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國光：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價值關懷——韋伯、後全球化、與中國研究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應神戶大學王柯教授之邀，於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2019年總會（2019年3月於大阪）上所發表的主旨講演。在「端傳媒」厚愛予以刊發之際，作者首先要表達對於王柯教授的感謝：是他對於當前西方（包括日本）人文社會研究中價值缺失狀態的關切，促發了作者就此進行反省和批評。石井知章、倉田徹、阿古智子、水羽信男等各位教授的評論，也讓作者受益匪淺，在此一併致謝。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中文世界，面向大眾，發表這樣一篇本來是面對西方人文社會研究專家所提交的文章，不免會有嚴重的「錯位」之感。這是因為：一則，不可能要求中文讀者具備對於西方人文社會研究的歷史和總體狀況的某種把握；二則，就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和現狀而言，在「中國時間」和「世界時間」之間，存在錯綜的交叉和落差。簡單地說，中國的人文社會研究，尚未普遍採行「價值中立」的研究方法，與韋伯時代所面臨的問題甚為類似；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深度捲入全球資本主義，因此到處呈現出全球資本主義的精神症狀，其中之一就是人文社會研究中嚴重的「價值缺失」。這樣兩重問題疊加，似乎也正是中國當今時代錯位、現代和後現代雙重挑戰疊加的一種認識論反映。本文第三部分對此試圖加以論述，但未能充分展開；這裏加此一段按語，勉作彌補。

人文社會研究（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與價值關懷應該具有什麼樣的關係？近代以來，尤其是自德國社會科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以來，形成了強調價值中立（value free, or value neutrality）的方法論傳統。這對於過去整整一個世紀直到今天、以歐美為主流、此後擴及全世界的人文社會研究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一個最為重要的影響，在於人文社會研究遵循這種方法論而逐步走向所謂「科學化」，即以發現關於人和社會的客觀事實為出發點，採取不為研究者本身所持有的價值判斷所影響的基本取態，致力於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邊人文社會世界的運行規律。與此同時，價值判斷在關於人和社會的認識中日趨被邊緣化，乃至被排斥、被否定，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去價值化」成為潮流。也就是說，關於「是否應該」、是好是壞的判斷，常常被認為，與關於「是否如此」、是或不是的判斷，是相互矛盾、相互抵銷、相互不能兼容的；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一樣，人文社會研究也應該削弱乃至清除前者，而完全致力於後者。最近的二十多年來，隨着冷戰結束和信息革命的興起，這種「去價值化」的潮流達到一個新的高峰。

我這裏打算對這種潮流做一種宏觀的反省，重新審視人文社會研究和價值關懷之間的關係，對人文社會研究在其「科學化」發展中價值判斷佔據的位置和份量提出一些看法。為什麼要做這種反省呢？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從韋伯提出「價值中立」以來的最近一百年裏，人類生活的面貌變化極大，無論從個體生活的方式來說，還是從社會制度、社會互動、社會形態來看，都與一百年前有明顯、深刻、巨大乃至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會不會對韋伯一百年前提出的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傳統提出某些補充、糾正、質疑和挑戰呢？

現實的挑戰更為直接：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在很多方面深刻地改變了當代人類社會；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在制度政治經濟學上，體現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重塑，即國家（the state）不再持排斥市場或與市場相對立的立場，而是形成國家與市場兩者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互和解與制度運作中的相互配合——我稱之為「國家-市場聯結」（the state-market nexus）（註1）。 包括人文社會研究在內的人類知識生產，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其所運行的政治經濟學機制，也同樣為這種「國家-市場聯結」所影響、所改變、乃至所支配。人文社會研究近年來以「數量化」（quantitative research）為標誌而加速所謂「科學化」，在我看來，就是在機制上為這種「國家-市場聯結」所日益支配的一種表現。那麼，人類思維、特別是人文社會研究，是否只是數據計算的一個領域，而可以不具有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不需要任何價值關懷的指向嗎？

