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喬瑟芬：演算法下的台灣公權力——迷因與梗圖，是公民社會的助力還是阻力？

【編註】：台灣公權機構（如行政院、內政部、海巡署等）的網路文宣，近年呈現「淺碟式網紅化」的面貌，一方面欲以貼近民眾和年輕人的宣傳方式達到政策溝通的目的，一方面也因大量使用迷因和梗圖、靠近民粹及保守價值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爭議。在日前台灣高度關注的「殺警判刑」一案中，台灣國家警察總署就對被告無罪的審判結果，在臉書專頁上發佈了「對判決無法接受、上訴到底」的帖子。本文梳理台灣公權力近年在網路上是如何演化的，並討論網紅化的呈現方式對公共討論的利弊。

台灣政府單位的網路文宣，這四年來迅速進化，紛紛從原本反應永遠慢不只兩拍、只會僵化被動地張貼政令公告，飛速蛻變成為訊息傳遞與病毒式行銷的高手。這其中的轉變，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民進黨本就靠著精準、有創意的文宣起家，社群人才也隨著蔡英文擔任黨主席，開始進入民進黨效力，對輿論也有比過去政治工作者更敏銳的觀察力和適應力。

二、2018年民進黨敗選的主因之一，是大量具煽動性的假消息流傳於一般民眾之間，各部會的反應卻遲滯如恐龍，甚至數月後才發現需要回應。敗選結果讓蔡政府痛定思痛，迅速調整溝通策略，各部會也開始延攬曾有選戰經驗、商業公關經驗的社群小編們進入政府部門，或為公務人員授課，或者直接以約聘、承攬等方式代為執行重要的網路文宣工作。

有這群生力軍加入，加上不少選戰幕僚提前回歸，立刻讓政府文宣「接上地氣」，不管是政策宣佈或澄清都變得一眼就能抓到重點。當習近平於2019年初發表對台講話，將不再具有模糊空間的「一國兩制」搬上檯面後，蔡總統強硬重炮回擊，文宣團隊全面出動，成功塑造了「蔡英文撿到槍」的氛圍，隨後快速立起「辣台妹」的形象，原本快跌破三成的民意支持率迅速反彈，各部會看到這個成果，也彷彿吃了定心丸，紛紛向總統府與行政院的社群經驗看齊。

三、「資訊戰」讓關心政治與國家前途的公民，意識到台灣不僅在傳統媒體上步步退守，連在社群上也一路挨打，當中國傾國家資本之力、以有組織的團隊在世界各地進行它的「大外宣」，並且著重以訊息擾亂台灣內部輿論、傳播有利統戰的資訊，台灣的公民團體卻只能靠一己之力，所謂「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當時幾個民間組成的事實查核機制的志工們，以及當時因同婚公投而受假訊息攻擊最嚴重的性別平權團體，只能每天看著已經回覆過的謠言變形後又再次流傳，深感無力。

選戰的挫敗與假消息的危害程度日漸發酵，蔡政府開始正視關於資訊戰的討論，正逢美國也正深受俄國資訊戰所害，又面對中國積極加入戰局，美國情報部門非常樂於和台灣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讓台灣的國安單位可以快速佈署，並且正式與臉書、Line合作，由受官方認可的獨立的事實查核單位配合。

當時，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提出以「迷因工程」在一小時內迅速反擊假訊息，作為對付有組織的網軍的最佳戰略，不少熟悉這套操作的民間高手，開始將經驗提供給公部門、手把手的教公務員們走入迷因世界。因為有了戰爭意識，各部會開始以民間企業處理客訴和公關危機的速度與態度，在第一時間正面回擊各種假消息，透過病毒式行銷，讓正確資訊成功擴散到一般群眾的視野當中。過去幾年深受假新聞所苦、節節敗退的台灣公民社會，得到來自公部門的一臂之力，開始止血、看到一絲曙光。

迷因與梗圖化的選戰：2020年大選

這場總統大選卻依舊深陷資訊戰泥沼，幾乎不存在認真的政策討論。

雖然政府迅速調整，改變與公眾溝通的方式與態度，這場總統大選卻依舊深陷資訊戰泥沼，幾乎不存在認真的政策討論，民進黨更罕見放棄重寫政策白皮書，而將全副精力放在與假新聞、假資訊近身交火，將競選政策全面圖文口號化，以對抗資訊戰中的各種攻擊。

由於國民黨在候選人產生過程裏，毫不遮掩其往反民主反多元靠攏的企圖，並且相關支持社群過去數年一直是假訊息的集散地，台灣公民社會為本於自身堅持的價值底線，即使不少人不見得喜歡民進黨，或是基於民主政治的監督理念，對民進黨仍保有戒心，但也都別無選擇，必須加入這場對抗假資訊的戰爭。

