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不歡：樂隊的夏末——京圈搖滾，與被流俗理解的五條人

汕尾樂隊五條人第二次被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淘汰時，朋友發來信息告訴我，仁科最後離場，放下話筒的時候，她莫名地哭了。那是一個極其戲劇的場面，爆發在坊間未經證實的、由主持人馬東和幾位名人嘉賓組成的「超級樂迷」投票團與五條人不和的傳言背景之下。

當時馬東再一次要求仁科把揣在褲袋裏的話筒拿出來，說老怕仁科把他們的話筒給帶走了。而秉承上一場馬東說仁科像揣着個手榴彈的比喻，仁科連說了幾聲OKOK後，把話筒從褲袋小心翼翼地掏出來，緩緩地，生怕驚動一般地放在舞臺地板上，然後高舉雙手、後退幾步，做出了警匪片中的投降姿勢，完成了一次對綜藝舞臺的繳械不殺。

至於現場的反應到底是如畫面一般全場沸騰還是如傳言一般尷尬冷場、需要剪輯師後期從別處移花接木過來一些歡呼，如今大概難以考據，但此後五條人「亡命之徒」的別號開始在網上流傳。

種種關於二者矛盾的傳言，似乎從最開始無可避免，從他們遵循自己對舞臺的感覺改了表演歌曲開始。兩個不羈放縱的藝術家在商業比賽舞臺上一番大鬧天宮，依照最簡單的故事公式，觀衆可以將之解讀爲藝術與商業的矛盾、自由與規範的矛盾、高尚與庸俗的矛盾，但觀衆常常忘記，這樣的情節常常也是最典型、最主流、最被喜聞樂見、因而最流俗的。

問題在哪裏出現

當這些節目引導者乃至一些觀衆在欣賞甚至消費五條人改歌、對答令人捧腹引起的話題性、乃至推崇他們的行爲模式充滿「搖滾精神」時，與此同時卻無法感知五條人的音樂之美。

簡單典型的故事和矛盾由豐富情節串聯，是真人秀最耳熟能詳的配方。於是矛盾的傳言從第一集存活到現在，就如同所有中國的真人秀一樣，場外的drama永遠比場內精彩。觀衆從嘉賓的隻言片語、淺笑蹙眉之間尋找蛛絲馬跡，從各方參與者的微博發言裏尋找弦外之音，從聲稱現場觀衆的網絡爆料中尋找實證支持，傳言中有人憤然離席，有人反脣相譏，有人撒了飲料，總之是一幅針鋒相對的熱鬧場面，但你我都知道這些統統上不了台面，最終播出的版本中不見蹤影，未被證實也未被證僞。

但我以爲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改歌不是問題的關鍵，大衆想像中藝術與商業的矛盾也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矛盾真的存在的話，我想矛盾的種子是在第一集最後的點評就已經種下了。從超級樂迷張亞東說五條人這樣的樂隊「魅力在於他們的歌詞」時，問題就出現了，並且一再地出現。

五條人登場時這支成名多年的樂隊彷彿不被在場的其他樂隊所耳聞過；五條人在表演結束後的採訪中，憑藉魅力和氣質贏得滿場笑聲時，超級樂迷大張偉說應該聊完天再投票，結果便會不一樣；在《樂隊我做東》中，刺蝟樂隊鼓手石璐說自己特別喜歡五條人——並且迅速補充了一句「除了音樂啊」；馬東在訪談節目中兩次追問仁科，你知道《南方周末》給你頒發的年度音樂獎是因爲你的歌詞嗎？

問題就在這裏。當這些節目引導者乃至一些觀衆在欣賞甚至消費五條人改歌、對答令人捧腹引起的話題性、乃至推崇他們的行爲模式充滿「搖滾精神」時，與此同時卻無法感知五條人的音樂之美。所以誇獎他們的歌詞，誇獎他們的作風，所有的重點用石璐的話以一言蔽之：「除了音樂啊」。