要在這篇不長的論文中詳盡回答上述宏大而根本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應該可以提出問題，並給出思考這些問題的某種理論線索，並由此達成一些最為基本的看法。為此，本文下面將首先回顧韋伯關於價值中立的方法論論點，並分析其歷史背景和學術意涵；接着，將把討論延伸到全球化與後全球化時代的變遷，觀察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起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挑戰，並由此引出對於以「倫理承擔」為核心的價值關懷的再次強調；最後，我將回到中國研究的領域內，試圖理解這個領域所面臨的特有困境，由此進一步論述價值中立與價值立場在有關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張力與一致，強調通過具備客觀性的人文社會研究來達至具有價值關懷的人文社會目的。

從韋伯提出「價值中立」以來的最近一百年裏，人類生活的面貌變化極大。這種不同，會不會對韋伯一百年前提出的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傳統提出某些補充、糾正、質疑和挑戰呢？

價值中立：韋伯方法論及其時代背景

1903到1917年間，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致力於完成他的關於宗教社會學和社會經濟組織等幾個宏大寫作項目的同時，先後寫作了三篇論文，論述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問題。（註2）通過這些論文，韋伯提出並闡述了後來以所謂「價值中立」（value free）著稱的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

當今對「value free」的一般理解，是「不做或沒有價值判斷」（「making or having no value judgments」）。在相關的社會科學詞典中，可以看到對「value free research」所做的這樣的解釋：

Research that has been produced by a completely impartial and dispassionate researcher. The proposition is that if a researcher can conduct a study shorn of his or her own particular beliefs, values,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this impartiality will presumably be reflected in the end product of the research.

粗略翻譯為：「即由完全不具偏見、去除激情的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這個命題意味着，如果一個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去除他（她）自身的特定信念、價值、偏見和意見，可以推斷，這種公正就會體現在這項研究的最終成果之中。」

與韋伯本人的相關論述相比，這些說法都未免簡單化了，簡單到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韋伯方法論。而且，這些說法，與其說是闡明瞭一種方法論，不如說是不得方法要領的對於某種研究狀態的「理想型」（ideal type, 或pure type —— 這也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註3）的描述。一個研究者，怎樣才能「去除他（她）自身的特定信念、價值、偏見和意見」呢？研究者作為一個生活在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人類個體，怎麼可能做到「完全不具偏見、去除激情」呢？在我看來，後世對於韋伯的「價值中立」方法論所做的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解和演繹，是造成當今人文社會研究中圍繞價值問題所出現的種種混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原因。不幸的是，正如我們這裏所看到的，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解和演繹可以寫進相關詞典，在當今人文社會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

作為思想深刻的學者，韋伯本人以其論述的複雜、精密乃至晦澀著稱。我們最好還是來看他本人是如何論述「價值中立」作為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的。可以引證的論述很多，這裏我選擇引用下面這一段，在其中韋伯強調了三點原則：（註4）

(1) to fulfill a given task in a workmanlike fashion; (2) definitely to recognize facts, even those which may be personally uncomfortable, and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his own evaluations; (3) to subordinate himself to his task and to repress the impulse to exhibit his personal tastes or other sentiments unnecessarily.

這裏嘗試翻譯如下：「第一，以工匠式的方式來完成一項特定 [研究] 任務；第二，絕對承認事實，即使是那些個人感覺不舒服的事實，並把這些事實與研究者自己的評價區分開來；第三，研究者自身要服從於他的研究任務，壓制那種展示自己個人口味或其它不必要的情緒的衝動。」

很明顯，韋伯的「價值中立」方法論，比當今社會科學中一般所理解的「價值中立」方法要複雜、豐富、精微並具有可行性。稍後一些，在對於「價值中立」的方法論作出歷史的和當代的批評之後，我們會回到韋伯主義「價值中立」方法論的精微和可行性上來，致力於形成在韋伯主義的價值中立和本文將要倡導的「價值重歸」或「倫理承擔」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現在，讓我們先來進一步理解：韋伯是在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背景下提出「價值中立」方法論的？他當時為什麼要倡導這樣的方法論？

