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新一輪關稅徵收後，中國對貿易戰的三個虛假希望

美國第二波對華增加關税，在9月17日靴子落地。如無意外，美國將從9月24日起，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10%的關税，並在2019年1月1日將關税上調到25%。

對未來抱有希望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將這種希望寄託在極小概率的事件上，那也要做好失望的準備。中美貿易戰，此刻情況雖然已經接近「至暗時刻」，但前方卻有極大可能變得「更暗」。外間常見的一些認為危機即將轉換的「希望」，大多經不起推敲，只會最終釀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對於很多中國企業以及利益相關者來說，這已是非常糟糕的情況。但事情仍然可以變得更糟：與第一波關税（500億商品，25%税率）不同的是，此次特朗普還附加了一個「觸發條件」：如果中國對此進行報復，美國將對剩餘的中國每年對美出口中餘下的約2670億美元部分徵税。而考慮到中國商務部已經在9月18日宣布了對600億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税作為回應，特朗普的「觸發條件」已經達到，因此中美貿易戰完全還有可能進一步升級。

與此同時，不同媒體渠道中，一些「樂觀」的聲音開始浮現。這些意見往往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國國內政治情況」，試圖說明特朗普的關税戰術隨時不攻自破，因此中國甚至不需要主動談判，在家坐等對手自行退散即可。這樣的虛假希望主要歸為三類：

第一，是認為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選舉將會改變貿易政策；第二，是美國消費者會因為關税傷及自身利益，而民意洶洶迫使特朗普轉向；第三，是美國商界將會施加影響，改變白宮政策。這三類意見十分典型，雖然各自都有一些事實含量，但完全不足以得出樂觀的結論。

如果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會改變美國貿易政策嗎？

這是一種「退一千萬步」的假設，實際上可能性微乎其微。中期選舉無可期。

讓我們來看第一個虛假的希望，即中期選舉。即將到來的11月6日，美國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33席面臨換屆選舉（另有2席特別選舉），而眾議院435席則全部面臨選舉。樂觀者的第一個假設是美國國會將「由紅翻藍」，即民主黨將會取代共和黨掌握兩院的多數席位，這當然是一種概率不小的可能，但遠非確定：大多數民調預測，民主黨有不小機會重掌眾議院，但參議院仍然是五五開的局面。

在此暫且大膽假設，民主黨真的能夠在兩院都成為多數。但即使民主黨控制國會，真的會改變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嗎？可能性是渺茫的。首先，民主黨沒有強烈的動力去改。從基本意識形態來說，民主黨本不如共和黨支持自由貿易。2016年大選期間，民主黨內對於該黨候選人希拉蕊一手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反對聲音比共和黨大得多，最終導致希拉蕊不得不從競選策略出發，轉而反對自己一度喻為「黃金準則」的TPP。

這一股反自由貿易的思潮，在今天的民主黨內仍然有相當強的政治能量。大部分民主黨國會議員自然不同意特朗普當前這套完全不講道理的關税政策，但也不會有特別大的動力去改變這一既成事實。畢竟，在醫改和移民這些民主黨核心關切面前，關税沒有太高的優先級。一個側面的證據是，在當前全美超過400個國會席位的競選活動中，真正將貿易政策作為核心議題的候選人，一隻手就能數的過來。

再退一步說，假設民主黨真的成為了兩院多數，又有心改變貿易政策，那怎麼去改？美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就吸取了「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案」的教訓，將徵收關税的權利，從國會轉移到總統（有些諷刺的是，這個憲制安排的初衷，恰恰是為了防止出現今天這樣關税失控的局面）。因此，國會並沒有現成的渠道去直接改變關税政策，而需要重新發動立法，去將白宮的關税權奪回國會。且不說茲事體大，即使執政黨也難以輕鬆完成。這個過程更有可能引發曠日持久的訴訟，在短期之內絕難實現。

有人可能又會說，即使民主黨無心改變貿易政策，但如果成功彈劾了特朗普導致白宮換人，也可以改變貿易政策。這是一種「退一千萬步」的假設，實際上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通俄門」有確鑿證據，彈劾總統在本質上卻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司法程序。

最終決定彈劾是否成功的，不是法官的判決，而是參議院三分之二的選票，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門檻，即使在特朗普時代，也暫時只有理論上的可能，且不說真的走到那一步，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就已經實質上進入憲政危機。而到那時，相比之下，關税可能只是一個小問題了。

貿易戰增加美國消費者負擔，會引起民意反對嗎？

這在美國當下空前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下，意味着在任何時候，總有一半左右的「民意」，不會主動尋求改變關税政策。

