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識時務者：從晚清到後九七，滙豐銀行和它的中國故事

日前，香港前特首、現任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 Facebook 公開點名滙豐銀行未有就港版國安法表態，稱「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着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數天後，滙豐銀行在微博上公開支持港版國安法，結果又被英國政界連番批評為向中央「跪低」（屈服）。一家外資金融機構被要求就香港本地政治議題表態，但其表態又惹來更多政治紛爭。

但其實就滙豐在中港之間的歷史和社會地位而言，捲入這樣的漩渦完全不令人驚訝——雖然滙豐銀行是英資銀行，但主要業務一直在亞洲地區。而歷史上，滙豐銀行一直是識時務者，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層長袖善舞，讓滙豐從政治動盪中保存自身，甚至獲利甚豐。只是當世界格局漸趨兩極化、八面玲瓏或中庸之道都漸行不通，這樣的環境下，滙豐還能否像以前一樣週全在各方之中？日前的這些政治爭議又揭示了什麼問題？

馬會、怡和、滙豐——香港實際統治者？

滙豐從創立之初就由在港外資企業組成，以香港為家，代表其的經營重心必定以香港為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

成立於1865年的滙豐，在短短數十年間，就成為了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地區性銀行。這一切，必須由滙豐如何成立和如何在香港站穩陣腳講起。

1864年初，大英輪船公司香港總代理兼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蘇格蘭人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在往中國公幹途中，閱讀財經雜誌時，讀到有關銀行業務的文章。作為在亞洲地區打滾多年的商人，他意識到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對外開放的趨勢，中國極需要一所現代化的銀行去配合其對外貿易。數月後，蘇石蘭得知孟買有商人抱著同樣打算，於是搶佔先機，馬上走訪香港各大洋行（以英資為主），成立了組建滙豐銀行的臨時委員會。組成臨時委員會的十四所洋行，包括英資的寶順、美資的瓊記、德資的禪臣、印度猶太裔商人開創的沙遜等等。由於它們在中國和東南亞有龐大商業網絡，因此它們的參與令滙豐在創立之初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擁有這些商業夥伴，使得滙豐在成立時比其他在港外資銀行多出一個優勢，就是明確把自己的利益和香港——或者是說英國對貿易的利益綁定。當時，香港大部分的外資銀行的總部均設在印度或者歐洲。由於當時的通訊技術所限，很多重大的商業決定在諮詢總行後往往錯失時機。蘇石蘭在滙豐臨時委員會成立不久後寫信給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就提到外資銀行在華的分行，並不能滿足東亞地區（主要是中港日之間）貿易的需要。從這段歷史可見，滙豐從創立之初就由在港外資企業組成，以香港為家，代表其的經營重心必定以香港為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致力發展香港的金融事業，以配合規模逐漸擴大的對華貿易，以及香港版圖擴展至九龍後帶來的公共事業建設的需要。因此，時任港督羅便臣和繼其任的麥當奴均對「以香港為家」的滙豐「愛護有加」，積極協助其註冊，並很快對其開放發鈔權。就此，憑著龐大的商業網絡，以及港英政府的政策配合，滙豐銀行在香港站穩了腳跟，甚至在短短十二年間讓在華頭號英資財團、兼當時領軍中國金融事業的怡和洋行決定入股滙豐。

而投桃報李，滙豐亦相當配合港府的金融需要，例如在1866年應麥當奴的要求借款十萬給港府應急。後來，港府更加長期委任滙豐領導層為港府最高決策機關——行政局的成員，並把滙豐定位為香港的中央銀行，以致後來駐港多年的資深記者Richard Hughes稱「香港的管治權力，依次序由馬會、怡和洋行、滙豐銀行及總督所掌握」。

晚清朝廷的裱糊匠？

滙豐多次為清廷提供貸款，讓滙豐獲利甚豐。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滙豐銀行，我們在歷史書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決策均無法實行。

如果說李鴻章是清廷的裱糊匠，那麼滙豐銀行應該就是被這幫晚清精英所用的漿糊。

在香港站穩陣腳後，滙豐積極擴展對華的業務，成為了在華領軍金融事業的外資銀行，先後在福州（1868）、寧波（1868）、漢口（1868）、廈門（1873）、天津（1881）、北京（1885），亦及海外對華貿易重鎮的各大東亞城市設分行或辦事處。而滙豐在中國業務成功有兩大原因，第一是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讓滙豐有大量的商業借貸活動。第二是滙豐多次為清廷提供貸款，讓滙豐獲利甚豐。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滙豐銀行，我們在歷史書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決策均無法實行。