粗略地說，韋伯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正在展現其力量、但也顯露出一系列制度困境的時代；特別是韋伯所在的當時的德國，更是處於後發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物質層面正努力追趕先進資本主義民族的階段（註5）。 就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和人文社會研究的關係來說，誠如黑格爾所喜歡說的，米娜發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才會起飛——就是說，人類智慧對於現實的認識，總是大大落後於現實本身，常常要等到現實進入「黃昏」階段，智慧才具有反省和認識現實的能力。因此，韋伯所提出的人文社會研究方法論，帶有雙重色彩：既有在歐洲背景下資本主義發展已經成熟時期而形成的相應的對於如何認識人文社會現象的根本方法論反省，也帶有在德國落後資本主義追趕歐洲主流發展時所具有的獨特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對於學術研究打下的烙印。韋伯的「價值中立」方法論，因此具有這樣雙重特點：韋伯常常把它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論來加以闡發，但同時也不斷以當時德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的特點來論證實行這種方法論的必要性。

就前一方面來說，可以認為，去除激情，不斷趨向於「價值中立」的所謂科學化思維方式，是在文化、精神領域，資本主義時代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根本區別。正如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在其名著中所指出的，前資本主義時代是張揚激情（passions）、重視榮譽的時代，而在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人們轉而推崇物質利益（interests）（註6）。 隨着interest（利益）佔據主導地位，「利益」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演化並擴展，從而被視為一種可以促使人們出現「有序與理性」（orderly and reasonable）的行為的動能。人們公認，「interest will not lie」（利益不會說謊）（註7）。 也可以說，遵循發現人們的實際利益並對此進行深入認識這樣一條通路，逐漸成為認識和理解人文社會現象的基本方法。事實上，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和霍布斯（Hobbes），作為近代社會科學（至少是政治學）的鼻祖，都以「去道德化」的認識和思維方式為基本特點（註8）。而在政治這樣本來充滿激情之爭的領域，能夠做出這樣的「去道德化」認知，那在認識的方法論上說尤其是意義深遠的。事實上，我們可以這麼看：韋伯提出「價值中立」，是遠宗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而對於資本主義時代人類認識人文社會現象的巨大進步所做的一種方法論總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把「價值中立」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而不是特定環境下的特定方法）加以闡述和倡導。

另一方面，韋伯強調「價值中立」，是和他在當時德國所面臨的現實政治環境和文化教育制度直接相關聯的。在當時的德國，大學是國家機構，目的在於培養忠誠的國家行政人員。（註9）在不可能明確反對這種體制的情況下（事實上，也可以說韋伯還在某種程度上認可這種體制），韋伯希望大學不要因為鼓吹某種所謂倫理或價值而辦成「神學院」。（註10）在政府強力主導、官方價值極力滲透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不具備充分的自主和自由的情況下，韋伯強調學術研究與公共討論這兩個領域的區分，希圖將關於價值的討論驅出學術研究，以減少乃至擺脱「強有力的利益集團」(「powerful interest groups」）出於黨派觀念（「partisanship」）對於學術研究的干擾（註11）。他說：（註12）

If, however, one wishes to turn the university into a forum for the discussion of values, then it obviously becomes a duty to permit the most unrestrained freedom of discussion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from all value-positions. Is this possible? Today the most decisive and important questions of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 are excluded from German universities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system.

試譯為：「如果有人希望把大學變成價值討論的論壇，那麼，很明顯，就必然要允許從所有不同價值立場上對於最為基本的問題進行最少限制自由的討論。這可能嗎？當今，現有政治制度的本質，排除了在德國大學中研究那些關於實踐價值和政治價值的最為重要、最具決定意義的問題。」從這段話來看，韋伯似乎並不從根本上反對通過學術研究來展開對於價值問題的討論。他所顧忌的，其實在於政治上的不自由，在於各種不同價值不能具有相同的自由而得到闡發、相互辯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文社會研究進行價值探討，得到政府支持的價值觀念勢必強力主導人文社會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價值中立」是保護學術研究不受國家政治干涉和滲透的一道「防火牆」。