五條人的音樂沒有所謂「音樂性」，這成了掌握節目話語權的權威人士通過節目的隻言片語構建出來的一個共識，再傳遞給受衆。

北方的耳朵

這套審美對華語獨立音樂的理解，無法跳脫兩個範疇。

而這恰恰印證了我此前一直一來的感覺：以北方語系生態圈為成長背景的一部分京圈音樂人和樂評人、音樂工業專業人士，他們聽東部、南部音樂的時候一向都會「出問題」。這套審美對華語獨立音樂的理解，無法跳脫兩個範疇：「燥起來」的北方「老直男」掏心掏肺系搖滾、民謠和「略顯高級」的京味洋徑濱英語西洋風格作品——這幾乎可以涵蓋大部分如今中國獨立音樂界的樂隊了。

當然，上述兩種風格其實也不乏佳作，但問題在於至少從節目上來看，這些在獨立音樂界佔據話語權的人，一聽別的東西，鑑賞與審美力就失靈了，缺乏對各種多元音樂的感受力，眼界很窄，還愛看不起別的地方。

回溯到這幾十年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也與幾個地區的文化輸出、輸入有關，背後就涉及到很微妙的自卑、自矜和自傲，當中的社會心理沉積已久。往遠處溯源，2013年，《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筆、東北人王小峰一篇討論 Beyond 的樂評一石激起千層浪，他以撒了一點人文佐料的心靈雞湯評價 Beyond，認為「Beyond的音樂談不上有多出眾」（音樂性，熟悉的評價），「用口水歌的旋律來表達他們的一些想法」；引出來自粵港樂評人廖偉棠、張曉舟等的接連筆戰反擊，幾個回合你來我往，可算一次經典的南北音樂鑑賞大戰。

特別對於南方、港台土壤中的獨立音樂多樣化到什麼程度，這類音樂行業人士、樂迷並不瞭解，早幾年一律以「甜膩」「流行」「小清新」標籤之，並以此產生優越感。近年草東沒有派對、老王、告五人這類樂隊在中國大陸的走紅，則被一些人解讀爲是受到北方樂隊影響，「像北方」。早年認識一名朋友，聽了 My Little Airport 的現場，回來說，難聽，跑調。是的，他對於 My Little Airport 的理解，就是「港台小清新」，而這種解讀方式，倘若你留意一些討論獨立音樂的中國平台，會發現很具有代表性。

My Little Airport 的現場唱法本身，與其整個音樂和舞台的理念早已融爲一體，形成一種獨特的理念，而沒有耳朵的人，只能聽到「小清新」。一如《樂隊的夏天》一些嘉賓一樣，這位朋友聽的音樂並不少，也終日混跡外國音樂節，接觸最前衛的西方獨立音樂，也能夠對最前沿的技術頂禮膜拜，但當回溯與自身文化相對更接近的文化土壤產生的音樂時，卻突然就只能以一個扁平、簡單的概念來囊括了。

被邊緣後再被吹捧的「方言樂隊」

社會讓你默認地界定了主體與客體，不自覺地套用這套框架，站在主流的角度去觀看他者。

將五條人的音樂簡化爲「方言樂隊」，並且定位其最大的魅力爲「歌詞」，同樣也是一種扁平化。在主流敘事中常常發生的是，當一個表演單位被貼上「方言」或者「地方文化」特色之後，他們的作品只能是充滿地方風情的、從地方出發的。

我的一位朋友是這樣總結主流定位中更廣義的「民族特色藝術」：服務於主流敘事，把自己定位在「少數民族」，美化當地民俗風情的一類創作。「我們好山好水好姑娘，我們用寶貴的方言來歌頌這一切」，但與真實的當地無關，像一個刻意造出的民俗村。我們最經常看到這類創作的平台，常常是春節聯歡晚會。

問題意識更強烈一些的「方言樂隊」，則會被定位爲映射當地的生活，探討當地的問題。五條人和 Haya 樂隊通常都被歸入這一類。因而自然而然的，「歌詞」就成了這些掌握主流話語權者所認爲的他們音樂中最重要的東西。