1874年5月，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出兵台灣，當時被委任處理事件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向外國銀行借款。合約最後由滙豐獨家獲得，數額為200萬兩。財政上得到保障的沈葆楨得以從容處理台灣防務，令在台灣進退兩難的日本，最終決議撤軍並與清廷和解。1876年，正在準備西征新疆的左宗棠急需貸款，滙豐向其貸款500萬兩，讓左宗棠得以順利出兵。隨著戰事的深入，滙豐在1878年和1881年先後再向左宗棠貸款175萬兩和400萬兩。

隨著清廷的各種需要的擴張（中法戰爭、廣東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規越、滇桂借款等等），滙豐亦多次向其放款。據已故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師 G.B. Endacott 記載，清廷自1880年代初到甲午戰爭期前15年間，對外借款22筆，滙豐銀行就包攬了當中的14筆，佔借款額總數的68%。由於滙豐主要透過發行債券來為清廷借貸，而金融市場收取的利息和清廷付出的利息往往相差數厘，因此滙豐對清廷借款所得盈利甚高，佔當時滙豐每年純利的20%以上，甚至在某些年分高達50%。

在華的連番動作，讓滙豐在亞洲地區打響了名堂，並成為了亞洲金融業的領頭羊。1890年8月15號，在中國出版的最有影響力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就寫到，在中國只要一說「銀行」，大家就知道說的是滙豐。港督卜力更在1902年說到，在世界各地的郵局寫信填上 T.J.China ，信件就會送到香港皇后大道中滙豐總行，予當時的總經理 Thomas Jackson（香港昃臣道以其命名）。根據滙豐銀行的紀錄，的確曾經有一張註明「T.J. China」的明信片成功寄到其手上。

而由於當時沒有嚴格的身分證明制度，不少顯貴後人找不到秘密存款的憑據，讓滙豐白得了不少遺產。

由於在亞洲地區享崇高地位，滙豐後來更被英國政府授權在中國和日本駐有英國領事的城市發放薪水給英國雇用的人員。而滙豐和英國政府之間的良好關係，亦令英國政府多次協助滙豐爭取包攬清廷的戰爭賠款借貸，例如1895年馬關條約的對日賠款，和1901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滙豐在華的名氣，亦有助滙豐拓展存款和僑滙服務。清廷的滿漢顯貴，例如北洋大臣李鴻章、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等人，紛紛托滙豐保存各種或明或暗的收入。

當然，滙豐自己也非常會拉關係，特別是北洋系的大臣。1881年，蘇石蘭邀請曾國藩之子，駐英法俄公使曾紀澤為滙豐的鈔票題詞，將銀行由舊稱「香港上海滙理銀行」改為滙豐，取其滙款豐裕之意。滙豐天津買辦吳調卿是李鴻章的安徽老鄉，按吳調卿之子吳煥之的說法，李鴻章不時拿幾萬塊的銀票交托其父存款。

而由於當時沒有嚴格的身分證明制度，不少顯貴後人找不到秘密存款的憑據，讓滙豐白得了不少遺產。李鴻章死後，吳調卿將150萬兩交給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結果李經芳大怒，認為其父的存款不可能只有那麼少。

沒有滙豐就沒有新中國？

冷戰期間如果沒有滙豐為中國打破美國的金融封鎖，中國很多的對外貿易根本難以展開。

早前，中國輿論抨擊滙豐「出賣華為」，讓孟晚舟被捕——這實在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冷戰期間如果沒有滙豐為中國打破美國的金融封鎖，中國很多的對外貿易根本難以展開。