重建人文社會研究的倫理承擔：後全球化時代的價值關懷

這裏我僅提出兩點加以討論，然後由此展開，通過與韋伯方法論的對話，提出我的觀點，即：在全球化/後全球化時代重建人文社會研究的倫理承諾。

很明顯，韋伯當年所處的時代背景，在今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根本的變化。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社會滄海桑田，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發展中民族去殖民化、共產主義興起和失敗、冷戰、後冷戰全球化、氣候變化等劇烈的時代變遷，現在來到了對於全球化的反彈力量正在上升、而全球化也依然強勁的階段——不妨把這個階段暫叫「後全球化」時代。那麼，這樣的時代，和韋伯的時代相比，與韋伯的「價值中立」方法論聯繫起來看，具有什麼樣的新特點呢？這些特點對於反省「價值中立」方法論又有什麼啟發呢？篇幅所限，這裏我僅提出兩點加以討論，然後由此展開，通過與韋伯方法論的對話，提出我的觀點，即：在全球化/後全球化時代重建人文社會研究的倫理承諾。

時代變遷的首要一個特點，是民主理念在全球範圍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個勝利在1990年代曾經是如此巨大，以致有人為此宣稱所謂「歷史的終結」（註13）。這個宣稱明顯地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不下二十億地球居民尚未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因此，它也形成了一個嚴重的誤導，即錯認為：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已經結束，圍繞這種對立而形成的一系列關於人類生活的基本價值的爭論已經完全不必要了。我認為，更為貼近實際的看法是（註14）：第一，民主固然在全球取得了歷史性勝利，但非民主制度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強大有力；第二，非民主制度在口頭上也往往宣稱自己是民主的，有的非民主政權甚至宣稱自己的民主比一般公認的民主制度更為優越；第三，傳統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嚴重的削弱和侵蝕，但仍然具有其生命力。（註15）

這一時代特點，與對於韋伯「價值中立」方法論的反省直接相關。在民主國家，可以不必存在韋伯在當年德國所具有的那種顧慮了；「允許從所有不同價值立場上對於最為基本的問題進行最少限制自由的討論」，在民主國家至少是具有法律乃至政治上的可行性的。當然，在非民主政體下，如同在韋伯的德國，這還是不可能的；我們所研究的中國，恰恰是最大的一個例子，對此後文將專門討論。這裏要強調的是，在我們所處身其中的環境，當制度上已經「允許從所有不同價值立場上對於最為基本的問題進行最少限制自由的討論」了，作為人文社會研究者，我們是否應當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展示自己的價值立場、探討最為基本的價值問題呢？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時代變遷的另一個特點，是全球化。這實際上是比第一個特點更為基本、更為巨大、更為深遠的變遷。更為基本，是因為這個變遷是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幾個世紀的長遠發展而言；更為巨大，是因為當今世界上幾乎不再存在沒有捲入全球化的國家（有人也許以北韓為例），這與大量非民主國家的存在相比尤其醒目；更為深遠，是因為這一變遷涉及人們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而不像民主那樣主要是涉及公共生活。問題是，什麼是全球化呢？貨物、金錢、信息、人口的全球流動，這些都是表象；而且，在本輪全球化之前，人類歷史上也曾經多次出現過這些方面的大規模、高頻率全球流動，（註16） 這次全球化又有什麼不同於此前類似現象的根本特點？對此，我給出的定義是：全球化即全球（大體上說）所有國家（states）接受市場（the market）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機制。人們常常把資本主義歸結為市場經濟，而冷戰時代的對立在根本上首先是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與國家計劃經濟（共產主義）之間的對立；當前共產主義國家也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時候，冷戰隨即結束，包括仍然保持共產主義名目的非民主政權也都採行市場經濟，這就是這一波全球化的制度本質，我也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註17）

就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言，我們看到，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型，對於人們認識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去除主觀激情、承認客觀事實為主要特點，到韋伯而集大成，提出了「價值中立」的方法論。那麼，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也就把這種認識和思維方法推到了頂點乃至極端。本文開頭引用的兩種來自不同詞典的對於「價值中立」的定義，在我看來，應該有這種時代背景。在這個時代，物質上的追求、高消費的慾望、金錢的那種支配一切的魔力，讓人們除了這一種激情之外，還談什麼別的激情，除了這一種價值之外，還會在乎世間任何的其它價值呢！（註18） 到了這一地步，「價值中立」如果事實上在和這「唯一的價值」即金錢可以衡量的價值形成了和諧的節拍，要求任何文化、精神、思想、學術也不必再去探討、爭論、堅持和張揚任何道德價值，那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吧？就在所謂「去全球化」的浪潮開始出現的今天，那些被視為「去全球化」思路的旗手們，如美國總統Donald Trump，所重視的，還是經濟利益——只不過他們認為全球化損害了他們的國家、他們所代表的民眾等的經濟利益，轉而訴諸民族國家的傳統力量來糾正這種損害。（註19）