當公部門吸納了來自民間高手的經驗，甚至直接延攬人才加入政府團隊，這群生力軍也帶著他們過去與各領域網路社群的人脈，迅速串連起主攻社會議題與政治的粉專經營者、各路網路意見領袖、圖文作家、YouTuber們，與公民團體一起，聯手以大量迷因化圖文反擊、與假訊息展開競速。行政院長蘇貞昌、教育部長潘文忠更親上火線，每逢重大爭議，都親自拍影片、用常民語言對民眾喊話。

這一切也因為COVID-19的流行，來到了高鋒。最靠近這場新型流行疾病漩渦的台灣，因SARS經驗而格外高規格看待此事，對2003年還有記憶的民眾，也立刻將自己調整進入「準緊急狀態」，主動配合政府各種政令宣佈與政策。在急難當中，對於正確資訊的需求和渴望，遠超過承平時期，府、院與衛福部維持選戰時期的反應速度，持續在第一時間以淺顯易懂、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文，完成說明、澄清與政策公佈，並透過選戰時期建立起的官民合作模式，成功將訊息輸出到需要的民眾手上，甚至還外銷到眾多國際媒體上，例如「衛生紙之亂」中行政院的「一粒卡臣」的趣味圖文，還登上了日本NHK。

當手段變成目的本身

原本應該深化並團結共同體的資訊傳遞的過程，反而達成了使用資訊戰作為攻擊武器者的戰略目標。

但也就在這個時刻，公部門的社群經營開始頻頻出包、跨越紅線。近期最受矚目的兩個例子，分別是海巡署以藝人私領域的新聞作梗，雖是為提醒大家防範非洲豬瘟、不要鬆懈，卻逾越了「以國家機器評論個別國民私人生活、導引至特定道德價值結論」的份際。接著，鐵路警察被殺一案宣判，警政署長竟公開發文表示對判決無法接受、上訴到底，不僅無視民主法治中權力分立的基本原則，也迴避了基層員警長年未有足夠的裝備和教育訓練，且在人力不足下常要獨自處理危險事件的種種責任，反當起帶風向的旗手。

當晚，承審法官們的名單與照片被公佈在網路上，連被法院委託進行精神鑑定的醫師的臉書都被鄉民肉搜出來，湧入上千則不堪入眼的漫罵。我想陳家欽署長事前並沒有想過這種後果，恐怕也覺得自己非常委屈，畢竟他「只是為員警討公道」，並沒有「指使鄉民」。然而，當行政首長直接向民眾喊話，少了第四權在中間透過並陳不同觀點、提問，以試圖平衡民眾情緒、緩和網路霸凌行動的可能性，反成為網路風向的新觸媒。

當公部門對社群經營從陌生到上手，有些部門也開始往變向的KPI目標走去，競逐按讚、轉發，多數網友在公部門粉專的互動並非針對政策本身提出問題或討論，最大量的留言，其一是「無論你說什麼我都挺」，再者是和政治立場不同者互罵，第三多的反應，則是讚美小編們的「超有梗」，上至蔡總統，下至海巡署、農委會粉專下方的留言，都是同一幅景象（慘狀）。

公部門帳號本身同時肩負「品牌形象經營」的任務，加上社群工具的特性並不適合深刻複雜的討論，反倒成為快速表態、噴發情緒的舞台，人與人的互動極端碎片化，要寄望社群經營能夠發揮引領社會共識形成的過程，恐怕過於樂觀，公部門的社群經營，也不必肩負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但公權力最起碼的責任，是盡力平衡輿論、不成為多元意見交流的阻力。

可惜的是，在上述的變相KPI競賽中，政策立意往往被最大幅度簡化，溝通的過程被省略，公部門的發文經常成了資訊戰中己方陣營的「定調」，即使不是其原意，仍會被支持者當成去「出征」所有意見不同者的素材與依據，弔詭的是，原本應該深化並團結共同體的資訊傳遞的過程，反而同時也完成了使用資訊戰作為攻擊武器者的戰略目標：弱化公民社會、讓社會意見被激化且極化，腐蝕過去公民社會之所以能逐漸成形的基礎。

然而再把時間往前撥一點點，教育部曾以「猜猜這是誰的制服」系列，成功引起數萬網民討論曾發生在自己身上，或曾經在校園裡見過的霸凌行為，提醒身邊的人尊重多元。這個系列之所以成功，正是在深思後捨棄過度簡化的梗圖，為不同故事的訴說留下空間。

