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2月19日，華東師範大學青年教師江緒林在微博留下黑白照和遺書後，在辦公室自縊身亡，年僅40歲。江緒林生前先後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並獲博士學位。就讀於北大期間，他曾因紀念六四而被拘留。江緒林性情細膩而沉鬱，在政治哲學領域功力深厚，其精神困境也被視為當下時代中國自由主義者苦悶處境的寫照。他的同事、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劉擎曾評價：「他渴望的理想之光如此奪目，以至於自己被屢屢灼傷。」
緒林，今天是你離開兩週年的日子。
這兩年很長。我常常會想起你。但我始終沒有辦法，寫出一篇像樣的紀念文字，和你作個正式道別。也許由於這樣，我有時總覺得你仍未遠去，雖然我曾到過上海，並在你的墓前和你說過好一會話。
一
兩年前這個時候，我在台北，擱下一個正在準備的寫作計畫，全情投入寫一系列關於《小王子》的文章。2015年12月23日早上七時，我在微博發了一篇剛在《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小王子的責任〉，探討小王子最後為什麼選擇被毒蛇咬並消失於沙漠。我說，那是因為小王子意識到，他對他馴服過的玫瑰負有責任。
在文章結尾，我說：「小王子清楚知道，毒蛇咬了他以後，他的身體會死去；但人死後會有靈魂嗎？他不知道；就算有靈魂，靈魂有能力回到小行星中去嗎？他不知道；就算能回去，他的脆弱的玫瑰還在嗎？儘管蛇給了小王子迷一樣的暗示，他其實什麼也不能確定。但他依然選擇勇敢踏出去。為什麼？因為只有如此，他才有機會完成他對玫瑰應盡而未盡的責任。責任的體現，不在結果，而在心志。嚴格來說，小王子不僅是對玫瑰交代，同時也是在對自己交代，甚至是一種自我救贖。正如他臨走時所說，他的告別，就像脫落一層老樹皮。惟有如此，新的樹木，才會重生。」
這篇文章貼出來不到三小時，你在你的微博轉發此文，並加了以下評論：「聯繫到保松先生沈甸甸的實踐擔當，這種純個體的愛和責任敘事頗有一種失重感；或許散文僅僅是心靈舒緩，未必承擔著心跡證成。當大規模的邪惡和壓迫來襲時，訴諸歷史理性（積累的道德資源）能維繫尊嚴，訴諸神聖理性（內心的退守和超越）能維繫希望；此外，都市風情連帶其個體的優雅都可能被無情地吞噬。」
我當時讀到這段文字，有點被震懾住了，同時又有點失落。我想，你一定是對我失望了。你失望，自然是因為你對我有期望，甚至較我的自我期望還要高。我知道這點，是因為這是你在2015年2月14日專程來中文大學探望我時，鄭重和我說過的話。
我當時沒有在微博回應你。心裡只是想，緒林，請你等我一下，待我將整個系列文章寫完並出版成書，你自然能夠明白我的用心所在。
很可惜，你等不到這一天。
「當大規模的邪惡和壓迫來襲時，訴諸歷史理性（積累的道德資源）能維繫尊嚴，訴諸神聖理性（內心的退守和超越）能維繫希望；此外，都市風情連帶其個體的優雅都可能被無情地吞噬。（江緒林）」
二
你當時一定覺得，在大規模的邪惡和壓迫的時代，我的這些純個體的關於愛和責任的文字，即使如何優雅，恐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在這樣的時代，人要活出自己的信念（你所謂的「心跡證成」），要麼就是訴諸你所說的歷史理性，要麼就是依靠神聖理性，而不可能靠這類頗為「失重」的散文。
你的問題意識，我完全認同。如何在這個邪惡和壓迫的時代，活出人的正直完整，甚至活出某種不服從不妥協，一直是我念諸在諸的問題。我相信，你也一樣。我甚至覺得，也許正是因為這種人生取態，而不是我們的哲學立場，使得我們成為好朋友。
我曾和你多次說過，生活在這個時代，總令我有種巨大的屈辱感。屈辱感，源於人的價值。人的自由意識和尊嚴意識愈強，愈能體會這個時代加諸個體的種種屈辱，使得我們沒法好好活得像個人。亦因此故，當我目睹許多知識界朋友天天竭盡全力以其所學去歌頌這個時代的偉大時，總有莫以名之的羞恥和悲哀。
緒林，我必須向你老實承認，雖然你經常說我是個樂覲主義者，但我其實恆常活在惶恐當中，惶恐被這個時代同化和吞噬，惶恐無法找到支持自己勉力前行的精神資源。
自由主義的信念，足以支撐一個正義的制度和良善的人生嗎？或者問得更為迫切實在一點，在一個極度不義的社會，自由主義的理念能夠緩和乃至化解我們內心的巨大矛盾以及承受外在的巨大壓力嗎？這是困擾我和你以及許多同時代人的問題。
在時代面前，我們每個人都做了自己的選擇。
有人選擇了宗教，有人選擇了向權力投誠，有人選擇了玩世不恭，有人選擇了退隱。而你，用你短暫的一生和最後轟烈的死，向世界宣示了一種不屈從。你的這種不屈從，認識和理解的人實在太少。不過，我相信，早晚會有更多人知道。我更相信，這種不屈從，是我們應對這個恥辱的時代最寶貴的道德資源。
自由主義的信念，足以支撐一個正義的制度和良善的人生嗎？在一個極度不義的社會，自由主義的理念能夠緩和乃至化解我們內心的巨大矛盾以及承受外在的巨大壓力嗎？這是困擾我和你以及許多同時代人的問題。
三
既然我認同你的問題意識並且深深被其困惑，為什麼我會寫出這些在你看來頗為「失重」的文字？緒林，在《小王子的領悟》一書的最後，我其實回答了你的問題。我寫這段文字時，腦裡想到的，就是你。所以，請容我詳引於下。
最後，讀者或會問，既然你在談哲學，那麼什麼是你的哲學關懷？