顯然，當我們說到「金錢價值」等等時，就不能不為「價值」這個概念所含有的多種詞義所困惑了。必須明確，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的「價值」，完全不包括經濟學含義上的「價值」的意思。但是，即使如此，「價值「仍然有多種層面；因此，價值判斷也可以發生在多種層面上。簡單說來，在這一語境中，「價值」關涉三個不同層面，即實際功用、個人趣味、社會道德倫理（註20）。 相應地，價值判斷也可以區分為三種，即：關乎實際功用的價值判斷，關注在於有效與否；關乎個人趣味的價值判斷，關注在於喜好與否；關乎社會道德倫理的價值判斷，關注在於是否有利於整個社會趨於向善。其中，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最重要的區分，在於道德判斷與非道德判斷之間。（註21）

當韋伯認為研究者從事研究中要「壓制那種展示自己個人口味或其它不必要的情緒的衝動」時，很明顯，他所摒棄的價值判斷，是「非道德判斷」。而前引另外兩個關於「價值中立」的解說，即韋伯斯特詞典的解說和另一份關於社會研究的方法論詞典的解說，則要求在研究中排除一切價值判斷。這一簡單的對比讓我們發現，當代那種宣稱源自韋伯的「價值中立」方法，實際上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上背離了韋伯的本意：韋伯並未倡導在人文社會研究中排除關乎社會道德的價值判斷。韋伯明確要求研究者「壓制」那些出於「個人口味」和「其它不必要的情緒」而進行價值判斷的「衝動」；從一般意義上講，他沒有說過人文社會研究應該排除對於社會道德倫理的關懷。

自從人類開始有關於人本身和人的社會的思考出現，這種思考中都帶有某種價值關懷。為了區別多含義的「價值」概念與在社會道德倫理含義的層面使用「價值」一詞，我們不妨用「ethical commitments」（倫理承擔）來釐清並強調本文所主張的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價值關懷是什麼樣的特定含義。可以說，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價值和價值判斷在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研究中佔據重要的、無可替代的地位，體現研究者的「倫理承擔」。篇幅所限，以下對這三個層面的討論多是提綱式的。

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價值和價值判斷在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研究中佔據重要的、無可替代的地位，體現研究者的「倫理承擔」。

第一個層面，是人文社會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或者說，是人文社會研究作為人類精神發展的主幹的價值，作為人類自身不斷進步、提高、改善的必要途徑和內容的價值。這可以無關經濟價值；並不是說人文社會研究只有能夠促進經濟和科技發展才有價值。這甚至也無關實用價值，即，不是說，人文社會研究只有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實際問題才有價值。從根本上說，這種價值體現在它是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有的精神活動。

在這個意義上，從事人文社會研究，本身就是「激情」才能支撐的活動；如果單純為了「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我想在座的各位完全能夠找到並勝任比你現在所從事的研究活動更能賺錢養家的職業。恰恰是韋伯本人，十分強調這種對於學術事業的激情投入。他將之上升到人之為人的意義的高度，在談論年輕人是否應該投身學術生涯時這樣說：」For nothing is worthy of man as man unless he can pursue it with passionate devotion.」（註22）當然，韋伯沒有忘記同時指出，僅僅是這種激情，無論多麼認真和強烈，並不足以導向對問題產生科學結果。（註23） 很明顯，作為人文社會研究者的激情投入和倫理承擔，與研究活動中的「價值中立」，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不妨說，前者是本體論的問題，後者是方法論的問題；不能用方法論取代本體論。