第二個虛假的希望，是所謂的美國民意。有論者從貿易理論出發，認為美國大幅增加中國商品進口關税，必將增加美國消費者負擔，從而引起民意反對。這個邏輯，部分是正確的：貿易的互利性質在美國主要體現為消費者福利的增加。而此次增加的關税，必然有一部分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作為普通美國人，一定會發現一些日常消費品，因為貿易戰而變貴了。但這個局部的現象，沒有考慮到美國宏觀經濟的情況：美國經濟目前正處於金融危機以來最為繁榮的時期，在減税政策的刺激下，2018年第二季度GDP增長4.2%——以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說絕對算得上是「高速」了。

同時，就業崗位穩步增加，就連長期停滯的工資和家庭收入中位數最近也開始增長。如我之前文章所提到的，這樣的景氣大環境，很容易掩蓋關税造成的消費者福利損失—如果一個普通美國人的收入顯著增長，那麼他/她也不會特別在乎在一些日常商品上多花一些錢。當然，美國當前的景氣有其代價，也不會是永遠的。只不過，這個轉折點恐怕不會很快出現。

另外一方面，「民意」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制度和不同場景下，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政治後果。美國制度是代議制民主，民意最終需要通過選票和選舉來表達。舉例來說，較為權威的皮尤民調今年7月的調查顯示，49%的美國人認為增加關税對美國不利，而40%認為有利，另有11%表示不知道。單從數字上來看，的確較多的美國人對關税持反對態度。

但是，民調同樣顯示，對待關税的態度在美國呈現極度的兩極分化：在共和黨支持者中，超過70%持支持態度。而民主黨支持者則只有15%支持。而美國的選舉制度安排又決定了，在中期選舉這樣的場景下，黨內的支持，遠比跨黨派的支持重要。因此，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眼裏看到的，不是那49%的普遍反對，而是共和黨選民中超過70%的超高支持率。

因此，即便是對特朗普多有不滿的共和黨建制派人物，比如在國會有極大影響力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也公開許諾，不會在關税問題上和總統對着幹。這在美國當下空前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下，意味着在任何時候，總有一半左右的「民意」，不會主動尋求改變關税政策。

美國商界力量會反彈嗎？

大部分的企業，恐怕也只會滿足於本行業不被波及而已，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足夠的商界能量來質疑白宮的根本貿易邏輯。

最後一個虛假希望，是所謂的商界力量。有一些論者從商業邏輯出發，認為貿易戰升級將會使美國商界蒙受巨大損失，而美國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必然通過遊說和政治捐款方式，改變特朗普的貿易政策。

這種說法也有部分的事實依據。商界擔憂不假，比較有代表性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調查顯示，在其會員企業中，73%已經受到了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而在8月的關税聽證會中，更是有超過60%的出席企業和機構反對實施關税。但是從「擔憂」到「改變政策」，卻不容易發生。

這裏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時代白宮政治生態發生了一場海變，特朗普動輒將看不順眼的企業「掛推特示眾」（如耐克，亞馬遜，蘋果）的行為導致注重公眾形象的美國大企業在向總統表達反對意見時多有顧忌，生怕一旦被認為和總統過不去就被「欽定」為全民公敵，這也就造成了不小的寒蟬效應–商界雖多有不滿，但又不願意或不敢公開遊說或批評政府。而特朗普最信賴的那些「忠心」的顧問中，又以貿易鷹派和反全球化派居多。因此美國商界雖怨言頗多，但卻很難改變白宮政策。

其次，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美國企業中，大部分並不是沃爾瑪，蘋果，或者亞馬遜這樣的超級企業。大部分企業只是專注於某一特定行業或領域，因此他們在有限的遊說中，往往只是試圖將本行業排除在關税覆蓋範圍之外，希望促成某種技術調整，而鮮有質疑整個關税戰略根本合理性的行動。

從幾次關税從最初宣布，經過聽證，再到最終確定的過程來觀察，關税的具體內容確實有回應行業訴求的空間，但大部分的企業，恐怕也只會滿足於本行業不被波及而已，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足夠的商界能量來質疑白宮的根本貿易邏輯。

至此，我已經逐一指出了為什麼那些常見的樂觀看法，都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我想不到任何理由對貿易戰的前景表示樂觀——今日的衝突升級，只恐怕還沒有觸及危機的底部。當前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極為關心貿易戰的可能出路，這的確是影響中國未來經濟乃至政治走向的一個關鍵問題。但尋找出路，首先要建立在正確評估現實的基礎上，如果連現實都無法認清，盲目地寄希望在一些無根無據的事情上，那麼出路也就無從談起。尋找真正的解決之道，還得從破除虛假的希望開始。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