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羅四鴒：穿越四十年家國苦戀，我們拿什麼紀念白樺？

2019年1月15日，中國大陸作家白樺（原名陳佑華）去世。放在2018年「大師結伴而去」的背景下，這位「過氣人物」的孤獨離去，在兩岸三地都沒有激起太大波瀾。同為作家，和身後極盡哀榮的金庸相比，相差更不可以道里計。

然而，倘若時光倒流至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之際，金庸雖然在香江為《明報》社評筆耕不輟，苦撐終見變局，但彼時的中國大陸卻幾乎沒有人能讀到他的社評。相反，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卻彷彿平地驚雷，在中國大陸掀起一場風暴。劇本中的經典問題——「你愛祖國，苦苦留戀祖國，而祖國愛你嗎？」成為一個時代振聾發聵的「天問」，由此造就了一代人的政治和社會啟蒙。隨劇本和電影而來的政治批判，也成為文革之後第一場重大批判運動。

一度身不由己捲入輿論風暴中心的白樺，在和「改革開放」同行40年後，以89歲高齡平靜辭世。然而，當年「天問」的意義，卻並沒有被「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成就」所遮蔽，毋寧說，在這個歷史關頭，它更加折射出這四十年的微妙之處。

白樺其人，與《苦戀》其劇

凌晨光：「不管怎麼樣，我們都要愛祖國！依戀祖國！儘管我為他走了半輩子的黑路。」

星星：「祖國！祖國！你要到什麼時候才知道祖國怎麼樣對待你呢？……你愛祖國，苦苦留戀祖國，而祖國愛你嗎？」

與同代知識分子命運相似，1949年後每一場政治災難，白樺似乎都在劫難逃。

1955年5月「胡風反革命集團」遭批判，曾和胡風一起參加過一個作家訪問團的白樺，為此被隔離審查了八個月。隨着「反胡風」 漸漸過渡為全國性的「肅清反革命運動」，白樺甚至寫好遺書，想一了百了。1957年9月，未曾顧及前車之鑑，白樺又被扣上「右派」帽子，千里迢迢遠赴昆明接受批鬥，隨後開除黨籍軍籍，逐出文藝界，在上海當鉗工3年，後又到紹興農村勞動改造。1964年，白樺重返軍隊，任武漢軍區創作員。「文革」期間，在武漢又有七年的隔離審查。

1979年，長春電影廠的導演彭寧想以畫家黃永玉的身世為藍本拍一部紀錄片，於是請黃的好友白樺寫劇本，白寫出了《路在他的腳下延伸》，隨後又在此基礎上改編為《苦戀》。劇本講述了海歸畫家凌晨光一生「苦戀」祖國、卻被摧殘得家破人亡的悲劇。隨後，彭寧據此拍出樣本《太陽和人》，但從未正式公映過，在引發軒然大波後，至今還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束之高閣。

劇情描述了畫家凌晨光家境貧寒，青年時與船家女綠娘相愛，後來因逃避追捕出走海外，成為著名畫家，後來又與綠娘有情人終成眷屬。1949年中共建政，凌晨光夫婦拋棄國外的一切，返回祖國，並在途中生下女兒星星。十年「文革」中，凌晨光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生日那天，凌晨光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無法容身，決定和男友出國。凌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你愛祖國，苦苦留戀祖國，而祖國愛你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後他顛沛流離，直到劇終一幕，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裏爬出了一個碩大的問號，問號上的那個點，就是他已經冷卻了的身體。

對《苦戀》的批判：鄧胡的不同態度

《苦戀》和《太陽和人》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巨大共鳴，但對它的批判也隨之而來。

由於白樺具有軍人身份，因此批判首先是從軍隊內部開始的。1981年1月，總政文化部領導召開政治部主任座談會，除了給電影定性外，還對作者做出處理「重新給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白樺戴上右派帽子，雙開除，押送還鄉，勞動改造」。

同年3月，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向鄧小平彙報軍隊政治工作，其中涉及《苦戀》。鄧小平說：「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由此，《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發起對《苦戀》的批判。4月17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20日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嚴厲指責其「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隨後，《北京日報》、《文學報》、《紅旗》等報刊也發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參見徐慶全《<苦戀>風波始末》一文，《南方文壇》2005年第5期）