在資本主義全球勝利的今天，大學、研究所等等也都在逐漸「公司化」，成為市場活動的一部分；在片面強調所謂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今天，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就把自己看作一個專業技術人員，而不去關注自己對於人類和社會的「倫理承擔」。有意思的是，一百年前，韋伯已經批評過這樣一種我們今天看來應該不會陌生的傾向了，即：「Nowadays in the circles of youth there is a widespread notion that science has become a problem in calculation, fabricated in laboratories or statistical filing systems just as 『in a factory,』 a calculation involving only the cool intellect and not one』s 『heart and soul』.」（註24）「心和魂」？這在今天的學者們、科學家們聽來也許是很新鮮甚至很奇怪的了！研究不是隻需要頭腦嗎？那卻正是韋伯所批評的認為研究只需要「the cool intellect」的觀點！今天的世界上，有數量龐大的人文社會研究人員，其中有多少人僅僅是為了一份工作（不錯，可以是很穩定的工作，尤其是拿到終身職之後）、一份薪水（當然不算太高，但是假期不短呢）來從事研究的呢？有多少人會問一問自己：我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要從事人文社會研究的？我冒昧認為，我們每一個人文社會研究者，有必要這樣拷問自己的內心，問問自己從事這項工作有沒有一種「倫理承擔」？

第二個層面，是對於研究選題的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無關選題的學術價值、經濟價值、職業價值，而是選題所藴含的社會道德價值，也就是其中的「倫理承擔」。每個研究者在進行研究選題時，當然首先考慮其學術價值，就是從學術本身來看是否值得去做這個題目；很多人還會考慮這個選題能不能拿到研究資助，會不會幫助自己升職，等等。這些，都是實用價值的判斷，不應該高於對於這個選題的道德倫理價值的判斷。

第三個層面，是研究過程中對於事實和發現的價值追問。不以個人偏好去改變事實、扭曲事實、隱藏事實，接受自己不喜歡的事實的存在，這是「價值中立」的涵義。而「價值中立」的適用範圍，在我看來，也應該僅僅到此為止。在事實已經得到發現的基礎上，研究者可以解讀、分析、論述這些事實中所藴含的社會道德倫理意義，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價值判斷。當然，正如韋伯所提醒過的，只是不要把事實本身和研究者的價值判斷混為一談就是了。

在中國研究中實踐價值中立與價值關懷的張力與一致：代結論

現在，請允許我回到我們的本行——中國研究，簡短地討論一下前述觀點對於中國研究的涵義。我知道，日本同行對於中國的研究非常深入，對此我十分敬佩；可惜，由於語言能力的限制，我很少有機會能向日本的中國研究成果學習。我所了解的中國研究，基本上限於英語世界和中文世界。

儘管身處全球化的今天，而且面對的是深度捲入全球化的中國，但我仍然深感，就學術研究而言，中國還是另外一個世界。這種「兩個世界」的現象，在我看來，主要是由於中國的非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這一制度拒絕接受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包括在日本和我所在的加拿大）人們所接受的關於公共權力的遊戲規則和這些規則背後的普世價值。那裏的政治、教育和學術制度，本質上更像韋伯所處的德國，但與韋伯的德國相比，政府對於人們精神生活的滲透、控制和支配，都要更加全面、深入、有力、細緻地多。即使在資訊高度發達的今天，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處處在電子技術與信息革命影響下的中國，哪怕與過去相比中國已經有了一些新的公共討論空間，但從總體上來說，特別是與民主國家相比，中國的信息流通仍然受政府高度控制，難以形成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公共討論，甚至大學、學術研究也都是為國家權力（在實行一黨制的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所嚴密監視的（最近幾年甚至愈發如此）。作為一個在中國成長、並曾經參與過公共生活的政治學者，我深感，韋伯關於「價值中立」的方法論，非常有必要在中國加以強調。在國家政權常常為了自己的需要而實行偏離事實的種種宣傳的環境中，對於研究者來說，首先需要弄清事實本身，包括令研究者不愉快的事實，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建立當代人文社會研究的起碼準則。對於我們從外部來看中國的研究者，這種「價值中立」的方法論也是很重要的。這就是說，要了解中國，首先必須具備不為政府所發布的信息所支配而能夠獨立地去發現事實的能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不意味着中國研究可以成為不需要研究者做出「倫理承擔」的領域。恰恰相反，進行中國研究而缺少「倫理承擔」，不僅在價值（normative）層面會失去人文社會研究的意義，而且就連在實證（empirical）層面要認識中國的現實也很容易陷入茫然。為什麼會這樣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在於那裏的政府強力主導各種社會價值觀念，從而給那裏的社會現實罩上了國家價值觀念的迷霧。不去分辨和釐清這層迷霧，就很難真正看到中國的現實。在西方的中國研究中，可以看到，跟隨中國政府的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來確定自己的研究選題的現象，正在日益增多。從根本上講，這就是研究者放棄「倫理承擔」、結果卻被外來的、強力的價值所主導的一種表現。