如果說1880年到1930年這五十年是在華外資的黃金年代，那麼抗日戰爭的爆發就慢慢讓外資在華步入了衰退期。但待到中共全面掌權，在華外資才迎來「黑暗時期」。

自中共全面接管中國大陸起，由於大量私人企業被其直接或間接控制，在華外資必須要中共首肯才能在供應鏈上游獲得原材料和半成品。以國族主義起家的中共不欲外資企業繼續在中國佔有巨大的市場份額，因此一直妨礙外資企業的供應鏈運作，壓縮其生存空間。另一邊廂，中共又不斷設法增加外資的營運成本和債務，例如挑動工人提高工作待遇、稱外資企業偷稅漏稅和未能履行戰前的各種合約、提高地租水電費。以滙豐銀行的上海分行為例，當地的華人員工以制服上有英文”wayfoong”——當時滙豐的英文音譯為由，要求管理層更換制服、把英文刪去。

而在無法開源的情況下，很多外資決定解雇業務不足帶來的閒置員工，代價是要負上足夠的遣散費。很快，在華外資企業就嚴重虧損，被迫賤賣資產和不停地向內地滙款。他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中共不容許他們的外籍員工在債務問題未解決前離開，就算要離開，也要他們換另外的外籍員工來華。按當時英國殖民地官員的評價，中共的做法是要把外資作「最大程度的擠壓」。很多大型的外資企業因此而損失慘重，而中小型的外資企業更加是血本無歸，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Aron Shai　就曾以「被囚禁的帝國主義」來形容這些外資企業。

滙豐在1954年12月7日的一封高層內部通訊就提到，中共非常強調其進出貿易必須英鎊結算，並建議滙豐想辦法協助中共處理其外部貿易的金融問題。

如是者，外資企業在華的資產基本上在1950年代初完全被中共收歸，外資企業幾乎全面撤出中國。單以英資企業的資產為例，按英國解密檔案所記載，這個數額已經高達2億到3億英鎊，按今日的價值計算保守估計達上千億港元。梁振英早前呼籲持有滙豐帳戶的內地和香港商界人士採取行動自保，避免成為類似華為一樣的人質，大概是忘記了中共歷史上曾多次以外籍人士為人質，換取西方國家的各種利益。

隨著1953年韓戰的結束，中共開始恢復經濟生產，並致力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早在板門店協定簽署前，十六家在英國從事對華貿易的企業就嗅到商機，率先派遣使團訪華，與中共簽訂貿易協定。面對龐大商機，這些企業丟棄被迫離開中國大陸的記憶，把「在華貿易」的政策改為「對華貿易」，並積極遊說英國政府逐步解禁對華禁運。而中共也知道，在中國曾經擁有龐大商業利益的英國並不甘心放棄中國市場，加上中共對香港的穩定有巨大影響力，因此決定先從英國入手，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

結果在短短五年期間，中英貿易的總貿易額從1953年韓戰結束的9700萬美元上升到2億300萬美元，而英國亦陸續開放對中國的禁運名單，將之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看齊。事實上，歷史不斷在重演，這些財團當年組成的英中貿易協會（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舊稱 Sino-British Trade Committee ）最近正在遊說英國政府不要放棄中國市場。而現在該會的主席，正正就是其會員、滙豐控股的公共事務部主管 Sherard Cowper-Coles。

然而，決議擴大對外貿易的中共要面對兩大難題，第一是外滙問題，第二是金融網絡問題。當時，中共對蘇聯陣營的貿易主要以盧布或以物易物形式進行，並透過蘇聯的銀行來進行結算。可是，非蘇聯的所謂「自由地區」一般只接受外幣結算，在美國的金融封鎖下，中共並不能利用美元和美資銀行的金融網絡做結算，而中國在外地的外幣資產，幾乎全部被美國所凍結。在韓戰期間，中國曾一度使用瑞士法郎支付入口貨品，但中國和瑞士雙邊貿易不多，亦無其他渠道獲取瑞士法郎，難以滿足需要。

就在這個時候，國家終於有任務交給滙豐了。滙豐在1954年12月7日的一封高層內部通訊就提到，中共非常強調其進出貿易必須英鎊結算，並建議滙豐想辦法協助中共處理其外部貿易的金融問題。當時，英鎊是緊隨美元的世界第二結算貨幣，歐洲和東亞很多國家均接受英鎊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就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定期把中國大陸對港的貿易順差和大量的僑滙交託給滙豐香港總行，讓滙豐從世界各地搜購大量英鎊，以應付中國對外貿易的結算。其中一大部分的英鎊，會定期轉送到中國銀行的倫敦分行，作為處理中國對歐州貿易的結算之用。