然而無論是把五條人定義爲哪種「方言樂隊」，這種類似審視春晚民族小品的獵奇角度，已經足夠讓人不適。「方言樂隊」這個定義本身就充滿了本位視角，足以勾起類似「殖民者的凝視」或者「普通話霸權」之類的詞彙聯想——你說什麼叫方言樂隊呢？換個角度想像一下，對於一個潮汕人來說，聽北京樂隊才覺得是方言樂隊呢。

你會把一支使用著北京話唱歌的北京樂隊定義爲方言樂隊，並且期待他的音樂就只關注北京，而且最大的魅力在於體現地方特色的歌詞嗎？不會的。但如果換一個地方，換一個敘述視角，再加一點當地的音樂元素應用，大衆就會自然而然以這樣侷限的視角去理解一個創作單位了。

社會讓你默認地界定了主體與客體，不自覺地套用這套框架，站在主流的角度去觀看他者。無論是上一屆《樂隊的夏天》的九連真人、黑撒，還是本屆的五條人、Haya，都被塞入這樣的客體框架之中，他們的存在可以豐富節目的「多樣性」，但他們同時又因異域而被邊緣化。

當你把他們套入「地方樂隊」的框架中，那所有的欣賞與被欣賞都會極度有限。即便五條人的歌詞被視爲他們的最大魅力，對他們最多的解讀還是「廣東草根」，儘管他們早已開始關注一些社會的、普世的、乃至形而上的問題，如同詩一般，從陳炯明寫到彭湃，從小販城管寫到烏坎，從農村寫到城市，從愛情寫到愛情。同樣的，在這些「地方樂隊」的作品中出現了聽衆不熟悉的音樂元素時，對方會自然而然地把那些當作「地方特色」。

於是這又回到了節目話裏話外暗示的五條人缺乏「音樂性」的問題。

溢出

掌握節目話語權的人，並非無法理解實驗音樂，只是一旦脱離這種類型，跳脱出仿製歐美先鋒實驗技術形式的京圈搖滾樂主流制式的作品，似乎就無法被理解，似乎就全部只能被定義為民謠。

綜藝節目觀眾未必個個一上來就耳朵開闊，聽得出各種音樂層次，你總會期待節目會稍微有些解析引導。但並沒有，節目從專業嘉賓到負責專業背景介紹的短片，都沒有嘗試幫助觀眾去理解五條人的音樂。整個節目中幾乎唯一有專業人士表現出對五條人「音樂性」本身的肯定，來自一則花絮，是坐在第二現場的木馬主唱謝強：從五條人第一場演出的開頭開始，他就讚不絕口，「這是音樂」，「你感覺它是有老的東西在裏面，但是他是新的」，「這種音樂是不可複製的」。

哪怕節目到了這個階段，五條人的人氣已經成了「民意」定局，你依然常常看到他們的樂迷們需要在公共平台上去科普，去為他們的「音樂性」背書。實驗與先鋒同樣是探討他們音樂性時樂迷提到的關鍵詞。「《秧歌舞》就是一個方言民謠後的放克節奏，《地球儀》是迷幻搖滾，《龍哥有真愛》有點衝浪搖滾的風味，《我的頭髮就是這樣被吹亂的啊》《踏架腳車牽條豬》如果沒有唱，就是一首完整的器樂搖滾作品，《阿虎》就更奇怪，貝斯前置，但玩的卻是噪音搖滾，中間一段甚至有點無浪潮。」

一位樂迷在豆瓣這樣寫道，「……總之，他們的思路跟喜劇搖滾略有相似（想到一出是一出），但唯一可以包進去的也只有實驗搖滾了。」Bilibili 平台上的評論影片《德國樂迷看樂夏》，幾名中國、德國的專業樂手說，五條人讓他們聯想起一些俄羅斯民謠，又含有世界因素，最新的表演更是無法評判到包羅萬象。