在西方的中國研究中，可以看到，跟隨中國政府的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來確定自己的研究選題的現象，正在日益增多。從根本上講，這就是研究者放棄「倫理承擔」、結果卻被外來的、強力的價值所主導的一種表現。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上文所講的物質主義的泛濫在消解民間本來的價值體系，這在中國似乎也特別明顯和嚴重。許多基本的人類行為規範，在這裏都在受到侵蝕和挑戰。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國生物科學家賀建奎進行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一般說來，自然科學的研究，較之人文社會研究來說，不那麼直接關乎社會倫理道德價值；那些汲汲於推動人文社會研究走向所謂「科學化」的力量，也往往因此強力排除學術研究中的「倫理承擔」。現在，我們看到，這種把「科學化」與「倫理承擔」相對立的假設，是有很大問題的。（註25）當自然科學領域也出現了由於「倫理承擔」的缺失而損害人類根本利益的現象時，我們能說，單單研究客觀事實本身，不必考慮事實的道德價值層面，應該是人文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嗎？

如前所述，學術研究不能放棄「價值中立」的方法，但是應該在實行「價值中立」方法的同時，在至少三個層面上張揚「倫理承擔」。「價值中立」僅僅是適用於發現事實的一種方法論，而「價值關懷」和「倫理承擔」則關乎人會社會研究的本體論，也就是其存在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研究的方法論功能。這兩者相互之間是既有張力也可以一致。可以說，中國研究尤其是這樣一個學術領域，在那裏，極有必要實行價值中立的方法論，也很有必要張揚人文社會研究的「價值關懷」和「倫理承擔」。將二者在其本來的張力中統一在某項具體研究之中，對於我們作為研究中國的人文社會學者來說，是一種砥礪智力、考驗心性的挑戰，也是在研究中走向突破、發展和收穫的一種希望。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中國研究及亞太關係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兼及政治思想和中國現代史；研究興趣主要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中國政治制度、中國對外關係等）

參考資料：

註1：Guoguang 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註2：Edward A. Shils, 「Foreword,」 to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p. iii.

註3：參見：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15-6.

註4：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 5.

註5：必須指出的是，德國在歐洲資本主義的早期起源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的這種「落後」是相對近代的現象。

註6：Albert A.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註7：Ibid, p. 40.

註8：參見：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volumes; Tom Sorel l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9：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 7.

註10：Ibid.

註11： Ibid, p. 6.

註12: Ibid, p. 8.

註1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3-18.

註14：以下三點看法，其可能有爭議的程度，是與排列順序成反比的。

註15：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Chapter 2.

註16：參見：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Geoffrey C.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Jü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 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 translated by Dona Gey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0).

註17：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chapter 2.

註18: Robert Kuttner,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Chapter 5. Also, Arthur Asa Berger, Shop 『til You Drop: Consumer Behavior and American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Avis Cardella, Spent: Memoirs of a Shopping Addict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0).

註19:參見本人關於「經濟國家」（the economic state）的相關研究，如：Wu,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chapter 1; Guoguang Wu,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Economic State: PRC and USA in Comparison,」 in Ino Rossi ed., New Frontiers of Globalization Research: Theories, Process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North and the Global South (New York: Springer, forthcoming).

註20：參見：徐賁，《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264。

註21：Brooke Noel Moore and Richard Parker, Critical Thinking (McGraw-Hill, 2012), Chapter 12.

註22：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35.

註23：Ibid.

註24：Ibid.

註25：人文社會研究與自然科學技術研究在什麼程度上有所區分或者可以沒有分別，是關乎人文社會研究方法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可是本文沒有篇幅討論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