綜合英國解密檔案、滙豐的內部文件、中方的對外貿易數據，由1953年韓戰結束到1971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近四十年期間，中共在香港購買的英鎊平均有40%到50%由滙豐提供，每年為中共提供進口所需外滙的10%。

二十多年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第一個重返中國的外資銀行。現時，滙豐是中國最大的外資銀行，而恆生亦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型外資銀行。

若果說上述金額不算驚人，那麼滙豐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是配合中國銀行海外分行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龍頭公司華潤，處理各地的金融交易。而隨著中蘇交惡，中共和「自由地區」的貿易額佔中國外貿的比例從1950年代的不足四成，攀升到1960年代中的七成有餘。這麼一來，滙豐的金融網絡就顯得更為重要。根據滙豐的內部檔案顯示，滙豐在中國銀行要求下，利用其金融網絡協助了中共對日、澳、加拿大、東南亞和歐洲多國的貿易。就此，中國銀行要求滙豐銀行在1955年結束中國業務後，在上海保留一個辦事處。滙豐銀行新辦事處樓下正好是渣打銀行，它和滙豐一樣，負責協助中國銀行處理中國的對外貿易。如是者，滙豐在中國留了一個駐點，成為日後滙豐在中國復起的據點。

實際上，滙豐此舉是一個極大的賭博。隨著香港本地的工商業發展，當時滙豐的盈利重心已經回到香港。儘管缺乏明確的統計，我們無法得知滙豐協助中共開展對外貿易所獲得的利潤，但根據滙豐內部的通訊，再考慮到中共壓榨外資的歷史，這些利潤相信並不多。另一方面，美國亦一直密切監察著中共的財政狀況，根據解密檔案和一些回憶錄記載，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在很多在港中國企業的領導層中，均有線人。滙豐為了配合中國銀行和華潤公司，必須要小心行事，避免被美國政府抓到痛腳，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在韓戰期間已經發生過多次類似的事件）。

根據滙豐銀行和英倫銀行（英國的中央銀行）的檔案，滙豐在1965年收購恆生銀行後，就將大量的違反當時布列敦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兌滙操作交給恆生。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期間，一名香港親中華商向恆生銀行購買美元，被美國發現。當時的滙豐銀行副主席 Freddie Knightly 寫信向主席 Jake　Saunders 指，恆生的行為「極為愚蠢」，因為美國很可能會凍結恆生的美元帳戶，甚至連累滙豐。幸運的是，美國當時的考慮是把蘇聯看作頭號敵人，在中共沒有明顯損害其利益和破壞國際金融秩序的情況下，並沒有對中共出手。

賭博成功的滙豐，從此簡在帝心，二十多年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第一個重返中國的外資銀行。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更逐步開放其金融市場，滙豐和旗下的恆生在中國的多宗併購中頻頻得手。現時，滙豐是中國最大的外資銀行，而恆生亦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型外資銀行。

「誠哥」收購和黃的金主

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華資集團未來一片光明，甚至有可能可以把業務擴展到中國，而滙豐董事局主席沈弼可能就是看中了這點，故意用較優惠的條件出讓手中和黃股份，以向李嘉誠示好。

最後一個要分享的滙豐故事，是它和「誠哥」——香港首置富豪李嘉誠的一段故事。

李嘉誠除了被稱為「誠哥」外，亦有著「李超人」的外號——故事須回到上世紀70年代。當時，香港剛剛經歷了1967年左派暴動不久，本地營商環境正在陸續恢復。然而，當時不少的外資企業看淡香港前景，特別是得知新界的租借期快要結束的情況下，開始收縮在港業務、轉投海外。與其相反的，是「誠哥」李嘉誠、「四叔」李兆基等人為首的華人地產商，他們相信香港的未來，並在英資撤退時大舉擴張，此消彼長，慢慢在香港擁有了和英資企業分庭抗禮的實力。