與此同時，一些媒體如《文藝報》《新觀察》卻抵制對白樺的批判，甚至主動向白樺約稿，在《新觀察》第14期上，刊登了白樺的《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當總政通知白樺所在的部隊武漢軍區首先發起對《苦戀》的批判，遭到軍區政委李成芳的抵制：如果要武漢軍區率先批《苦戀》，先把影片發下來看看，同時下達一份正式文件。

白樺更是獲得了青年學生一代的支持。在北京大學，剛剛經歷過自由選舉的北大學生公開聲援白樺，學生會主席張煒組織討論會，對批評《苦戀》進行反批判，當時用《論言論自由》參與選舉的北大學生胡平參加了研討會，再次強調言論自由。

從《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浩大的批判開始後，關於《苦戀》引起的激烈爭論，引起了胡耀邦注意。

1981年5月17日，胡耀邦與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談話，主要是關於目前對《苦戀》批判，提醒要了解並考慮知識分子的情緒。胡耀邦談話後，《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

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所以這篇文章引起外國新聞記者的注意，當日，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發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

與此同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幾次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人民日報》卻堅持不轉載，胡喬木將此事彙報給鄧小平。

7月17日，鄧小平召見了胡喬木、周楊等人，對「自由化氾濫」作了一番嚴厲的講話。這篇講話後經胡喬木整理曾作為文件下達，並題為《對青年一定要注意引導》編入「鄧選」。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同時，鄧還指令《文藝報》寫出高質量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

8月3日，中央召集召開包括中央、地方、軍隊三方面共三百人蔘加的「思想戰線座談會」，會上，胡耀邦作了長篇講話，批評了「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處於軟弱的狀態」。他在強調「三個必須做好」時，第一個談到的就是「要把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而且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代表了一個錯誤傾向。」

8月8日，胡喬木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多次提到《苦戀》，並由《苦戀》對文藝界提出嚴厲的批評：「象對於《苦戀》這樣顯然存在着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表批評以後，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麼鮮明的態度。這不但是軟弱，而且是失職。」

至此，文藝界基本達成共識：一、《苦戀》應該批判；二、在對待《苦戀》的批判問題上，文藝界領導表現「軟弱渙散」。隨後召開的「首都部分文藝家學習小平、耀邦同志關於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基本圍繞這兩點進行，與會者無一例外對《苦戀》提出了批評。參加會議的《新觀察》主編戈陽，則對《新觀察》14期上發表的白樺的《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進行檢討。

其後，根據兩個座談會精神，在周揚、張光年、賀敬之等人組織下，由《文藝報》唐因、唐達成執筆，歷時三個多月，八易其稿，寫出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發表在10月1日第19期《文藝報》上。《人民日報》10月7日全文轉載。

1981年12月23日的《解放軍報》和1982年1月號的《文藝報》刊登白樺的《關於<苦戀>的通信——致<解放軍報>、<文藝報>編輯部》一文，至此，圍繞劇本長達兩年零三個月的爭論和批判結束了。

「兩場改革」的註腳

然而，無論對於白樺、還是對當時的中國文藝界來說，事情遠遠沒有結束。白樺所寫的每個話劇或劇本，幾乎都有與此相似經歷。除《苦戀》外，同樣完成1979年的話劇《今夜星光燦爛》以及由此改編的同名電影，被認為與前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類似，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存在「修正主義錯誤」，總政治部領導指令刪剪。1983年因為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白樺又受到將近一年的批判。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文藝界，白樺並非是個例。導演彭寧被禁，此後不得不遠走香港。除對電影劇本《苦戀》批判之外，還有1981年對中篇小說《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和話劇《假如我是真的》的批判。1983年開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對「異化」、「人道主義」的討論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這些批判與1978年不同的是，雖然鄧小平時不時反自由化，但最終沒有擴大為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對於思想戒律的懷疑、質詢越來越激烈，打破思想禁區的衝動更是讓1980年代成為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而這一切，到了1989年夏天戛然而止。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不少人開始懷念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但從鄧小平對待《苦戀》的態度來說，這四十年的內在矛盾也昭然若揭。在旅居紐約的學者胡平等人看來，所謂「改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1978年開始的改革在「六四」中斷，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經濟改革，與之前1980年代的並不一樣。胡平認為，「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國興起的改革浪潮，首先是政治的改革，其後才是經濟的改革……當時不管是民間，還有共產黨內部，出於對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對於政治改革，對於自由化，有着非常強烈的要求。所以鄧小平在80年代一次又一次發起反自由化運動，但是每一次運動都搞得虎頭蛇尾，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爭中，自由化力量民主運動力量愈戰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運動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八九民運達到高峰。」