樂評人、五條人的伯樂張曉舟甚至不同意《南方週末》的頒獎詞對他們的定義，「一個原汁原味的鄉野中國」，他認為五條人既不城市又不鄉野，「也不能因為這幾個曾經的打口販子唱了方言母語就覺得他們『原汁原味』了。」他記錄過這樣一件事，陳昇曾跑去問張曉舟，他們的音樂為什麼要這麼貧窮呢？說的是美學上的貧窮，《曹操你別怕》只有一個和絃，《抄電表》只有兩個和絃，這是二流子民謠加半吊子朋克。

「這正是五條人的有趣之處：他們打破了編曲和和聲的套路，用簡單的配器，以扁擔加菜刀的方式攻城掠寨，在中國樂壇，幾乎沒聽過像五條人這樣的唱片，充斥著如此嘈雜的叫嚷，吵架，罵娘，自言自語，聊天，充斥著如此神叨叨的鳥語。」張曉舟這樣寫道，「……既然民謠往往容易養成美學惰性，那麼不妨冒著犧牲民謠固有音樂屬性的危險來拓寬民謠的張力，……但像《抄電表》這樣自言自語，《大會》這樣囉哩囉嗦直接模仿領導開會，單獨聽確實缺乏音樂性，但放在專輯卻增加了整體的戲劇性，《一些風景》這張專輯看起來有些囉嗦，它溢出了民謠，甚至溢出了音樂，而這溢出的部分是生活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摘抄到這裏，發現甚至連張曉舟也點評了他們至少有些歌曲「缺乏音樂性」，但這種缺乏卻是一種「溢出」。在某種層面上，五條人的創作除了被定義為音樂，我想大概甚至更能稱得上是一種聲音藝術，或聲音實驗。這是一群在宇宙各處拾起聲音來搞創作的人，吃得雜亂最後反芻，追求必然不是悅耳，最終成為某種你難以理解的模樣。

掌握節目話語權的人，並非無法理解實驗音樂，比賽中同樣有很多在技術層面接近西方實驗類型的作品受到他們的認可，只是一旦脱離這種類型，跳脱出仿製歐美先鋒實驗技術形式的京圈搖滾樂主流制式的作品，似乎就無法被理解，似乎就全部只能被定義為民謠。

吐出彩虹

怎麼會退賽呢，先莫說潮汕人有多喜歡賺錢，所謂的創作與謀生、資本的對立，通常都被大衆想像極端化和浪漫化了。

仁科放話筒那個片段，我看了三次之後，終於明白朋友爲什麼會哭。那大可是一個故事的結尾，一場自由創作對資本建制的漂亮而有點悽美的宣言，很多人希望故事停留在這裏，當時網上有不少呼聲希望五條人就此退賽。這是典型故事配方的典型結局，創作與商業對立，創作最終轉身離去，並以它的離開給了商業一個響亮的巴掌。

但五條人並沒有這樣離去，反而是以更戲謔的姿態重回舞臺，繼續留在這個舞臺：錯過的明星賽、改編賽，他們要一次過演回來，評委崇尚複雜編曲，喜歡有英文的歌，他們就都加上，再加上近乎中場休息拖了很長時間全場大合唱「嗚呼呼」，足足八分鐘的超長表演，他們最終製造出一隻色彩斑斕的巨大古怪生物，讓它在錄影棚裏奔騰。

怎麼會退賽呢，先莫說潮汕人有多喜歡賺錢，所謂的創作與謀生、資本的對立，通常都被大衆想像極端化和浪漫化了。就如五條人在採訪中所說，音樂不需要向商業妥協呀。然後還特別平等地補充一句，商業也不需要向我們音樂妥協。如果合作不了了，那就再不合作唄。

把手榴彈再拾起來，把遊戲繼續玩下去，就是被改變了嗎？哪有那麼容易。至少手裏還有一個武器，大不了，扔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