讀畢全書，讀者應會見到，我的所有文章都在隱隱指向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時代，人該怎樣活，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
這個問題，對我們所有人都重要。要答好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人是什麼」有所認識，對什麼是「 美好人生」有所了解，對人的有限和脆弱有所體會，也需要對時代的特色和困境有所洞察。我有理由相信，這些問題，同樣是聖埃克蘇佩里的關懷。
這些關懷，和我們的時代有何相干？
類似的問題，我也曾在心裡問過聖埃克蘇佩里千百回：在他的祖國正受到納粹德國侵略蹂躪的時候，在整個世界陷入悲觀絕望的時候，為什麼他要寫《小王子》？為什麼在寫完後，他就以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情，從紐約回到歐洲，以超齡之年加入「解放法國空軍」，並於1944年7月31日，一個人駕著戰機，消失於地中海？
我也曾多次自問：在今天這個處於巨大轉變的不確定時代，為什麼我要來談《小王子》？
我的想法是──正因為世道黑暗人心無力，我們才特別需要夢想，需要信念，需要價值，也才特別需要學會馴服他人和活好自己。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力量好好走下去。
緒林，如果你仍然在生，我是多麼希望你能讀到這段文字。
我也想告訴你，我仍然相信，一種立足於自由、平等和人的尊嚴的自由主義，是有能力建構出一個正義社會，既回應我們時代的困境，也能妥善安頓我們的心靈和合理處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
聽說在你離去的這兩年，自由主義的理念在中國愈來愈受到質疑，愈來愈多人對它失去信心。我想和你說，至少我沒有。
我仍然相信，一種立足於自由、平等和人的尊嚴的自由主義，是有能力建構出一個正義社會，既回應我們時代的困境，也能妥善安頓我們的心靈和合理處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
四
我們初次相識，是因為你讀到我的《相遇》，然後從浸會大學特別跑過來找我，而我那時對你轟轟烈烈的事跡和跌宕困頓的人生一無所知。我們簡直是在一種「無知之幕」的狀態下，開始我們的友誼。再其後，我在國內出版《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和《走進生命的學問》，你也為我寫下慷慨而知己的書評。
我因此一直認定，只要我有著作出來，你是一定願意評論的。這兩年，我不僅出版了《小王子的領悟》，也在香港出版了《在乎》。每次捧書在手，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你在就好了，我又可以送書給你，又可以讀到你的回應。
在《在乎》的〈自序〉，我有過這樣的話：「我們堅持做一件事，不僅需要知道那是對的，而且那個對的價值必須走進我們的生命，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我們的身份和定義我們的存在。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足夠動力去堅持；也只有這樣，才能合理解釋我前面所說的那種『非如此不可』的狀態：當你被要求放棄那些至為在乎的價值時，你會覺得那背叛了你的生命，並令自己活得不再完整。真正活出在乎的人，往往已將堅持的信念化成生命的底色。他的在乎，不僅在成全別人，成全責任，更在成全自己。」
緒林，如果你還在，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說。
可是你不在了。你因此應該知道我的寂寥。
真正活出在乎的人，往往已將堅持的信念化成生命的底色。他的在乎，不僅在成全別人，成全責任，更在成全自己。
五
在你離開的那天下午，我在微信給你留下最後的話：「緒林，不要讓大家擔心你。我們還可以一起做許多事。一定要珍惜自己。」
這實在是很傻且一點也沒有用的話。但我又可以說些什麼而足以令你留下來？我曾為此反覆思量。後來我又想，既然你心意已決，為什麼一定要留下來？！
緒林，我有時覺得，你是用你的死，成全了自己。
就這樣吧。天快亮了。我去抽口煙。
2018年2月19日，清晨六時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一楼老哥稳啊，看的我浑身一个激灵
想起王小波言：「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我们多么需要健壮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从来不是唯一答案，不是最终答案。
那些拿起它又放弃的人只不过是迷信，以为自由化能解决一切问题。
自由不是唯一价值。而这正是我相信而非盲信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此，不必为自由的受挫而灰心，因为本就没有什么历史规律，来支撑它的存在，一切不过蝴蝶扇动翅膀般偶然。
也正因为历史是无序之物，自由派才有为自己信仰的这一价值在历史中取得一席之地的责任！
因而，“年轻人，不要哭，你可知，希望不会来”
但黄昏并未“溺死在广场”
希望也从来没有沉没。