作為八十年代改革歷史的親歷者，胡平的描述是基本成立的。而作為「文革」結束後的第一場重大批判運動——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判，正可作為胡平這段描述的一個註腳。

愛國主義規訓下的文藝創作

與《苦戀》幾乎同一時間，還有一部電影在中國上映，完全不同的主題有着完全不同的命運，這便是由歐凡、邢吉田、萬允吉導演、歌頌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僑政策的《海外赤子》。

這部音樂片講述了一位年輕女歌唱家黃思華，在報考部隊文工團過程中，因為華僑家庭背景而受阻。其父黃德琛出生於南洋，因出手救了被外國水手侮辱的女學生林碧雲，而與後者相愛並結為夫婦。中共建政後，黃德琛夫婦將兒子思國留給岳父，回到祖國參加國家建設，並在國內生下女兒思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黃德琛被定為「走資派」受迫害。思華也遭株連而難以參加文工團。黃思國從英國留學後回國探親。黃德琛被逼迫搬進優渥環境以掩人耳目，卻被思華揭穿，後者因此被調到打石場接受體力折磨。思國勸妹妹出國，思華卻堅定地回答：「我不能離開媽媽——我的祖國！」文革結束後，思華終於登上舞台，綻放藝術生命。

與《太陽和人》無緣放映不同的是，這部電影不僅當年婦孺皆知，其中主題曲《我愛你，中國》更成為膾炙人口的名作，直到今天，這首歌依然是最有代表性的「愛國歌曲」之一。

回望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體制用愛國主義規訓文藝創作，可以說從這兩部電影的不同際遇便可見端倪，並確認了一種持續至今的範式。

在文革剛結束時，中國人面臨身份和國家的雙重認同困擾，這個困擾就是白樺借《苦戀》提出的問題——你愛祖國，而祖國愛你嗎？這其實是向體制提出一個問題：國家、政府與個人之間究竟應該是什麼關係？在個人熱愛祖國的同時，政府需要對個人承擔什麼樣的義務？

而在思想解凍之初，這個體制用另一部電影給國民提供了一個標準答案，這就是《海外赤子》思華眼中的「祖國母親」。個人無論受盡何種屈辱，也要雖九死而不悔地無條件熱愛「祖國母親」。回望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體制用愛國主義規訓文藝創作，可以說從這兩部電影的不同際遇便可見端倪，並確認了一種持續至今的範式。

「我若是真的去了國外……」

在1989年之後，中國文藝界這樣的思考與探索在體制內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民間零星的思考，愛國主義已經成為規訓文藝創作的唯一範式。

2002年7月，白樺在接受鳳凰衞視的訪問時說：「我實在不是一個硬要往槍口上撞的勇士，屢屢給我帶來厄運的，僅僅是一個良知未泯者的歎息。」

而十多年前，筆者也曾經在上海同白樺交談，期間問道： 「如果可以選擇，您會選擇《苦戀》中凌晨光的路，還是選擇他女兒星星的路？」

白樺苦笑道：「其實我可以選擇，不過，我想若是真的去了國外，也會鬱悶而死的，像劉賓雁一樣……」

2018年7月26日，沙葉新去世；2019年1月15日，白樺去世。世人在悼念他們，但似乎沒有注意到，在1981年，他們兩人因為各自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和《苦戀》——對體制進行質疑，而受到體制的批判；更沒有注意到，在1989年之後，中國文藝界這樣的思考與探索在體制內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民間零星的思考，愛國主義已經成為規訓文藝創作的唯一範式。如今，在回憶與談論改革四十年的時候，更是忽略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曾經試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做過的努力與探索，反而將兩個改革混為一談。嗚呼哀哉！

電影鏈接：苦戀（上）、苦戀（下）

（羅四鴒，70年代後生人，現居波士頓，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