以李嘉誠為例，它考慮到大量外資企業的大股東因為信心問題放鬆了對公司的控制，開始嘗試收購香港的外資上市集團。1977年，李嘉誠在一星期內極速以2.3億收購了
擁有中環希爾頓酒店（現在長實集團總部）的美資永高公司，開創了香港華資企業併購大行外資企業的先河。1978年，李嘉誠把目標放在頭號英資洋行怡和旗下的九龍倉，在短時間內分散收購了九龍倉約20%的股份。而怡和得知後馬上進行反操作，但因為其之前在海外有大規模投資，而成果有限。因此，怡和向與李嘉誠長期合作的滙豐求助。同年7月，當時滙豐董事局主席沈弼應怡和要求，和李嘉誠商談，請其放棄收購。李嘉誠考慮到和滙豐的關係，加上進一步收購股票的困難，放棄了計畫。

然而，短短一年之後，在1979年9月25日，滙豐就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和延期支付八成款項的優惠條款，向李嘉誠賣出了另一英資大行和記黃埔的22.4%股權，讓其成為和黃的大股東。當時，滙豐剛重整了因債務危機而讓股權陷入其手中的和記黃埔不久。礙於法律規定，銀行不能經營非金融業務，雖然有港府的通融，但滙豐需要盡快賣出手上的股份。當時，不少英美的大公司，例如怡和和太古，均對和黃虎視眈眈。

最終滙豐看上了李嘉誠，沈弼在收購前一天親自向李嘉誠批出了其收購和黃股份所須的兩成現款。而在收購當天，沈弼招開了董事局會議，並在兩小時內讓董事局同意沈弼的方案。有傳事前除了沈弼和另一名高層龐約翰（後來的滙豐董事局主席）外，其它董事根對方案一無所知，而和黃的董事局亦對此毫不知情。李嘉誠入主和黃後，香港輿論沸騰，而當時香港本地第一英文財經雜誌《遠東經濟評論》就以「李超人」（Super Li）為封面，從此「李超人」一詞在香港不脛而走，成為李嘉誠的代名詞。

這一年前後的重大轉折，很有可能是因為李嘉誠在1978年獲鄧小平邀請，出席天安門的國慶典禮。這代表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華資集團未來一片光明，甚至有可能可以把業務擴展到中國，而沈弼可能就是看中了這點，故意用較優惠的條件出讓手中和黃股份，以向李嘉誠示好。一如沈弼事後回應所言，「銀行不是慈善團體，不是政治機構，也不是英人俱樂部，銀行就是銀行，銀行的宗旨就是盈利。」如此一來，沈弼的行為可以解讀成為放棄短暫的小利，以換取日後更大的利益。

滙豐何去何從？

更大的問題是，現在滙豐無法看到戰爭最後的勝利者到底是誰——算他為短期利益輸誠，它亦可能在長線落錯籌碼而得不償失。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

從上述的滙豐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滙豐除了善於營商，更加善於作政治投資。這些政治投資，按呂不韋的講法，可能比一般營商所得的利益還要高。觀乎滙豐一筆筆的政治投資，我們無法不佩服一代又一代滙豐高層的眼光。一直到後九七時代，滙豐都仍然在香港保持龍頭地位，在「一帶一路」的相關項目中亦多有參與。如果說「環球金融地方智慧」是滙豐的座右銘，那麼智慧之前應該是隱含了政治兩個字。

然而，政治獲利高風險也可能更高，利益甚至無法在短期內兌現，而潛藏的長期利益亦可能和短期的利益相沖。雖然滙豐在冷戰期間冒著被美國制裁的風險為中共服務，但當時的中共並非美國的頭號敵人，而當時美國的勢力亦不及今天的美國。但當場景換到2020年，夾在新冷戰的兩大對手中間，滙豐並無任何周旋的空間。而更大的問題是，現在滙豐無法看到戰爭最後的勝利者到底是誰——算他為短期利益輸誠，它亦可能在長線落錯籌碼而得不償失。唯一能為滙豐提供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時間了。

（中孚，政治學博士生，專門研究政治暴力和政治經濟學）

參考文獻：

劉詩平著（2009）。《滙豐金融帝國（最新修訂版）》。香港：三聯書店。

紅色華潤編委會（2009）。《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

King, Frank H.H. (1988). The Hong Kong Bank between the War and the Bank inter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ng, Frank H.H. (1991). The Hong 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Richard and Kynaston, David (2015). The Lion Wakes: A Modern History of HSBC. London: Profile Book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