迷因文化的先天限制

很遺憾，迷因與梗圖文化走至今日，卻產生了很多與上述期待完全相背的負作用，網友間的「共感」往往是透過出征意見不同、對立立場者培養出來的。

迷因指人類文化裏，與生物衍化相仿的傳播現象，透過對某樣東西的模仿、再造、傳遞來發揮力量。迷因的初始形象來源，必須簡潔易懂，有時甚至必須有跨越文化和語言的特性，才會被不斷的再製與再創作。能脫穎而出的迷因或梗圖，必須有一目了然的特性，為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最大擴散度，通常要緊扣時事或知名人物，對其展開一針見血的影射或諷刺，或者喚起觀者的強烈情緒共鳴，刺激其分享意願。

這些特性，讓原本多半只有在次文化中流傳的迷因，在有演算法的社群時代，成了突破同溫層的最佳策略，成為資訊戰中不可或缺的強力武器，既能防守，也能攻擊。然而，一旦使用者沒有足夠自覺，或失去了初心，持續輸出的迷因與梗圖，也將大幅限縮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將政治變成簡化的對立，將一切價值的辯論縮小為只剩二元對立的選擇題；這是不論公部門還是民間社會在經營議題性社群時，都會碰到的難題。

以總統大選後期為例，長年致力環境議題的地球公民基金會為抗議礦業法修法再次被擱置，在蔡英文競選總部旁懸掛布條並以大聲公抗議。一個支持政府的迷因粉專便以圖文諷刺社運團體在綠色執政時就是大聲嘶吼的綠巨人，藍色執政時就乖順如羊。

引進迷因文化，原為在資訊戰中以最快速度反擊這種張冠李戴的資訊，然而這篇圖文是素來相挺執政黨、強調對抗中國的粉專所製發的，很多人因此深信環保團體「都是中共同路人」，甚至產生了「社運人士都親藍、監督政府其實都是幫到中國」的新鄉野傳說，即使台灣多數社運團體與民進黨是一路從黨外運動走來的夥伴，更是318反服貿運動的主力。至此，法案不再有討論空間，執政黨與公民團體間的競合關係該如何看待，也都不重要了。

迷因與梗圖文化另一個不利的先天限制，在於一個素材要讓多數人產生情緒反應與共感，有時難免和各種刻板印象甚至是帶有歧視的觀點，產生令人尷尬的重疊，舉例來說，即使不少女性主義者一再呼籲不要使用追求交往或性暴力的比喻來談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然而這些年來最廣為流傳的，仍是以此為主題的圖文。

而公部門在使用迷因元素中的影射或諷刺效果的時候，也很容易不小心逾越了份際，以上述的海巡署為例，公部門本就不應對個別國民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揶揄），哪怕只是暗示也非常不宜，只要不涉及該部門主管的違法情事，不管是他穿什麼還是在床上做什麼，都沒有公部門表達一絲好惡的餘地。

由紅遍國際的「台灣IT大臣」唐鳳，和素有社群教母美稱的張嘉玲等人帶入公部門的迷因文化，初衷是快速傳遞正確的資訊，促進大眾對於政策的理解與參與，敦促政府決策更透明、更廣納社會各階層的智慧與經驗，並透過這個意見交換的過程，形塑台灣社會成為一個堅實的共同體。很遺憾，迷因與梗圖文化走至今日，卻產生了很多與上述期待完全相背的負作用，網友間的「共感」往往是透過出征意見不同、對立立場者培養出來的。

再以另一個近來因為WHO在國際引起的爭議而廣為流傳的梗圖為例，創作者認為WHO秘書長譚德塞指控台灣對其進行種族歧視的攻擊，是自導自演，讓許多討厭WHO的網友覺得大快人心。但情緒過後，多數台灣人心裏的印象只有「鞋子裏那隻手根本是中國」，對理解WHO究竟如何牽動的大國間的政治角力，以及我們該怎麼爭取加入國際組織並和其互動，並沒有太多幫助，甚至當這樣的圖像佔據記憶、成為我們對問題先入為主的理解後，反而成為我們進一步認識與台灣有關的國際局勢的限制。

而建立在永遠懷疑、不信任、絕不能放鬆監督警戒名為國家的這部機器之上的民主政治的信念，又該如何面對一個執政黨及多個政府部門，紛紛掌握了時代尖端訊息傳播技巧，不只是發現自己能夠做到、甚至已經試圖帶起風向，讓輿論有利於其執政的現象呢？熟悉歷史、也認真看待人類血淚教訓的公民，大概很難不因此滿身冷汗、背脊發涼，尤其政府機關如今在社群工具上掌握的技巧與話語權，曾經是我們或自願、或不得以讓渡、合作，而一手養大的。

