確：於我來說，離開這個國家纔是唯一的出路，即使逃離的道路無比艱難。對於北京以及這段短暫回流的積極印象在起先的幾個月後開始逐漸消失，而這時，也開始面對這裏長期的、制度性的問題。

在工作內容上，時時刻刻看著總編室發出的，來自於網信部門的各種要求，恐怕再不敏感的人也會反思這套制度的合理性。身邊的同事和主編也算是寬容，大家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直接採取了先獨自寫稿，主編再結合這些微妙的情況作出修改的工作方式。受制於這種不自由顯然令人壓抑，但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深的還是2017年7月13日的那個夜晚。走出公司大樓的我在那個雨夜沒有打傘，手機裡源源不斷地出現劉曉波逝世的推送消息，而另一邊，是編輯交接信件裡，放在首位加大加粗加紅的幾個大字：「劉曉波逝世一事，不轉載，不報導」。

那個夏夜之後，自己便下定了重回加拿大的決心，並且開始積極尋求潛在的機會。遇到熟悉的朋友和對未來迷茫的人們，也會向他們介紹移民加拿大的可能性。不過最終開始行動的人，還是少數。

入籍加拿大

2018年年底，在通過了公民考試後，我也走到了「潤」的最後一步：在入籍宣誓儀式前，我眼前播放了這則來自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歡迎回家」影片。

一年之後，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多倫多，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與其說過去的兩年經驗在我的事業上提供了多少幫助，不如說只是明確了另一條路無法走通的現實。

在北京的工作經歷，並沒有幫助我再次回到加拿大後順利找到工作。在面試媒體類職位的時候，多數人問到的一個刺耳的問題便是：你在「加拿大」有什麼樣的工作經歷？沒錯，對於多數公司來說，在中國的經歷不值一提，說得再露骨一些，這些並不在加拿大的工作經歷（特別是在一家中文媒體）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任何價值。

幾經反轉，最終我來到了一家本地中文新聞網站，延續了自己的記者編輯生涯。雖然工作的內容以翻譯英文媒體稿件為主，但是在這些過程中，也有機會去報導例如多倫多市選當中的極右翼候選人、留學生綁架案，以及記錄了導致時任駐華大使麥家廉（John McCallum）被解職的言論。在這段時間，自己在英文媒體的上評論稿件也得以陸續發表。拋開工資待遇不談，這段經歷讓我找到了一定的工作價值。果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真的是好東西。

2018年年底，在通過了公民考試後，我也走到了「潤」的最後一步：在入籍宣誓儀式前，我眼前播放了這則來自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歡迎回家」影片。得益於書本當中的知識，我在第一次觀看的時候就能認出諸多事件、人物，和影片中的地貌。記得當時看著這則時長兩分鐘的影片讓人五味雜陳，這一路上，並不容易。在這一天之後，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算是得到了解決，至少在法律上，可以百分百自稱為「加拿大人」。

不過，這種身份的變化並沒有為自己的職場境遇帶來什麼特殊的好處。在接下來幾個月內，我依然還在這家本地中文新聞網站領取低工資。與之相對應的，是多倫多難以負擔的房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最重要的，毫無前進方向的生活。

就這樣，出現了再一次「潤」的想法。當然，這次「潤」的目的地，不是另一個國家，而是尋找適合自己居住的城市。幾經考慮，最終在劃出的幾個備選城市裡選擇了同樣在安大略省的渥太華市。有趣的是，在決定前往渥太華後，我的職業發展終於迎來了新的機遇。或許是多年之前的努力獲得了回報，在2019年的夏天，我成為了在國會中工作的自由黨黨團幕僚。就這樣，成為了間接為總理杜魯道打工的政治菜鳥。

想起自己第一次見到杜魯道還是2014年的夏天：在一次議員補選的勝選晚會上，我莫名其妙地成為了電視裡的背景人牆，變成了黨魁上臺前握手寒暄的支持者。沒想到五年後的夏天，自己居然有機會找到與所學專業對口的職位。

除了專業對口，這份工作算是打破了我曾經的自我懷疑。這也是第一次讓自己感受到在經濟上被加拿大社會接納。自己不再是一種「異鄉人」，自己的工作具有相當的價值。將近三年的幕僚生涯也可謂精彩：集會、關鍵新聞通稿、發布會、偵查蒐集對手情報、盡職調查....在國會的經歷讓我明白，所掌握的技能依然有潛力，應該做好準備，等待更大的機遇。

回顧做幕僚的三年，我並沒有獲得高於常人的收入，不過這份工作的精華在於，能夠看到許多幕後的工作細節。從如何組織集會，到新聞發布會的流程，再到準備演講稿，準備應對媒體的短信息，人們在電視當中見到的國會大樓，總理辦公室，以及總理官邸，在這三年的時間內，我還都有幸前往。由於疫情，過往的兩年這些國會上的聚會不再繼續，但在這三年中，自己才發現，原來在加拿大結交朋友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困難。

工作的內容方面，如同任何職業一樣，都有略微無聊，和令人感到有趣的部分。回覆郵件、參加定期會議、匯報工作屬於無聊的部分，而那些感到有趣的部分也令人印象深刻。要說起自己參與的最為「刺激」的工作，莫過於審核被自由黨「策反」的綠黨議員的背景材料。還記得那是星期六晚上十點，手機裡收到了老闆打來的電話，按照他當時的話來說：「現在知道這件事的人不超過五個，其中還包括杜魯道。」就這樣，自己加入了一個需要在24小時內，查閱一個現任國會議員所有公開信息的任務小組。除此之外，在選舉前的日常工作中，審核候選人的背景，挖出曾經跟他們相關的負面事件，以及向其他人清晰講述這些複雜的問題，也讓我自己意識到，有能力接受更大的挑戰。

對於所有人來說，「潤」都是人生的一個新的開始。而對於如我一樣，家中無礦的芸芸眾生，往後的人生還需要不斷地努力。加拿大的生活並不完美，在疫情後的今天，這裡的房價居高不下，由於疫情財政支出和低利率帶來的通貨膨脹，也讓普通人的生活更加難以負擔。回到文章開始時的那個問題上，潤加十年，自己算得上是好運嗎？一方面，其中艱苦的日子著實難熬；而另一方面，自己跌跌撞撞，也算是游到了彼岸。比起小紅書、知乎等等平臺上的各類「大神」，我的「成就」可謂不值一提，但看到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自己也算是成為了一位能貢獻價值的加拿大納稅人。

在「潤學」成為中國網絡熱議話題之後，當自己回想過往十年的經歷，不禁感嘆整條道路中無時無刻可能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實現身份轉變的整個過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其中有來自移居國家移民部門設立的門檻，有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在個人層面，同樣有自己所在的朋友圈、社會圈層變化時面對的迷茫與孤獨。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如何度過這些挑戰，都會是不同的經歷。這十年，自己的運氣到底如何？我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自己堅持了下來，至少自己還沒有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