正因認清自身異於多數國家的特殊處境，台灣人深知若無法維護主權的完整，人民將不再是政治主體，法治和人權價值也無處落實，但公民社會力若不夠強大，主權也可以隨時成為壓迫者；我們不該天真以為只要踩好其中一端即可，自由與民主的延續，仰賴的是這場永恆的拔河。

小編出來挨打？

所有不當使用社群的行為，究責對象還是應該回到督導小編的公職人員身上。

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上述這個現象，並且心生警惕，然而，檢討的對象，常常是各部會的「小編」。即使在商業界，一個品牌的社群人員都不可能在不經討論下任意發佈消息，以台灣公部門的科層文化來說，小編自主的機率只會比商業領域更低；再者，許多小編是約聘外包，是低薪過勞的血汗勞工俱樂部一員，並不具公職身份，也不能享有公職的保障與福利，不應成為公部們卸責的替罪羊。所有不當使用社群的行為，究責對象還是應該回到督導小編的公職人員身上。

當公部門越來越習慣直接面對人民，小編們扮演的角色，也等同於部會的發言人，給予小編足夠的、關於政府單位與公職角色的認識訓練，就是公部門的責任。管理者在意、明白份際，小編們自然會被指示、被約束、被教育，但如果管理者自己也不懂，小編就容易出包當有趣，不明白自己敲的鍵盤，其實是國家機器的一環，絲毫輕漫不得。

這不是說公部門的社群經營從此必須回到過去那種枯燥的佈告欄模式，更不是說公部門的宣傳都不能有趣，而是主事者究竟把「有趣」當成手段還是目的？吸引一般民眾的注力力後，公部門的社群帳號是否稱職扮演讓民眾安心回饋自身生活經驗、收集建議，以求完善公共政策的角色？是否結合社群行銷的技巧，以更生活化的語言說明政策的立意，引導民眾彼此交換意見、持續思考？還是僅給予簡化的資訊、材料、扮演起「統一口徑」的網軍頭子？

即使迷因與梗圖文化有其先天限制，但使用者自身若有一致的信念價值，樂於和公民良性互動、教學相長，任何技巧都可以是有效的工具。若只想著一張爆紅的迷因作品，不惜逾越各種紅線去刺激人們的情緒、甚至帶起風向，是公部門小編不應該踩入的領域，更是小編們具公職身份的督導者應重新檢視自身的。

濫用公眾信任將會付出慘痛代價

公眾信任是所有稀缺資源中，得來最不易、也最脆弱的社會資產。

公眾信任是所有稀缺資源中，得來最不易、也最脆弱的社會資產。此刻在台灣，不論是公眾的注意力還是信任度，因這場疫情而來到前所未有的高鋒。然而隨著各國開始面對接下來艱困的經濟挑戰，如果應對之道還是只有一再餵食興奮劑般的迷因與梗圖，當人們發現這些無法幫助自己，對政府的信任度也會因此反轉，甚至可能連帶否認民主的價值，轉而寄望強人統治、利益至上。

當一般民眾開始對迷因越來越「習以為常」，訊息的傳播速率與信任度也可能因此遞減，觸及與互動數字下滑的焦慮，容易導致經營者越走越偏鋒、越極端，急切想喚回昨日的榮光，持續激化公共討論，也將快速消耗掉好不容易累積的社會信任。

最後，如果沒有對公共議題仔細的思考與佈局，迷因和梗圖文化很容易將政治討論簡化為非此即彼的對立選擇，甚至變成有權力者轉移焦點的工具。這種現象在如今台灣作為世界防疫模範生、好不容易於國際揚眉吐氣、容不得一絲汙點的心態下，也被更加放大，所謂「順時鐘」這個既是玩笑梗、也是多數民眾共識的背後，除了公民願意高度自制與互助的成份外，仍潛藏著一些不利民主深化的因素（非指陳時中個人），是疫情緩和後，我們不能再繼續逃避的。

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沒有捷徑，我們可以讓學習這條路的起點盡可能有趣，讓這個有趣的記憶成為後來碰到困難時得以支撐下去的動力，但終究，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產生，需要經過的那些複雜、沒有標準答案、艱難的辯論和選擇，是不可能只透過迷因與梗圖完成的，而需要更多願意問「然後呢」的人。民主政治裏，只有選民是不夠的，惟有讓公民社會強大起來，才越有力量抵抗任何形式的壓迫與極權，民主法治也能越穩固的順利運作。

（喬瑟芬，基督徒性別運動者，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